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凡响的大学经历（九）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1962年5月在广东深圳与香港之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逃港”事件。这年5月5号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下令撤除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边防岗哨，开放边境，任民众自由赴港。开始还只有深圳附近一帶带的人知道消息，有胆大的开始逃往香港，后来消息一传开，许多广东内地的人也纷纷扶老携幼加入逃港大军。据后来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广州文冲一带放蜂时，听文冲的民众说：当时在广州通往深圳的公路上到处都是从广东各地闻讯赶来逃港的难民，他们扶老携幼，不畏艰險奋力沿广九（香港九龙）公路往南走，去寻找他们所憧憬的新生活(文冲就在广九公路旁边)，我问他们当时为何没有加入逃港的洪流？他们说因为文冲是广东最著名的荔枝和蔬菜种植区，由政府供应粮食，生活远比农业区要好，加之乡土观念强，不愿离乡背井，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香港冒险，他们村中也有不少甘冒风險参加大逃港的人，后来在香港都发达了，村民们对当时不敢逃港都后悔莫及，这是后话。

到后来参加大逃港的人越来越多，毛和中共中央认为这有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颜面”，于是于5月25日下令,重新封闭边境，仅5月25日这一天，被边防军警和沿途民兵截获遣返的逃港民众就达五万数千人之多。

等我从广东同学家人的来信中获知大逃港事件时已到了六月初，边境早已重新关闭，令我后诲莫及。我想要是我在5白25号之前知道这个消息，我必定会用“密码”电告河南的大哥，并约同长沙的弟弟一起加入到大逃港的洪流之中，如能去到香港便可实现办报纸揭露毛和中共罪恶、宣扬民主宪改、啓蒙大陆民众的愿望。

不过这次大逃港使我知道通过深圳躲过边防军警的截杀是一条可行的出逃途径，虽然存在较大风险，但为了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这个风险是值得一冒的，为此我们兄弟都加强了自己的游泳训练。

有一次从《人民日报》的一篇报导中又了解到一种逃离中国大陆这个樊笼的途径，那篇报寻是云面省滄源县委书记写的，内容是：宣扬滄源县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呼吁内地有文化的青年人到那里去支援边疆建设，我从地图上看到滄源县紧靠中缅边境，是个森林茂密的山区，加之人口稀少，是个理想的越境地区。我便用密码与大哥商定，大学毕业时，以支援边疆建设的名义申请去滄源工作，了解清楚情况，并作好越境的计划和准备之后，再通知大哥和弟弟以探亲的名义到滄源会合，一起偷渡到缅甸，以达到在境外办报纸喚醒民众推翻大陆共产独裁暴政，拯救大陆民众于水火的目的。

很快大学前三年的基础课课程就结束了，从大学四年级开始便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开的专业课程主要有：稀有元素化学、放射化学(因稀有元素中有许多元素都具有放射性如铀、钍、钚、镭………等)、稀有元素的分离与提纯……等以及相关各课的实验课。

尽管我的人生目标早已不是从事稀有元素化学的研究，而是要为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然而我还是一如既往认真地学习这些课程和做实验，一是因为我确实非常喜欢从事科学研究；二是因为我非常希望用尽可能多的知识来充实自己的人生，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更充分地享受自己的人生，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因为此时我希望自已能成为这样一个人：不仅最艰难困苦、最充满风险的生活、最粗笨沉重的工作和劳动他都能承受；最粗俗的生活他也能乐在其中；而且最精美高尚的文化与生活他也会品味、享受，诸如东西方古典文学名著、古典音乐、唐诗、宋词、元曲，东西方绘画、摄影、中国书法、西方的戏剧、中国的京剧、黄梅戏和许多地方剧种、各种科技常识、中外历史概况甚至美食，养身、保健这些方面。他虽然不可能每一项都成为专家，但他必须具备这些方面的常识，使他在这些方面都具备欣赏、品味和适应的能力，只有这样他的人生才能丰富多彩并充满乐趣；他的身体和精神才能始终保持健康与活力。

进入大四后，男女生寻找合适的伴侣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不可迴避的现实问题，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学们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二是：经过大学三年来的共同生活学习，男女生之间彼此都有了较深的了解，许多男女生之间都有了彼此心仪的对象，所以尽管当时的高校禁止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谈恋爱，但这种源自人类繁衍和性爱本能的情感，哪里是中共当局一厢情愿的一纸禁令所禁止得了的。所以到大三以后，男女同学之间出双入对的现象便与日俱增起来，其中也不泛师生之间的恋情，因为许多年轻的教师都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与大学生们年龄都相仿，师生们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之中摩擦出爱情的火花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我班一位郭姓女同学，就与我们的一位教有机化学的费老师相恋，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二人最终未能结为连理。而我系58级一位胡姓女同学与一位也是教有机化学的王老师相恋却终成眷属。

