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林昭的精神疾病分析...............井蛙

林昭的精神疾病分析

井蛙

没有一个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可以为一个已经去世，或者与医者存在空间距离的个体，或者存在争议性的临床表现问题而对这个个体作出任何精神疾病的诊断。即使存在这种尝试性的诊断，那么，这个诊断却不存在任何病理意义及其影响，然而，它有可能对临床实验提供证据从而对未来的精神心理学学术研究有所作用。换言之，精神疾病的诊断，必须是医者与患者面对面，医者通过对患者的多项测试，了解其家族病史，患者的病史，患者日常言行的表现，患者的认知功能的表现，以及他或她在某种精神疾病所具备的各种症状。精神疾病的诊断必须根据多项测试的结果，必须根据医者对患者的观察结果，必须根据医者对患者所表现的各种症状的准确判断结果，最后根据精神疾病诊断手册而作定论。（美国多年来使用的精神疾病诊断手册（DSM），即使美国最新版的DSM-5将在2015年10月1日起停止其在临床诊断的权威地位。换来的是国际统一的疾病分类诊断手册（ICD-10-CM）。后者将成为精神疾病医疗机构的统一诊断手册。这个改变，将整合和普及世界各国对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以及减少因为地区文化所产生的对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的误差。但DSM学术上的地位仍然存在。）但是，医者可以根据临床经验，学术经验，以及观察结果作出对某个个体病理上的初步猜测以及对其被其他人已经诊断过的结果表示怀疑。但这些都不是诊断或者重新诊断的结果，如果患者与医者没建立医患关系，诊断结果是不存在的。

比如，林昭与我没有医患关系，我与林昭存在时空上的绝对隔绝，文献中的林昭的精神科医生粟宗华没留下任何诊断证据，因此，此文将不是读者所期待的对林昭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的诊断报告，而是对林昭，作为一名女性诗人与一个长期遭受共产牢狱虐待的个体，其精神长期遭受压迫以及极端生存环境对一个个体的精神健康所产生的深重影响，其在监狱外与监狱中对这种政治迫害所坚守的反抗行为，通过其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情绪升跌频率的理解，我在此，将对林昭的精神问题作多方面分析。对林昭的精神问题的分析重点在于分析极端环境如何成为一个个体的精神问题的刺激源。刺激源就是导致精神疾病的因素，而这个因素会在某个时间段影响患者的精神健康的变化。此文的另一个目的是解释极端政治环境对一个个体的性格如何产生影响。性格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然而，个体的性格其遗传部分，是否有可能影响个体对极端环境的应对能力？或者遗传部分的性格构造是否会促使不同性格的个体在这种极端环境中所带来的精神负担从而影响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对性格与环境的应对能力的理解有益于对不同性格基因与文化结构在特殊环境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下所产生的各种精神问题的理解。带着这些理解，我们可以找出如何解决每个个体在特定环境中受到环境刺激而作出极端反应的问题，以及如何将刺激源变成非刺激源因此减轻被刺激者的情绪反应而达到改变其行为的治疗效果。

在此，精神疾病与神经疾病应该区分开来。中枢神经系统出现生理病变的患者或者大脑出现功能性障碍的患者都是神经病。比如癫痫症（Epilepsy）和帕金森症（Parkinson's Disease）。神经疾病的发病因素有可能是先天遗传或者脑部受伤所致。然而，精神分裂症、忧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妄想症、边缘人格障碍、睡眠障碍、饮食障碍、性功能障碍等均属精神疾病。正如我们所知，导致精神疾病的因素很多，除了遗传因素外，恶劣环境是最大因素之一。总体而言，精神疾病几乎都来自于压迫（oppression）和压力 (stress)。因此，个体不能长期在充满压迫或者压力的环境中生活。因为，高压环境容易使人产生情绪问题，个体出现过度的情绪问题就是精神疾病的开始。

