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从街头到法庭：网红律师的觉醒之路

北京之春记者站 张致君

周君红，2024 年3月份期间，她在美国参加完加州律师考试（California Bar）后，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言论而被关注、广泛传播，从而意外“走红”。 她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发声对中国司法、人权、言论自由等议题保持关注和批评。2025年，周君红选择走上街头与中共的独裁体制抗争。

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午后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她的脸上。她目光清澈，却带着某种被风吹打过的锋利。娇小的女性身体中却隐隐有着异常坚韧的力量。

记者：周律师，您在国内做刑事律师许久，对中国的司法环境了解颇深，是什么契机让您反共了？

周君红：作为曾经专办刑事案件的律师，我经办了一些冤假错案后，开始对中共的体制非常不满，改变中共体制的念头从此在我脑海中不断盘旋。但公开反共的直接原因还是由于我在2024年3月份在美参加加州律师考试期间，我在网上批判中共的朋友圈意外走红后，迫于因言获罪，我放弃回国，而留在美国，导致我有家难归，与三个年幼的孩子骨肉分离。与国内丈夫的感情也因此遭受到重创。想到自己曾经温馨、幸福的家庭，被中共迫害的支离破碎，我选择与中共彻底决裂。

记者：那选择反共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现在的后果？

周君红：反共的时候，没有想到现在的后果。当时只是一门心思认为我在说我该说的话，并没有想其他的。

记者：那您现在害怕中共吗？

周君红：中共是个极权机器，作为个体，我当然害怕。但我是一边害怕，一边勇敢。我深知，反共是为了自己和所有中国人摆脱独裁暴政迫害的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会坚持做对的事。

记者：您有想到反共这件事得罪他们的后果吗？

周君红：有考虑过，但同时，我也做好了与中共抗争到底的心理准备，遇魔杀魔，我不会妥协任何中共对我和家人的迫害。

记者：您为什么如此坚持？

周君红：中共自上台以来，发动了多次运动，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到镇压法轮功，再到后来的迫害异己、屠杀人民等，都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导致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家庭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中共早已沦为民族的灾难，历史的罪人。只有彻底瓦解中共及其专制独裁制度，中国人的未来才有希望。所以，必须坚持。

记者：国内网上对您的评价您怎么看？

周君红：国内网上充斥着大量抹黑、辱骂我的言论，什么反华、卖国贼、抛夫弃子的润人、不孝女、电子宠物等等，甚至去年我还被他们造谣作伪证，被吊销律师执照，有的说我涉嫌经济犯罪，逃来美国。我知道，这些都是中共水军的操作，普通中国人上不了外网，中共水军将我发表的推文篡改后发布内网，故意让内网不明真相的网友来攻击我。而我自己在内网的社交账号早已全被封禁，我无法发声澄清那些诋毁我的言论。

记者：经历了这些后，您如何看待自己？

周君红：不管工作，还是生活，我一直坚持真善美的原则。过去在国内的时候，身边的人评价我是行业里的一股清流，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现在身处美国，我依然是这样。我一直都在做真实的自己，坚持做正确的事，无问西东。

记者：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有想过在国内的家人会如何吗？

周君红：在美国公开反共的时候，虽然知道家人可能会遭受到牵连，但没想到会如此严重。我母亲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被中共警察夫妇上门殴打，报警后，警方反而偏袒打人者一方。更令人愤慨的是，接案民警，还对我母亲进行暴力执法。并当面威胁、恐吓我母亲，如果我继续在美国反共，就把我全家人赶出中国，以后我侄子侄女上学和工作都会受到影响。还恐吓我母亲，要把我和国内亲人的联络方式全部切断。直到现在，我母亲被人殴打、被警察暴力执法的案子都没有被处理。7月份，我母亲投诉到当地检察院，检察院却不予受理。所以，在中共一党独大、官官相护的现状下，中国人的人身安全与人格尊严是随时得不到保障，随时都会被剥夺的。尤其是反共人士的家属，更容易被官方欺压。除了我母亲遭受到镇压外。因为我在国内被中共水军树立了反华的卖国贼形象，导致我的上小学的孩子也一并受到连累。前不久，我8岁多的孩子遭遇校园霸凌，导致喉咙被高个子同学掐伤。孩子的班主任居然不主动介入处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大哭了一场。内心更加痛恨中共的暴政，害的我不能陪在孩子身边，让我的孩子受到不该有的排挤与伤害。