基于我在大学期间在学习、为人处世和人品方面的表现已获得绝大多数同学的好感(包括不少外班、外年级的同学在内)，当然也包括一些女同学，所以那时也偶有女同学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我的好感，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遵守自己立下的誓言，我都十分礼貌、十分委婉、十分明确地、早早地将这些苗头拒之门外，这样做既不会损害对方的尊严；又不会给对方造成较深的痛苦。

这其中也有我比较心仪的人，其中一位58级的被老师们誉为化学系两位天才学生之一的女生胡ＸＸ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曾在61年夏季一起在湖南制药厂买习一个多月时间，相互之间有过一些交往、互相了解，我对她也有好感，她也曾明确地向我暗示过对我的好感，但为了我的理想、责任和立下的誓言，我还是在这种感情萌发之初，便用明确无误的暗示加以婉拒。

那次到湖南制药厂实习主要是配合惯于搞群众运动的中共当局在科技界发起的在全国科研和生产上推广应用超声波技术的运动。超声波在当时被中共科技界吹嘘成了一项在科研和生产应用上无所不能的新技术，特别是在化工研究和生产上据称更是作用“神奇”，在超声波的作用下可以使许多要在高温、高压之下才能进行的化学反应，在常温、常压之下便能进行；可使许多要在催化剂的作用之下才能进行的化学反应无需催化剂便可进行。据称超声波在农业生产上也有重要作用，超声波可以促使种子萌发；在超声波的作用下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总之超声波被中共当局的“科技界”吹噓成了在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上无所不能的新技术。

我们到湖南制药厂实习时，该厂上上下下，从厂领导、行政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直至普通工人都在制作简易超声波发生器。就是找一截小钢管或小铜管把管的一头压扁仅留一0.2毫米左右的窄缝，再在窄缝内嵌入一块剃鬚刀片(刀口向管内)，然后再把管的另一端接在高压气泵的排气胶管的管口上，啓动高压气泵，高压气体从窄縫中高速喷向刀片引起刀片高速振动从而产生超声波向四周传播。这种简易超声波发生器，产生的振动频率是否能达到两万赫兹以上都还有问题，因为这与气泵的压力、窄缝的宽窄程度和刀片的厚薄都有很大的天系，气泵压力越大、气体喷出速度越高、窄缝越窄、刀片越薄则刀片产生的振动频率越高，就越有可能产生超声波。

我们实习的车间是生产呋喃西林的，呋喃西林是当时的一种治疗消化系统炎症的有效药物，对于因消化系统发炎引起的腹痛、腹泻都有很好的疗效。我到车间后，也找工人师傅们帮忙到材料库找来一小截紫铜管，又到商店买来剃鬚刀片，也照样做了一个超声波发生器，我和工人们也在生产过程之中应用这种超声波发生器。那就是在呋喃西林生产的最后一道工艺，就是在把两种预制好的中间产品加在一个容器之中使他们产生化学反产，最终生成呋喃西林沉淀(最终产品)时，如果把这种土超声波发生器插入反应液之中，啓动气泵后可在反应液中鼓起大量气泡、同时起到剧烈搅拌反应液的作用，再加上“超声波”引起反应物分子之间快速的震动、碰撞，从而加速化学反应的速度，使呋喃西林沉淀产生的速度加快，超声波在这个反应过程之中还是能起一点作用的，但在其他方面却远没有中共当局所吹嘘的那么神奇。所以这场“超声波”运动在工厂、农场、科研单位“轰轰烈烈”搞了不到一年就揠旗息鼓，再也无人问津了。

在湖南制药厂实习还有以下三件事印象深刻：一是我实习所在的车间有两位工程师，一位是从上海某制药厂调过来的工人出身的丁工程师(原为老技术工人后调往学校进修两三年，回来便被提为工程师)，丁工程师因系工人阶级出身，所以在厂里倍受重用，但因基础知识方面的欠缺，所以水平有限。在呋喃西林的生产过程中有两种物料在起化学反应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这导致反应物温度迅速上升，过高的温度又将导致所需要的生成物分解，当时车间里使用的是一套由几组串连在一起的球形冷凝器组成的生产装置，物料都从最上面的那一组冷凝器的物料入口加入，为了控制反应物的温度物料不能加入很快，影响生产的效率。我发现这一问题后曾向丁工程师建议，物料改为从每组冷凝器的入口分别加入，这样既可提高物料投入的速度提高生产效率，又可避免一处投入物料过多过快而引起的局部物料温度过高降低产品的收得率，不料丁工程师却以“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为借口，未进行任何试验就加以拒绝了。其实他也知道我的建议有道理、也可行，但考虑到自己釆用的工艺流程居然要被一个大三的学生加以改进，脸面上过不去，才加以拒绝。因为丁工程师是当时他们厂里仅有的两位工程师之一，而且一向以该厂的技术权威自居。