林昭，早年从事诗文写作直到被枪决之际她都通过写诗来表现对政治环境的不满和反抗，她有能力接受正常教育。她的知觉功能包括眼耳口鼻与认知系统没出现功能性障碍，没有证据显示林昭的神经系统有问题，因此，林昭应该没有神经疾病。至于精神疾病，除了林昭是否有家族精神病史遗传因素，还要考虑林昭在极端生存环境下的应对能力，这个应对能力体现在她是否与亲朋戚友能够保持正常往来的人际关系，她的情感经历是否正常，她的性格与情绪表现也能反应出精神隐患。换句话，林昭的性格对环境的应对能力可以通过分析以上那些事项找出她潜在的精神问题。

林昭生平简介

林昭（1932 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北大新闻系学生。激进女诗人，从虔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到共产主义的反对者是一个激烈抗争和长期牢狱受尽精神与肉体双重虐待的过程。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0年被当局逮捕，判刑20年。罪名为：“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后来被判“反革命罪”。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当局枪决。死时36岁。1980年当局以精神疾病为由平反林昭无罪。1981年当局又以非精神疾病为由第二次平反林昭无罪。

林昭的家族与精神疾病分析

根据彭令范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的资料（张，2008），林昭的父母本来相爱，但由于政见不同关系不好。父亲偏右，母亲偏左。林昭入狱后，父亲彭国彦服毒自杀。原因是因为林昭被打成右派，而他认为女儿是自己教导出来的，因此感到内疚而自杀。母亲由于父亲的自杀而产生罪恶感，因此出现精神失常。母亲许宪民于1966年文革开始时被批斗而自杀未遂。1975年在上海自杀去世。母亲的家族中，母亲的哥哥，林昭的舅舅许金元是共产党员遭受国民党杀害。而父亲的家族中，父亲的弟弟也是共产党，也遭受国民党杀害。这两大家族都有因为共产主义信仰而遭受杀害的历史。同时，这两大家族都有政治创伤后遗症。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患有忧郁症（张，2008）。她言及儿童时代的“三反五反”中由于母亲的资产阶级出身而遭受社会歧视和排挤因此留下心理上的阴影。林昭与家人的不良关系也对妹妹彭令范的心理与精神造成影响。

林昭的母亲许宪民自杀前留下遗书，在《我为什么被亲生儿子毒打九次》中，言及林昭的弟弟彭恩华在1970年代，也就是文革期间经常使用肢体暴力毒打自己的母亲，经常使用极端词语羞辱母亲。“73年3月30日，，他下班回来，进门就猛击我头部右脑，昏迷二日夜。4月5日他半夜起床，脱下裤子立在我床边大小便，又把我盖的棉被乱揩得多是屎尿。我即逃出，治保王师傅教我到豆腐浆店坐过夜。后由王师傅等动员我住外部，因彭恩华凶暴地表示要杀掉我......” 还有，“75年5月22日晚上11点装醉回来，我已睡。他进门就打头部，又是用拳猛击。我逃外报告王师傅及派出所，即昏昏沉沉，行走也脚软。经路人陪往瑞金医院急诊，检查有瞳孔放大，鼻唇又不对称......从此恶心很厉害，饮食有限，多食即吐。医生嘱我明天来门诊眼科及神经科，再作检查。但我全身乏力，没去门诊，医生说是脑震荡”（赵，2009）。行为上对他人使用暴力，心理学术语称之为行为虐待 (Behavioral Abuse)，彭恩华还有语言上虐待母亲，心理学术语称之为语言虐待（Verbal Abuse）。他诅咒母亲应该死在马路上，他称呼母亲为“你老爹”，称呼彭令范为“老处女”（赵，2009）。彭恩华这种病态的虐待他人的行为，心理学病理名称为侵略性攻击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这种侵略性攻击行为的对象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构成侵略性攻击行为。侵略性攻击行为持续十二个月，其最终体现就是发展成为间歇性爆发性障碍（Intermittent Explosive Disorder, ICD-10-CM, F63.81）。间歇性爆发性精神障碍来自于对环境丧失安全感，极度自卑。无法接受被他人歧视和不合理对待。因此，当受到环境刺激时就出现行为失控，丧失理性，对他人施加变态暴力行为的手法极其残忍。

