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凡响的大学经历（二）

一真溅雪

摘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农村大炼钢铁的疯狂场面，我无缘亲眼目睹，但城市里的“大炼钢铁”我有幸目睹过。大机关有车、有权、有钱可以到矿区拉铁矿石，到废品站拉废钢铁，到林区拉木炭甚至能到产煤区拉到焦炭。即使这样，对炼钢一窍不通的干部们，丢开自已的本职工作不顾，一天从早到晚轮翻在小高炉旁“奋战”，时常还要通霄达旦(因小高炉不能停，一停温度下降，要重新开炉费时费工费原料)，但炼出来的往往都是比他们投下去的废钢废铁质量还要差的完全没有什么用途的废品。炼出来的这些废品的产量经扩大许多倍之后，便被统计部门作为合格的钢产量住上报。

街道干部和城镇居民炼钢铁更为困难，他们权轻(仅对炼钢铁而言)、钱少，更没有运输车辆，顶多有几架靠人拉的板车(北方叫“架子车”)，他们的小高炉找不到炼钢铁的原料，只好到收废品的小贩那里收集废钢铁制品作原料，这远不能满足炼钢的需要。居委会的干部们就只好到居民的家里，带強制性的要居民们“自愿捐献”出家里除留一口煮饭用的铁锅、一把锅铲和一把菜刀之外所有“多余”的铁器。居民们被迫忍气吞声翻出家里所有的钢铁制品、用具，甚至连大门上的门扣环、箱子上的铁锁扣都被撬出来拿给他们去炼钢铁。居民们家里当时十分宝贵的“钢精”锅、“钢精”水壶(那时把铝制品称之为“钢精”)和其他“钢精”制品也要被迫“自愿捐献”出來，因居委会的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靠那种补锅用的手拉风箱来鼓风，小高炉的温度起不來，废钢铁熔化不了。不知经哪位高人指点，说在小高炉内加入铝或铝制品，铝在高温下燃烧可以产生三千多度的高温，可以提高炉内温度使炉内钢铁熔化。但那个时候居民们都十分贫困，居民们家里的“钢精”制品很少，所以居委会的小高炉常因温度不夠，投进去的是从居民家里被迫“自愿”捐献的各种钢铁制成品、“钢精”制成品，结果产出来的却是一堆既不象钢，也不象铁倒有点象炉渣一样的黑疙瘩。一堆这样的废物过磅后，又被扩大好多倍之后，便被当作合格的钢产量统计上报。象这种把成品当作原料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把这些成品炼成一堆废渣的愚不可及的、古今中外从未发生过的倒行逆施的蠢事，只有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的“英明”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

就是这些从遍佈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土高炉里炼出的、几乎没有任何用途的黑疙瘩被扩大许多倍之后统计出來的所谓“钢产量”，再加上正规钢厂被虛报的钢产量。在一九五八年底毛泽东和中共居然向全世界、全国宣称：己提前多少天完成钢产量在一年的时间內翻一翻的“宏伟”目标，即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年的预定目标。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问，当时难道人们不知道这样做很荒唐吗？为什么还要“自愿捐献”家里的钢铁制品和“钢精”制品？其实当时许多人都知道这样做很荒唐，也不愿意把家里有用的钢铁制成品、“钢精”用品捐献去干这种蠢事。但是如果他们敢于指出“大炼钢铁”的荒唐、得不尝失；或试图抵制这一切；或试图拒绝“自愿捐献”自己家里那些有用的钢铁、“钢精”制成品，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马上就会被当局指责为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接着他们将遭到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斗，最后将被戴上“五类份子”的帽子轻的遣送农村劳动、送农场劳教，；重的判处徒刑，如不认“罪”甚至会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处决，还要祸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就祘有敢于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好汉，他自己可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他不能不顾及他周围数以十计的无辜的家属、亲友、同事、同学。他们都将因他而招来永无穷尽的不同程度的深重灾难。这就是当时的人们不敢、也不能出面抵制、指责“大跃进”中发生的种种违反常理的荒唐事的最主要原因。