该厂的另一位姓殷的工程师是“解放”前正规医学院药学系的毕业生，于57年被划为右派，加之时任台湾中华民国副总统的严家淦先生又是他的近亲，因此殷工程师在厂里一直抬不起头，不仅不被重用，而且经常挨批斗，即使在技术问题上他也没有发言权，他也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生怕一旦出了差错追究他的责任。当我趁没有人的时候私下把我对改进上述生产流程的意见告诉他时，他也认为我提出的改进意见很有道理，值得一试，他说其实他也看出了这一点，但是他不敢提，怕因此而招来横祸。看到中共当局如此对待有真才实学的知识份子，心想中共当局还奢谈什么超英赶美呀！

二是：该厂有一个用玉米生产葡萄糖粉和葡萄糖注射液的车间，玉米粉碎后其中的淀粉经酵母菌发酵后转化成葡萄糖，提取葡萄糖后的残渣除还含有少量未分解的淀粉之外，主要成份就是蛋白质，这种通常只会被用来作家畜、家禽飼料的残渣，这种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并含有少量未被分解的淀粉的残渣，在那个物资匱乏、到处都充满饥饿的年代，却成了湖南制药厂员工餐卓上最宝贵的(粮食)计划外食品，职工食堂把这些残渣做成饅头状，蒸熟后按每购一两米饭配送一个这样的玉米残渣馒头的标准供应就餐员工，我们实习生也享有职工的同等待遇。这种残渣由于所含物质以蛋白质、纤维素为主，淀粉的含量很少，因而无法发酵起泡，所以蒸出来后就像一块死面玉米餅一样，硬硬的，但因其中还含有残存的葡萄糖而略带甜味，所以在那个食品极度缺乏的时代，吃起来还是觉得满可口的。在湖南制药厂一个多月的实习期间使我们暂免了飢饉的折磨，因而至今仍印象深刻。

其三是：有一个星期天工厂休息，我正在宿舍前的水泥洗衣台上清洗自己的衣物，突出听到从宿舍侧边的小山坡上，传来一阵优雅的小提琴声，我连忙停下清洗工作，回到宿舍，趟在床上仔细地品味这难得一听的小提琴演奏。我听到他先演奏的是“拉骆驼”、“江河水”(这都是著名民乐作曲家黄海环先生谱写的二胡独奏曲，也适合小提琴演奏，才华横溢的黄海环先生正当创作的高峰期，后来却英年早逝于“文化大革命”的屠刀之下)，接着又演奏了一曲当时十分流行的“新疆之春”，后来他又演奏了一曲舒曼的“梦幻曲”和贝多芬的“小步舞曲”。

“拉骆驼”一开始轻漫的旋律使我仿佛看到一支满载货物的驼队，为了趕路，打破黎明前的寂静，摸黑起程踏上遥远的旅途，一路上经过草原、荒漠到达一个集镇。此时乐曲转入一种热烈奔放的旋律，使人仿佛隨着驼队来到一个喧嚣的集市，骆驼客们在那里进行交易、就餐、飲酒划拳。然后乐曲又转入平静，仿佛使人看到驼队在热闹的集市完成交易之后，又踏上新的旅途，最后乐曲由平静转入宁静，直到曲终的万籁俱寂，使人仿佛看到迎着西下的夕阳行进在草原、荒漠之上的驼队，在夜幕降临之后，开始搭建帐篷宿营，最后骆驼和骆驼客们都宁静地进入梦乡；“江诃水”那时而幽怨，时而悲愤激越的旋津，仿佛使人看到一位满怀思念和悲愤的妇女，在江边祭奠她那赴远处服劳役而客死他乡的丈夫而抒发出的幽幽情怀，和对社会不公、命运不济所发出的愤怒和控诉，听了难免令人黯然神伤；而“新疆之春”那欢快跳跃的旋律使人感受到新疆维吾尔族民众能歌善舞、热情奔放的民族本性，使人顿生轻松愉快的心情；而舒曼的“梦幻曲”则以它那平缓优雅的旋律使人进入一种似睡非睡的梦幻般的意境，听了不由使人感叹这个曲子不仅写得好，而且曲名也实在翻译得太好了；而贝多芬那轻快、热烈、优雅的“小步舞曲”则仿佛把听众带到了两三百年前欧洲宫庭和贵族盛会上，盛装的仕女和风度优雅的士绅们在一起翩翩起舞的场景。这一切在那个精神生活贫乏，“革命”歌曲充斥乐壇的时代，使我得到了极大的精神享受。