林昭的父亲性格内向，脾气不好，而母亲却有外向的豪爽性格。虽然自杀行为本身就说明了精神问题，但心理学更加关注自杀是环境造成的这个背后因素。因此，自杀与环境有因果关系，而性格是这两者之间的媒介。性格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因此，林昭家族中的性格遗传共性都带有冲动和对环境刺激的过度反应。林昭在狱中多次绝食和自杀。1958年，林昭被划为后派时，自杀未遂。林昭在狱中以鲜血写下大量诗歌和遗书。用鲜血来书写文字，这种行为已经构成自残。在心理学的角度，边缘人格障碍者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有自残行为。这些举动都与政治创伤有关。因此，父亲的自杀与政治创伤，母亲的自杀与政治创伤，林昭的自残、自杀与政治创伤，妹妹彭令范的忧郁症与政治创伤，弟弟彭恩华的侵略性攻击行为都说明了极端环境或者社会压迫对个体精神与行为上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重大的。

林昭家族的性格结构中包含了冲动和对环境刺激有过度反应的因素。因为，这一家人中，父母和林昭都有自杀和自残行为，而彭恩华有残害他人的行为。妹妹文革期间也与母亲划清界限，这看似轻微，但在现实环境中，它也属于过度反应。但在文革那个极端政治环境中，个体向集体的价值观和行为看齐，因此，暴虐和极端行为都被视为非正常中的正常表现。好斗、自残、自杀、和残害他人的行为都属于冲动和对环境刺激的过度反应。允许使用一种学术假设，那就是在极端政治环境中，大部分个体对不合理的或被认为是合理的环境刺激都容易产生好斗、自杀情绪、自残行为、或者残害他人的行为。如果统计数字支持这个假设，那么，林昭家族中的好斗、自残、自杀、和残害他人一系列残忍行为都说明了个体性格和行为反应都来自环境的刺激，因此，结论是，个体行为是环境的产物。不过，这个假设若个体与个体之间存在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那么，说明性格从不同文化基因变异中对相同的环境刺激也相应地出现不同的行为与语言的表现形式。比如，同样在极端政治环境中，性格基因中一向保持理性和逻辑的个体，他们对待家人的态度以及思考外界环境的变化就与林昭家族或者别的与林昭家族相似的对于环境刺激的反应就有所不同。比如：彭恩华对待母亲的态度和行为就会有所不同，如果一向生活在保持理性和逻辑思维的家庭文化中的彭恩华，在母亲受到社会排挤和歧视的情况下就不会再对她施加暴力或者去虐待一个已经在忍受苦难的应该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相反，彭恩华表现的是没有同情心。他选择去虐待母亲，这种侵略性攻击行为，说明，彭恩华的性格基因中就缺少理性和逻辑传统。因此，加上外界环境的极端非理性和缺乏逻辑，彭恩华的性格行为所表现的就是极端非理性与逻辑丧失。极端非理性的社会和社会化个体行为结果通常会表现出残忍、丧失同情心、好斗、和盲目。我们相信，个体生存在不同文化空间中所呈现的对相同的环境刺激都会表现出不同反应。因此，性格中的基因文化构造对环境刺激的反应扮演了重要角色。

林昭的性格与家庭关系--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分析

林昭的家族性格结构中包含了冲动和对环境刺激的过度反应。她的性格与《红楼梦》中林妹妹的柔弱和博爱恰好相反。林昭的性格一部分来自家族文化基因，一部分来自于共产文化环境。前者上面已经提到的冲动和对环境刺激的过度反应，后者是非理性和残忍。

