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中国民运元老朱虞夫亲述风雨历程整理/刘畅

2024年8月2日，从日本抵达美国与家人团聚的中国民主运动元老、中国民主党创党成员、浙江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先生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人温大同的采访，讲述自己投身民运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小学还没毕业。5月16号那天，学校通知说不上课了，毕业考试取消了，老师都到街上去宣传文化大革命去了。回家以后没事干，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就在社会上交朋友。有时和朋友一起到马路上去抢传单，看大字报。

那时候图书馆都不开放，还没有书，我从那些被抄家抄出的书里面，千方百计把不让看的马列、毛选以外的书偷回来看。我邻居家有个老太太，当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有点疯疯癫癫，被人看不起。我了解到她先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她儿子长得很英俊、很高大，叫大卫，估计她家也信仰基督教的大卫。大卫看到我，也很中意，说我这个人也是有书香气的，就约我到他家里去。我看到了很多书，也包括很多民国时期的通电。凡是通电的电文，不管当时的吴佩孚，还是其他所有军阀，在通电的结尾都会写“自由平等”这句话。

我那时起就开始接触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基于这样的成长环境，我不会跟随社会风向，而是心里面常怀一种悲悯之心，和深沉的良心道德观念。通过大量阅读这些书，我扩大了的知识面，也看到了新的世界。

陈维健的中学同学，是我的小学同学。陈维健的母亲是我老师的老师。我的老师把我带到他家，在杭州市金钗黛巷，于是我们就认识了。他家里有一台收音机，平时大家没事都去他家里听广播。那时候正好是1978年底，我从他家收音机里得知了北京的民主墙，还有当时团中央的演讲团。

演讲团由时任团中央副书记韩英带队，沿京广线一站一站南下，先到了天津、济南，后来又到了上海。我们在陈维健家里，每天晚上7点钟都要热血沸腾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国新闻和国际新闻联播，从来不错过，生怕漏掉了演讲团的动态。

得知下一站就应该到杭州了，我们写好大字报、标语，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韩英到了以后大家一起去接应。结果从美国之音中听说他已经被有关方面拦阻，不准他继续南下了。大家感觉到很失望，好像满腔的热血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一样。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决定照样把这些东西贴出去。

正值隆冬，我们戴着大口罩，穿着破棉袄，胸口挂着军包，里面放着传单，提着浆糊桶和大字报，每辆自行车后座带一个人，悄悄结伴而行。选定杭州解放路百货公司旁银行储蓄所的一堵20多米宽的墙，我们爬到上墙头，浆糊一刷，大字报一贴，之后马上走人。就这样，借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我们把杭州民主墙建立起来了。

四五运动基本是干部子弟组织发起的。后来我接手的《四五月刊》，最早在76年的时候负责人是叶航。叶航的父亲当时是萧山公安局的局长，叶航的高级参谋陈晓峰，其父是浙江省检察院的院长、民国时期的金萧支队。

沙孟海的弟妹，即时任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老太太，是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也给予我们极大帮助。沙文汉在1962年的时候被整死了，我们搞杭州民主墙的时候，陈修良老太太一个人住在杭大的宿舍。我们杭大也有好几个干部子弟，她就在晚上给我们上课，教我们如何摆脱警察的跟踪。回想起来，历史真是拐了个大弯呢。当年地下党就是这样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对付那些反民主势力的，她又把那时候的经验拿过来教我们。这也算是薪火相传吧。

最初的《四五月刊》主要是收录印刷北京、杭州的民主诗词。我看到《四五月刊》以后，就写信过去。他们有两个站点，通过站点的联络员来联络。当时有个编辑叫“边齐”，其实就是叶航的笔名。我跟他有书信来往，可是我还没见过这个人。

后来杭州民主墙开始成为我们联络的窗口，民主墙上张贴的大字报下面会有很多人回复，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我和陈维健共用“民鸣”这个笔名，意思是老百姓的声音，我们晚上把大字报贴在民主墙上，白天再凑进人群去看，发现上面有留言，写着：民鸣你在哪里，到联络点告诉我。

过了几天，我在大字报下面又看到有熟悉的人在抄大字报，我问他怎么在这里？他说老汪自己不敢来，给他两毛钱路费，叫他来抄大字报。那时我突然灵光一闪，我回去和陈维健等几个朋友讲，我们的大字报只是张贴出来，宣传面不够广，应该做成印刷品便于流传和阅读。他们对安全非常担心，说公安局一直在找我们麻烦，把我们写的东西作为作案证据在收集，在墙壁上面贴出去尚且要用铲子铲掉，如果再去印刷，不是把证据主动送上门吗？

我说既然开始做了，就不要怕出事，第一次贴大字报就已经被盯上了，躲也躲不掉，做事就要做到底。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办刊物，用了五个字作为座右铭，“吾行矣，可畏”，也就是“虽千万人，吾行矣”——我就是走了，做事就不要计较后果，管这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思想的现代化，你搞什么现代化。我们知道戊戌变法，看清代1906年的时候就提出来“现代化”，那是真正的现代化，而且已经是做出来的现代化。可是革命党孙中山已经不允许他们再搞现代化，此外当时也受到了苏俄的干扰。

我当年写了《盗火者》，就是79年的民主墙的回忆。当时呢，就是我们张贴《国民性一瞥》、《国民性二瞥》，就是像鲁迅批判国民性一样。当时我们的目的是铲除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没有这个土壤，文化大革命这支毒草长不出来。如果不把这个土壤铲除，只是剪掉这支草不解决问题，它还有根，还会再长出来。这就要求我们思想必须现代化，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有民主，要求有自由，要求每个人能够掌握他自己的人权。