为了能在中南矿冶学院退学，我当时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假患结核病，因为结核病传染性强，学生一旦患上肺结核，学校为防止传染给其他同学，学校必定要患结核病的学生休学甚至退学。于是我利用星期日上午回家的机会，用水玻璃将两小块牙膏袋的铅锡合金皮(那时的牙膏袋都是用铅锡合金皮制作的)沾在我的胸部，然后到省人民医院挂了个号去看病，自诉经常咳嗽、午后常有低烧、晚上有点出虚汗(这些都是从医学杂志上查找到的浸润型肺结核的典型症状)，于是医生叫我去做个透视。我知道X射线不能穿透含铅的物质，但我不知道铅锡合金小片在透视时在肺部形成的阴影与肺结核形成的阴影是完全不相同的(我后来才知道前者的阴影是边沿清晰的小黑斑而后者却是边沿模糊颜色比周围略深的一小块区域)。我去透视时医生用X光一照，看到的是两块深黑色的小斑心里十分奇怪，他问我穿的背心上是不是沾了什么脏东西？说着就把手伸过来往我背心上摸，我一下慌了神，连忙说，我干脆把背心脱掉再照吧，我趁脱背心的机会把沾在胸部的西小块牙膏皮刮掉了，再照时医生说你的背心上沾了脏东西，这下清楚了，你的肺部没有问题，放心吧！

我大失所望，回学校后，心想：得别想办法，此时我突然想到高中同班同学许Ｘ芝不是考到中南矿冶学院有色冶金专科，入学体检时不是因发现患有肺结核破取消入学资格，正在家养病吗，何不找他代我去透视一下不就成了吗！

这年十二月中旬我趁放假的机会，找到许同学，请他帮我去省人民医院代照了一次胸部透视，透视的结果是患有浸润型肺结核。我拿着透视报告到中南矿治学院的医务室去看病，向医生自诉：时常午后发低烧、晚上出虛汗、经常咳嗽(这都是浸润型肺结核的典型症状)。医生一听就告诉我说我患的是浸润型肺结核，必须休学回家休养治疗，并给我开了异烟肼、PAS等当时治结核病的药品和维生素B2、维生素C等减轻药物副作用的药物。我将诊断证明和医务室建议休学回家休养治疗的证明拿到治金系办公室，办公室员责人要我等候系里的决定，大约十来天之后，系里通知我到学院学生科去办理休学手续，我去办休学手续时学生科告诉我：先休学三个月，回家要好好休養，安心治病，争取早日康复回校复学完成学业，并告知在医院看病、买药要开好发票，凭发票可到学校医务室办理报销手续。

我办好休学的所有的手续之后，已到了十二月三十号，我整理好自己的行李与班上的同学一一告别之后，于十二月三十一号一早就离开中南矿治学院回到家中。因达到了自己的愿望，心情非常轻松，那天晚上我一个人专门跑到泰山电影院去看了一场电影，以示庆祝，放映的是一部反特片《古刹钟声》，影片是讲述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北方一个刚“解放”的地区，一位国民党特务带领一帮“土匪”潜入深山老林继续“与人民为敌”，该特务带领“匪帮”血洗了深山中的一座古刹，把所有的僧人都杀光了，仅留下一个小哑吧和尚，老特务就化装成了古刹的住持，小哑吧和尚留下来是为了照顾老特务和尚的生活起居。当地新生的红色政权为消灭这股“土匪”，派公安局的侦查科长和一名警卫员以到清凈地方养病为名入住古刹，双方经过一番斗智斗勇，最后侦察科长发现了“老和尚”与土匪勾结的秘密，率领部队将老特务和“土匪”一举全歼的故事。巧的是电影上侦察科长装病入住古刹而下面看电影的我也是装病休学。

到1959年上半年“大跃进”已成了强弩之末，但当局为了给民众和自己打气，仍加强了宣传话动，我在家“养病”也被居委会安排到居委会的广播站去向居民们宣读报纸上的社论和转播电台的宣传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国内国外的一片大好形势，和东风压倒西风之类的东西，我有时也在广播里放放我喜欢听的民歌唱片以作消遣。邻居们特别是以前一起玩耍的青少年朋友知道我是患肺结核休学回家的，因怕传染，其中有许多都对我避之唯恐不及，父母也每天督促我按时服药，我又不便对他们说明真像。

我初中的好友王伯钧同学55年考高中因故落榜后，于次年考入长沙六中高中部唸书，我从中南矿冶学院“病退”后，常到他位于半湘街的家里去玩。他的老家在湘阴县白马寺，是个鱼米之乡，他父亲后来到长沙经商，从事的是大米生意，他家在半湘街有一所两层楼的大房子，房子中有一个采光的天井，天井上的屋顶是盖的透明们亮瓦(一种由透明白玻璃制造的瓦)，一楼临半湘街是门面，天井的另三面是仓库和住房，后面是厨房，二楼四面都是住房，“解放”前和粮食“统购统销”前，他的父亲由于在湘阴和长沙的粮行都享有良好的信誉，所以许多湘阴的粮商把他们从湘阴农村收购的大米稻谷运到长沙，把粮食暂存在他家的倉库里，由他父亲介绍卖给长沙的米厂或粮行，他父亲从中赚取中介费、寄存费、和食宿费。所以那时他家也标是畗裕之家。可是到54年粮油由中共统购统销之后，就打碎了他一家人的饭碗，他父亲从此失去了生计，开始还能靠以前的积蓄和房屋出租的租金维持生活。