林黛玉性格中没有任何残忍的一面。林黛玉是怜悯的，柔弱的，人性的，美学的、以及博爱的。林黛玉性格中所表现的爱是对万物的爱和对弱者的同情。但林昭性格中所表现的是对强权的恨和对恨本身的极度表现。林昭性格中缺乏的就是林黛玉性格的美学与博爱。对自己的爱以及对家人的爱都很单薄。因此，将这两者的性格混为一谈是不合理的。林昭，文字中所凸显出来的强烈的情绪问题，说明林昭对不同环境刺激的应对能力是脆弱的。林昭的性格和共产政治环境文化塑造了她的单一文化思维，也就是，她一旦认定共产主义理想是她的理想，那么，她就不会为这个理想而却步。相反，她若发现共产主义理想已经破灭，那么，她也不会为了实现相反方向的人权与公义而却步。中间的灰色地带几乎不存在。比如在政治理想与亲情之间，在与父母的不同观点之间是否有妥协的可能。这个可能性在林昭的性格中是不存在的。

1949年7月成功考入“革命摇篮”苏南新闻学校。母亲对此表示反对，但林昭就发出与家庭“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决绝言论（BBC中文网, 2013）。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林昭像其他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一样一度与家庭决裂，甚至在特殊时候揭发自己的父母。林昭揭发过母亲，但后来在给母亲的书信中表示对此感到后悔。“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赵，2009）。因此，林昭的性格结构中，遗传的冲动和对环境刺激的过度反应与政治环境刺激的非理性反应都在“生不往来，死不吊孝”中充分体现出来。1949年，林昭还没被打成右派，家人只是反对她上这所学校，但林昭却表示要与家人脱离关系。再次说明林昭的性格是单一的刚烈与单一的冲动型。“爱”这个主题既然在共产主义社会文化里被忽略得最严重，那么，林昭性格中所缺乏的对家人的爱也在这个文化环境中被凸显出来。比如彭恩华以残忍的手段虐待自己的母亲，比如彭令范与母亲划清界限一样，这些都是极端政治文化环境下的行为反应。

然而，不懂如何与他人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与亲自去毁灭正常的人际关系都被视为人格精神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s）的关键症状。人格障碍有十二种之多，其中最接近林昭性格的是边缘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临床表现：

1. 情绪不稳定，情绪升跌强烈，情绪容易失控并伴有忧郁或敌意。2. 行为冲动，经常出现自残和自杀行为。3. 心中只有自己与不能容忍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念，缺乏同情心。4. 自信心低，无法忍受被团体或者个体所抛弃。一旦发生，会有激烈反应。5. 患有边缘人格障碍者多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往事，或者早期的来自家庭的精神创伤。6. 边缘人格障碍患者思维方式单一化，黑白对错分明，无法接受灰色地带，无法接受被拒绝。7. 在情绪低落时，会出现与压力有关的妄想，或者人格解离现象（角色混乱）。

林昭与彭恩华的性格对比，前者后者都有自卑性质。自卑者常在人群中寻找自我，然而，林昭寻找的是自我的理想化形象，这个理想化形象包括理想的事业与理想的自我实现。彭恩华只是停留在寻找自我所不曾存在的或者已经失去的生命形体，这个生命形体来自于他人的目光和评价。彭恩华作为自卑者对不同观点的只有忍受和默认，但边缘人格障碍患者却对不同观点无法忍受。林昭的是想象中被强化了的自我，彭恩华的是需要被修复的自我。林昭与彭恩华的区别在于，林昭不会欺负弱者。因此，林昭去挑战强权。而彭恩华这个自卑者由于恐惧强者，因此，常与弱者不过去。彭恩华只能通过发泄对母亲这个弱者的不满而选择虐待她来表现自我空间的存在尺度。这两者之间的心理变化，足以影响一个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家庭关系被视为最基本的社会单元文化。然而，这两种性格都难以与任何人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但是，在极端政治环境刺激下，社会压迫可以使边缘人格障碍与侵略性攻击行为再度被扭曲和变形。基督教文化来到林昭家里实在太晚了，因此，基督教文化中的核心主题“爱”在这个家庭里没被渗透。正如这个主题在整个极端共产文化时代里不曾存在过一样。因此，林昭的性格结构中不包括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和教导。相反，除了冲动和过度反应这个家族基因外，更多的是被极端政治文化环境所影响。