当时我们提出要求释放包括四人帮在内的一切政治犯。我们指出“四人帮”也是政治犯，你今天通过审判他们来报一箭之仇，这其实是在报私仇。我们不是为了报私仇，我们也没有个人要求，我们是希望中华这块土地是净土，把那么多年来被污染的东西正本清源。在此之后，就有很多人千方百计想认识我。

叶航他们76年的时候办《四五月刊》，就是通过北京的四五运动、清明节的运动来悼念周恩来，大家其实都是心知肚明的。就像后来悼念胡耀邦一样，是因为大家对现实不满，才来借题发挥。可是皇帝心里也明白啊，你们并不是抬出周恩来就只是为了悼念周恩来，你们的目的是冲着我来的。所以老毛说要镇压了。但当年确实在没地方讲话的时候，利用周恩来，就可以讲上一阵话。其实周恩来这个家伙也不是好东西，这家伙一生也是罪行累累的，是做了大量坏事的。而且没有他，中国共产党会恶到这个程度，把中国糟蹋成这个样子吗？

我们的大字报是一期一期都做出来了，看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在民主墙那个地方也开始了互相辩论，有的人提出可以搞民主，但不要反老毛；有的人则反驳说，必须要反老毛。

我收听外台主要是为了交朋友。我们三五个朋友坐在那里，肯定有人在收听“敌台”，他不会特别说我听歌什么的。但当时环境其实也是不允许的，你不知道和你一起聊天的朋友，明天谁去报告。中国的密探制度是很厉害，历史上这个制度也历来是这样的。

信息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和徐文立有过一次聊天，他就认为中国民主党主席必须他们北京的人来做。因为北京受到世界的注视，他们一直处在新闻的热点和关注点上，在地缘政治上是稀缺资源，是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的。浙江搞得再大，也是外省，没有人到我们这里来，没有人看到。北京的民主墙为什么蜚声中外，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杭州的民主墙其实搞得比北京更好，可是没人知道。

后来我北京的那些朋友放寒假，回到杭州来，看到我们的大字报、印刷的刊物，也感觉到很好。我说等这一期搞好了，你们拿几十份带到北京去，北京的刊物也发给我们，大家交流一下。后来王军涛就给我们写信了，徐文立后来也提到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印刷的比他们好，里面的文章分量比他们的重，全都做的很精美。

王有才非常注意媒体的力量，他在注册中国民主党以前，为了第一时间让全世界都知道，联络了许多媒体。他为什么选择1998年6月25日这一天去注册，就是赶在克林顿在西安下飞机的那一刻，引来了大量的境外媒体记者。

6月25号中午，王有才一行人出发之前，我在王东海的楼下给他们送行。王东海的太太陈云惠挺着个大肚子，马上就要生了，我问王东海如果他今天万一回不来了，他太太谁来照顾？我说把他的名字换成我的。他无论如何不肯换，他说“虞夫啊，阿惠交给你照顾，我放心”。

王有才对我讲，“虞夫啊，如果我们进去，我们外面也是需要人的。我们不希望他们把我们一网全部弄到里面去了。你们在外面发声营救。我们在里面也会感到轻松，感到解脱的。”。这也是舆论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舆论，如果没有克林顿访华，也不会有这次注册。

注册可能吗，就靠那几个人可能吗？就算只有50个人的名单，也拿不出来的，就只有那么几个热心的人。在注册以前，我已经很明确的讲了，我们和这只猛兽关在一个笼子里，就要让他来吃我们，他不吃我还不放心。所以当时把我抓起来，我说我就怕你不抓，抓了才有动静啊，抓了才有分量。

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说，注册是开玩笑的，不要理他们，过几天就没戏了。我们就怕没戏，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刺激它啊，我们每个人把钱拿出来。当时王炳章先生确实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几乎每天跟我打电话，问我们注册的事情怎么样了？我说“他们”还要“研究研究”。我也知道啊，克林顿都回去了，还研究什么？但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把它做大。他说到马路上去，去发展民主党成员，见一个发展一个。那这是他的一个思路，可以用这么一种方式。

可是你说中国的老百姓，你去发展，他会来吗？这么麻木不仁的，这么一批浑浑噩噩的众生，根本就是唤不醒的。精英永远是少数人，就像沙里淘金一样的，根本就是非常困难的。

我当时就想到了，我去散发中国民主党宣言，印了2000多份。目的就是让中共来抓我。6月30号那天，我就被抓起来了。

我很难说王有才或者王东海的目，我只说我自己的目的。我跟王东海讲的很清楚，我们和这个猛兽关在一起，它一直是吃我们才生存的，但它现在向世界表示他已经改革了，它自称已经和以前一刀两断了，不再吃人了。克林顿相信了，整个世界都相信它了，它骗过了整个世界。可是我们生活在中国底层的人仍然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保障。它的话能算数吗？它现在肌肉长满了，变得连这个世界都很难对付了，它一直都是个魔鬼。

我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戳破它的谎言，我让他吃了我，我就怕他不吃。我说我们是哀兵求胜。我们要唤醒的是谁呢？我们要唤醒的是具有怜悯精神的这个基督世界。判重刑的政治犯就是我们这一批人，六四的学生领袖都判一年、两年、三年，判的不长，就是中共顾忌到这个世界上面的反应、反响。我们用自己的苦难，用我们的付出来唤醒人类的怜悯之心，唤醒这个基督世界——这个共产制度是不可救药的，必须消灭的东西。

我经常讲我烂命一条，我交给你算了。必须要有这样的人，否则老是停留在口头上。你不冲我不冲谁冲啊？你不干我不干谁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