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有可能在历史上最终失败(反思之一)
郭飞雄
————中国民主维权运动反思之一
宪政民主必胜，这是天道和自然法大势所定。但中国这一代争自由的人们并非必胜，如果犯下并继续坚持若干致命的生存策略错误，这一代自由理想者很有可能沦为现实的政治博弈场上的最终失败者。
2003年以来，坚守中间温和路线的民主维权运动在中国大陆兴起，在无数的英勇抗争和悲壮担当中艰难扩展，目前有上千名争自由的仁人志士仍然处在被关押、囚禁状态，这一严峻事实证明，经历了四十余年层叠累进的中国民主运动渐渐做大了，但并未做强。
在人类历史上，与当今中国民主维权运动颇为相似的，是1836——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
英国宪章运动以要求普选权为主要政治目标，其动员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当今中国民主维权运动。但是，宪章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们犯下了诸多战略战术错误，其中最根本、最致命的错误在于——他们以强烈的偏执的两极思维，以几乎接近于（逆向的）“种姓制”的决裂立场，坚决排斥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贵族阶层变革力量加入宪章运动，从而错失了从程序外扩至程序内、从边缘步入中心的历史机遇。其结果是，宪章运动一直被当权的贵族阶层紧紧压在边缘地带喘息，越战斗越削弱，最终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在底层政治运动彻底失败后，英国贵族阶层另起炉灶，酝酿、推动了1867年的选举改革，但变革的历史机遇被浪费了将近20年，平民阶层的政治崛起则被延迟了将近40年。大英帝国的衰落与此也不无关系。
化“权力垄断”为“人民主权”，化“国家主导社会”为“社会主导国家”，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基本主题。许多有心人仅仅认知到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政治竞争性，却没有深层地考量：政治竞争的基础在于，所有的政治竞争者都共享着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平台。在和平的现代工业国家，这一平台只能通过所有阶级共建全民共识、元宪法和文明的游戏规则，才能现实筑成。
阶级斗争和官民“死磕”，绝不是在中国本土实现宪政民主的可操作之路。通过官民大妥协打造全阶级联盟，建成一个全民共享的宪政民主平台，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必须完成的硬指标，同时也是这一代自由理想者必须经受的政治考试，如果考试不合格，一代仁人志士恐怕将被激荡变幻的历史所淘汰，只好改行从事低风险的思想启蒙，或者归隐山林，书写回忆录了。
一种深受两极思维浸染的文学浪漫主义，在民间言论界长期流传，它高调鼓噪一种对官僚阶层变革力量加以洁癖式、“种姓制”的彻底排拒的政治转型模式，代表着一种不公正、不切实际、注定永远被边缘化的错误的操作线路。这些继承了法国、俄罗斯式的“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哲学和狂飙激进情怀的文学浪漫主义者，长期躲在安全的“河那边”，主张种种“纸上好看”的最决裂的极端立场，同时无休止地攻击在“河这边”艰难奋战的行动者及其务实盟友的综合平衡、中道理性与温和路线，以自相标榜、损人益己。这种隔岸观火的坐而论道者居然能够长期“忽悠”如此众多的网友，实在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一大异象，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应该感谢后极权主义的思想禁锢制度对他们的单面信息的“间接支持”。
那种自以为极权金字塔必倒、民间大可收拾残局的盲目乐观想法，不过是怯懦的懒汉做梦。实力博弈自有实力博弈的严酷逻辑，道义价值如果无法转变为政治实力，恐怕只能继续仅仅停留在精神文化世界和生命悲剧艺术领域。独立大国的历史转型，从来都是充满了变数，存在着各种可能。管理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是，面对迷雾般的未来，决策者不能仅仅考虑“对我很有利”的那种可能，更不能把全部身家压在概率很低的那种可能上。
20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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