林昭长期遭受监狱虐待--精神创伤（Chronic Trauma）分析

林昭在狱中受尽非人道虐待和折磨，她的诗文中无处不强调她在监狱里的苦难和挣扎。“我以我的血痛切控诉如此恶劣的暴行迫害！请你和一切别的人都记着：假如我死去，我就是活活被他们摧残、凌虐、折磨死的！”“这信很难指望他们寄出，但至少可以留作他日的见证之一啊”（艾，2013）！通过彭令范接受记者的采访以及林昭自己的文字显示，林昭在狱中长期遭受酷刑虐待，比如她连续被反铐了一百八十天，无法使用正常的肢体动作。狱吏使用不同的镣铐折磨她，使用极端言辞侮辱她，以及在她生病时拒绝为她减少刑具。表面上，这些没使林昭畏惧，她对此的抗争更加激烈。然而，林昭的精神和心理已经受到严重创伤，行动一步步地升级身体和精神却渐渐地恶化。林昭在狱中患有肺结核。除此，她开始自残（Self Mutilation），以自残的方式表达她对当局的不满。表达她对黑暗牢狱的愤怒。表达她对理想的坚持和立场的坚定。林昭在狱中最为人所熟悉的就是她写血书。1962年，她被精神科医生粟宗华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但是，没指出患有什么精神疾病。1961年，一个基督徒被抓进去与林昭同一囚室，1963年这位基督徒出狱后告知彭令范，“林昭写血书，一度纸笔都给没收以后，她就更多的写血书，用牙刷柄在水门上磨尖刺破血管，用血写在白的被单上”（张，2008）。在心理学的临床经验上看，自残行为与残害他人的行为都属于精神疾病症状。心理学本身不存在道德批判，因此，残害自己的身体与残害他人的身体，这个个体都可以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与边缘人格障碍患者多有自残行为。前者是幻觉所致，而后者是无法控制情绪所致。一个有自残与自杀行为的人可以肯定她精神上已经频临绝望。林昭开始信仰基督，她祈求上帝，她在血书中写道：“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在一日，她必需保存我的理智与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几乎真的要疯狂了。上帝，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我也不愿意疯呀”（苏，2010）。1964年2月5日，林昭自杀未遂。11月10日，以玻璃片割破手腕血管自杀未遂（赵，2009）。在这期间，她连续给《人民日报》和上海市长柯庆施写信，可是没有回音。可见，林昭在狱中所受到的虐待和折磨无处可诉，无处可申。此时，我想说，任何个体在这种极端环境下而其精神和心理却丝毫无损，是不可能的。林昭知道谁在这种环境之下都有可能被逼疯，她也清楚自己的精神状况正在恶化，因此，她祈求上帝不要让她疯掉。这段对上帝的祈求文字，其神志清醒，认知能力正常，可是她的情绪却处于崩溃边缘。虽然林昭性格中的冲动和对环境刺激的过度反应很容易让她的情绪走向极端，比如1957年她才23岁，仅仅因为被开除团籍，她就吞服两盒火柴自杀，被救醒后发出激烈言论：“我绝不低头认罪”（赵，2009）！然而，林昭的意志力却异于常人。从1957年开始到她1968年被枪决，期间自杀行为不知发生过多少次。这些加起来的自杀数字不应该是一个正常人所应该有的病历。但她还是以意志力继续为她认定的的价值观念或者真理而抗争。1962年，林昭获得保外就医回家与家人团聚。可是，她三番几次自己拎着包袱到公安局门口要求入狱。公安局不让进她还静坐。而在这期间，母亲发现她的手腕上，手臂上，背上都有自残的伤痕（赵，2009）。这些被心理学家认为的自残行为，就是林昭写血书的结果。母亲看完这一幕，痛苦地大哭，原来她要求家里给她白色被单的原因就是用来写血书。林昭没感受到母亲的痛苦表情，反而回答说血书还会继续。写血书这种自残行为，在心理学，它是病态行为。因此，结论是，林昭，在这期间，已经患有精神疾病。这与粟宗华的诊断林昭有精神疾病的时间完全符合。