记者：中共除了通过镇压您在中国的家属，还有什么手段直接伤害到您吗“

周君红：中共对我的跨国镇压，除了直接伤害我家人外，还对我本人实施了镇压。中共水军污蔑我是非法移民，威胁要美国将我遣返回国。我因为在考加州律师考试，他们又向加州律协恶意投诉我，目的是想让我失去参加加州律师考试，以及考试通过后获得加州律师牌照的资格。我在国内的律师证已经于去年年底被广东省司法厅强制注销了。

记者：在成为一名律师之前，您对“国家与法律”的理解是怎样的？你认为中国是个法治国家吗？

周君红：在我成为一名律师之前，我对“国家与法律”的理解主要来源于教科书上的内容。所谓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管理、组织和协调社会关系的权力机构。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体系，用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强制性和普遍约束力。法律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工具，它规定权利与义务，设定行为底线，对冲突与矛盾进行裁决。

在我做律师之前，我一直以为中国就像书本上所写的那样是个法治国家。且天真地以为，我只要学好了法律，利用好法律武器，就能为自己和他人保驾护航。直到我做律师，接触到大量的冤假错案后，我才知道，在一党独大的中共国，没有法治，只有人治。中共不仅控制立法、司法、行政，还垄断军队、媒体和经济命脉。致使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批判的权利，甚至就连喊冤叫屈的机会都会被剥夺，这是导致大量司法案件被黑箱操作的根本原因。中共《宪法》第35、36条明确规定，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但中共却赤裸裸地践踏宪法，干涉以及 剥夺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足以看出，中国没有法治，只有人治。

记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彻底认清了体制的本质？面对反共，您有没有过“后悔站出来”的时刻？

周君红：在中国做刑事律师期间，看到一个又一个冤假错案的出现，以及多次投诉无门后，我彻底认清了中国体制的本质。共产党的理论本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它强调“敌我划分”，强调党大于一切，维护政权高于一切，由此导致了制度性的迫害。例如，异见人士、信仰群体、维权上访者都被视为“威胁”，因此才会出现被送入精神病院、被打压、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情况。共产党理论坚持党对社会、经济、司法的绝对控制。这也是为什么民营企业家在没有违法的情况下，依然可能被整肃、资产被掠夺。因为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党”，而不是独立存在。在共产党的思想指导下，个体生命的尊严从属于政权利益。活摘器官、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群体的迫害，就是这种“党高于一切”理论的直接后果。面对反共，我从来没有后悔站出来过。我的性格就是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坚持到底，

记者：您如何理解“法治”与“人治”的差别？在反共的道路上，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周君红：我对法治与人治的理解，所谓法治：指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主要依靠法律规则，法律具有最高权威，一切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受到法律约束。即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法律大于任何组织、个人和党派。

而人治：指国家治理依靠个人意志或少数权力者的决定，法律往往只是统治工具，服从于当权者的个人好恶。执政党的政策与内部领导的看法大于法律，这就是典型的人治。

在反共的道路上，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变得更坚强，不再畏惧网暴，我知道了自己的使命所在。我认为是神把我留在了美国，目的就是希望我能为消灭中共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将中共及其刽子手送上历史的审判台，彻底瓦解中共专制独裁制度，为所有遭受中共迫害的人伸张正义，是我内心最迫切的愿望。

记者：在最孤立无援的时候，是什么让您坚持下去？如果有一天中国实现民主，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周君红：去年，我发表的反共言论意外走红，被大肆网暴，被迫放弃回国的时候，是我最为痛苦、孤立无援的时候。我甚至一度躲在房间不敢出门，害怕遇见中共间谍来报复我。内心充满着不安、愤怒与无助。但因为我是个基督徒，在2014年的时候，我就受洗了。我就靠着信仰上帝，每天祷告、祈求、读经来增加内心的力量。有一次，我读到腓2: 13-15经文：“因为您们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您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您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 神无瑕疵的儿女。您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因为我内心已立志要推翻中共，仿佛这段经文是为我而写。让我从中感受到了莫大的安慰。马太福音7:7 说：“祈求，就会给您们，寻找，就会寻见，叩门，就会给您们开门。”所以，我相信，只要我坚心倚赖上帝，我就能实现推翻中共，为自己和所有遭受中共迫害的人伸张正义的理想。如果有一天中国实现民主，我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和父母、孩子团圆，一起庆祝独裁政权的垮台，新中国的诞生。

离开的时候，她提到自己还没有通过的加州律师考试。她笑着说：“我会考到通过为止，这样我就能继续当律师。”
阳光照在她的背影上，那笑容并不轻快，却带着一种沉静的倔强。

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奔跑。
她知道前方可能依旧荆棘满路，但她已经不再回头。

（图为周君红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口，抗议中共非法拘捕709律师）

北京之春 记者站 张致君

于2025年9月 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