到58年，中共又对私人住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除自已住的房间外，多余的都要上缴国家，又断绝了王家的房租来源，而此时王家以前的积蓄也已耗尽，王父已年届七十，加之体弱多病，也不能靠出卖体力获得收入。只能靠王母为他人漿洗缝补衣被得到一点仅够买米的钱维持生计，更无钱为王父治病，王同学一家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我到王家看到这种贫病交加的状况心情十分沉重，于是我每次到中南矿治学院报销医药费之后，就会买上一些点心和我认为有营养的食品送给他父亲吃。有一次我见他父亲病得太重，就跟王伯钧说你父亲必须到医院去看病，否则他老人家恐怕支持不了多久了，他无奈地说，他家买米的钱都没有，哪里还有钱给他父亲治病。于是我到学校把那个月的医药费报销了几块钱，又找借口找家里要了几块钱，总共凑了大约十来块钱，我和王伯钧把一把竹椅绑在两根竹杆之间做成一个轿子，把他父亲抬到西区医院看病。医生给他照了透视，说是有肺结核，医生诊治后，告诉我们老年肺结核为害不太大，主要是营养不良导致的免疫力低下、身体虚弱，只要加强营养、多休息就会好起来。我心想你说得轻快，他家连吃飯的钱也没有，哪来的钱加强营养？那时的医药费倒是不贵，挂号两角钱、透视三角钱，还开了一瓶异烟肼、一瓶PAS(都是抗结核的药)和一瓶葡萄糖粉，总共只花了几块钱，我把剩下的几块钱也拿给王伯钧，要他给他父亲买点他想吃的东西。几个月之后，他父亲就在贫病交迫之下，离开了这个断绝了他一家人生路的人世。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如此贫困的现实，我想一个如此英明伟大、一个一再宣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个一再宣扬它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领袖、政党和政府，为何还存在如此贫困的现象？为何对如此贫困的家庭没有任何救助的措施？王伯钧家“解放”后的贫病交加、困难无助的状况，也是促使我从中共当局的的欺骗蒙蔽之下逐渐觉醒过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年3月底我休学已满三个月，我趁到学校报销医药费的机会找到学院学生科，我拿着一张省人民医院开的肺结核尚未痊愈需继续休养治病的证明。要求办理退学手续，理由是肺结核久治不愈，短期内恐难以恢复健康，加上家庭经济困难，即使今后病好了，家里也无力支持我继续读书。学生科的负责人还好心地提醒我：你可要想好了啊！办理了退学手续，今后你即使病好了也不能再来这里读书了。我说我考虑好了，他随即帮我办理了退学手续，开具了退学证明并把报到时交给学校的高中毕业证退还给我。没有退学证明和高中毕业证是不能再报考大学的。

这年春季“三面红旗”(中共当局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称之为三面红旗)给国民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已全面显现，国民经济已濒临全面崩溃，粮食和生活日用品供应已十分紧张，国内许多农村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然而中共当局掌控的报低杂志和广播上仍然在大肆宣扬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的英明领导下“三面红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成绩是巨大的，缺点是小小；国内外形势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

湖南省由于一直由工作踏实、良知未泯的周小舟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他抵住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巨大压力，没有过多地虚报粮食和农付产品的产量，所以湖南粮食和物资供应的情况较其他省略好。在当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周小舟被打成彭黄张周(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被撤销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之前，在长沙市和湖南其他许多市县在饭店吃钣、购买餻点.都不需交粮票。然而自从周小舟被撤职之后，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调到湖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张是一个唯毛泽东和党中央之马首是瞻的“极左份子”，他到湖南任职后，即着手大力搜括农民手中的粮食和农付产品上交中央，供当局解决大城市的粮食供应问题，和出口换取发展军事工业和重上业所需要的外汇。导致湖南也和其他省市一样。出现粮食供应和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长沙市从这年10月16日开始，在飯店吃饭、购买餻点都要交粮票，接着购买一切重要日常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购买，而按城镇户口配发的票证又远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使人们的生活陷入极度的饥餓和贫困状况，张平化的所作所为引起湖南民众普遍的不满，背地里都叫他“张凭票”