等“小步舞曲”一拉完，我连忙跑出寢室，朝琴声传来的方向一望，看见离寝室不远处的小山坡上，一个周围长满杂草的小亭子里，站着一个二十来岁手拿小提琴的青年工人，我连忙走向前去和他打招呼，他马上说：“你是来实习的大学生吧！真羡慕你们能有机会上大学”，我说：“刚才听你的演凑，觉得你对乐曲的理解、对旋律的把握和演奏的技巧、手法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你为什么不去报考音乐学院？”此时只见他低下了原本望着我的头，目光也暗淡了下来，说道：“我连考普通大学的资格都没有，哪里还有资格报考音乐学院，要不是58年搞“大跃进”到处都招人，我恐怕连当工人的机会都没有，”听了他的讲述，为避免触动他的伤心之处，我也就没有细问他不能报考大学的缘由。但是不难想象他家不是有亲属被当局镇压就是被关押；要不就是有人被戴上了“五类份子”的帽子，或是他和他的家庭沾上了中共当局内部文件中所列举的不能报考大学的条文中某一条的边，才被中共当局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

以后我们成为了朋友，每当他到小亭子拉小提琴，而我又不当班时便会到小亭子去听他的演奏，他也很高兴有人欣赏他的演凑。我至今仍记得他的名字叫张建绪，到我们实习完要返校时，我邀请他有空到我们学校来玩，后来他还真的到我们学校来了，在一个星期天，他按照我留给他的宿舍地址找到我，我很惊喜，连忙把一起在湖南制药厂实习的同学都找拢来，陪他一起到爱晚亭、岳麓书院、云麓宫、麓山寺、蔡锷墓、黄兴墓、禹王碑等处游玩，他知道来自农村的同学都十分贫困，所以来时带了许多食品与我们一起分享，并且临走时还拿出一些钱坚持要送给几位农村同学零用，被这几位同学坚拒，我见双方相持不下，就说：“小张师傅，这钱你先拿回去，以后他们真遇到什么大困难时，再来找你幫忙好吧？”，他听我这么一说，也不好再坚持，就说记得今后有困难来找我哟！我们说一定的！一定的！那次分别后，不知何故他和我们就再也没有过往来。以后每当我想到他，就会想到那个可恶的阶级路线不知扼杀了多少英才，如果没有这条阶级路线的阻挡张建绪也许就是另一个马思聪［註：１］。

到大学五年级的(按当时的学制：理科为五年；工科、师范为四年、医科为六年；各种大学的专科为两至三年)上学期上完专业课之后，在1963年的10月下旬便开始毕业实习。一开始一我被分到专门从事有色金属(当然也包括稀有元素金属在内)研究的湖南省有色金属研究所实习，临行前突然接到系里的通知，把我的实习地点改为长沙化工厂。这种变化表明系里面已在暗中调查我的所谓组织反革命集团案。大概是怕我到有色金属研究所“刺探”我国的科研秘密，泄露给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吧！不过我当时对此竟未察觉，只当是因为我出身不好又有台湾头系，才不派我到有色金属研究所这种涉及科研机密的研究单位去实习，而改派到普通的化工厂去实习，所以也就没有把这当为一回事。

其实那时中共当局的科研实在没有什么成果值得如此保密的，经过“解放”后历次针对知识份子的各种政治运动，真正有真才实学；能够有所創造、有所发明的知识份子有的被处决了；被的被关进了监獄；有的被投入了劳改、劳教工厂、农场；有的被的被迫在学校、工厂、科研机构打杂、搞卫生甚至清扫厕所，他们都被剝夺了从事科研的机会和权利。而充斥各科研机构的大多是那些擅长吹牛迫马、以整人为乐、不学无术的积极份子，这种人除了能发明创造出各种整人的“妙招”之外，哪里还能研究创造出什么值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前来窃取的科研成果？

［註：１］：我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文革期间被中共当局打成反动音乐权威，后不堪红卫兵的野蛮批斗，携彖人在家乡亲友的帮助之下乘小船偷渡香港，后辗转来到美国，继续从事小提琴演奏和乐曲的创作，从此再未踏入中国大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