这年4月初我母亲到上海我姨妈家去小住，并到我外公的墓地去祭拜一下去年去世的外公。外公离开长沙后就一直住在上海姨妈家里，外公早年练过武术，所以一向身体健朗，由于姨妈一家住在二楼，厨房又在一楼，“大跃进”时姨妈、姨爹除了每天要上八小时班之外，还要参加街道和单位上的大炼钢铁运动，没有时间照顾外公，外公不得不一日三餐都要从楼上到楼下厨房来热飯热莱吃，有一天下楼时不慎摔倒，造成大腿部骨折，从此卧床不起，又没有钱住院治疗，只能吃点云南白药和贴点膏药权当治疗，每天只有当姨姨或姨爹抽空回来做点吃的给外公吃，就这祥有一餐没一餐地度日，大约三个月之后的1958年秋天外公在凄苦、天人照料之中怀着对远在台湾的舅舅一家和对远在长沙的女儿女婿和他深爱着的外孫们的无尽思念离开了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外公去世时已满八十八岁。

母亲去上海后便由我在家做饭，我做的饭菜还比较适合我那食不恹精的父亲的口味，因我有个习惯就是别人做什么事我都喜欢聚精汇神、不声不响地站在旁边仔细观察，然后就试着自己干，所以我很小就学会了给自己和家人钉鞋掌、补橡皮套鞋、磨刀磨剪子、装矿石收音机、采集树胶制作胶水、补衣、钉钮扣、杀鸡鸭、破鱼、煮饭炒菜……。在家时，经常注意观察母亲如何烹饪菜肴，母亲去上海后我炒莱时便如法炮制，居然令我那口味挑剔的父亲感到满意。其实做菜也和做其他任何事一样，需要注意观察别人是如何做的；并且还要随时注意总结经验，这次做的菜味道好，便要记住是怎么做的，下次再按这样做；如果这次做的菜味道不夠好，便要马上分析原因找出错在什么地方，下次做菜时就注意加以改进，这样你的厨艺便可不断得到提高。

记得有一次我做红烧牛肉，按母亲使用的佐科配比和加工程序制作后，就放在文火上慢慢炖烂，因需要等很长时间，此时我突然童心勃发与同屋住的几个小孩到阁楼上去捉速藏去了，一时玩得兴起竟忘记了时间，等我想起煤火上还炖着红烧牛肉时，我一惊，心想这下坏了，好不容易用一个月的肉票买的牛肉恐怕要烧糊了，我立即跑到厨房打开锅盖，此时一股浓烈的红烧牛肉的香味迎面扑来，我一看锅里的汤汁已经烧干，我立刻将锅端下火，用锅铲铲起锅内的牛肉，只见紧靠锅底的牛肉表面已经焦黄，但尚未发黑碳化，也就是说红烧牛肉的汤汁虽已全部烧干，但牛肉尚未烧糊，我用筷子夾了一小块红烧牛肉试了一下，感觉其味香鲜无比，我心想好险！若再晚来十来分钟这锅红烧牛肉就报销了。

那天下午父亲下班回来吃晚饭，我端上那碗红烧牛肉，父亲吃后大加赞赏说：“小四！你今天烧的红烧牛肉比你妈烧的还好吃”，我说只差一点就烧糊了。此后我凡是红烧牛、羊、雞、鸭、排骨都把它们烧到汤汁全干，靠鍋底部份有点焦黄的程度，食者无不叫好称绝。

后来我学化学之后，才知道其中的原因，原来我们在红烧这些动物的肉类的时候，在小火慢炖的过程中，肉类所含蛋白质在沸腾的温度之下，会逐渐分解变成17种较为稳定的氨基酸，其中有两种是具有鲜味的氨基酸(其中一种就是通常用作味精的谷氨酸)，另外还有几种氨基酸是具有不同的肉香味的氨基酸(这就是猪、牛、羊、雞、鸭、鱼……肉煮熟后具有各不相同的肉香味的原因)，肉类红烧的时间越长，蛋白质分解成的氨基酸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菜在烹制肉类时不论是清炖还是红烧都强调要文火慢炖数小时之久的原因)，当红烧到把其中的汤计都收干时，汤汁中原来生成的有鲜味和香味的各种氨基酸都全部被肉吸收进去了，这就使得红烧到这种程度的肉类比还剩有汤计的肉类吃起来更香更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