林昭的边缘人格障碍--解离性症状（Dissociative Symptoms）分析

林昭被枪决之前，一直坚持给上海市长柯庆施和《人民日报》写上诉信。可是没有任何回音。林昭向柯庆施这位地方长官写信表达她所受到的审判的不公正和监狱的非人道对待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柯庆施和《人民日报》没给林昭回复也符合逻辑。因为，这两者与林昭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本对立。柯庆施于1965年病逝，林昭误以为是自己的信件所致。林昭与柯庆施起码在狱中阶段没有文字往来。这个误解其实不是意识上的误解，而是林昭所可以申诉的对象已经死亡。这在心理学的解释是，即使林昭没收到过《人民日报》以及柯庆施的回复，她知道这些不回复意味着什么。但仍坚持给这两大权力象征的文化机构以及地方官员写信。因为，她的精神上已经对这两者产生了寄信情结。这种寄信情结，不是指任何情感的诞生，而相反，是非权力与权力的沟通。这种非权力与权力的沟通，包含了信任VS. 非信任，恨VS. 不恨，希望 VS. 绝望。因为，非权力只有通过对与权力象征的保持关联，非权力才有被权力理解的机会从而获得清白和自由。这与她渴望让自己的文字被国外记者看到一样，这与她渴望把信寄到家人手里一样。这里，《人民日报》，上海市长柯庆施，外国记者，家人，都象征着权力。因为，这些被列举的名称才有可能理解她，解救她，甚至释放她。如果这些名称对林昭的案子的介入或者理解，林昭的心理就会从非信任中选择信任，从恨中选择不恨，从绝望中选择希望。这些选择，林昭没有，除了家人，剩下的还是判决书。因此，林昭对柯庆施的死因，不是意识上的误解，而是精神上出现的幻觉。林昭的多年抵抗非人道虐待的意志力和抵抗力正在渐渐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正如监狱里的打手和恶人，那些捍卫毛泽东政治意识形态的跟随者，他们在监狱里折磨林昭，侮辱林昭，虐待林昭。他们都有可能被视为毛泽东的象征。他们都会被林昭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认为是毛泽东。

边缘人格障碍患者的解离性症状，通常都是在极端压力之下以及情绪极度波动之下出现。这种症状是边缘人格障碍患者中比较常见的症状。妄想或解离性症状是一种身份记忆以及意识上的整体性混乱。边缘人格障碍患者伴有这个症状时，会出现自我角色与他人角色的混乱。患者对自我的辨别出现暂时性障碍，尤其表现在人物角色和时空的错乱。林昭在《灵藕絮语》中所描述的与柯庆施的恋情，从文学角度理解，柯庆施只是一个虚构的角色。然而，在心理学临床经验上看，柯庆施是幻觉的延续，也是解离性症状里人物角色在意识空间里的迷路。

结论

从林昭的性格基因和环境刺激的分析，说明极端环境对个体性格的刺激作用可以影响个体发展由性格本身作为基础的不同精神疾病。个体的不同精神疾病来源于高压环境的刺激，然而，不同性格文化可以影响环境刺激对个体的刺激作用。极端共产政治文化环境对林昭性格基因中的冲动和对环境刺激的过度反应具有刺激作用，而致使林昭的精神走向边缘人格障碍，两者有因果关系。林昭的边缘人格障碍与极端监狱环境的虐待和折磨，致使妄想或解离性症状的出现，两者也有因果关系。因此，高压环境的刺激源会刺激任何个体的精神问题，只是，不同性格文化对于环境刺激的应对能力会对精神疾病的防御和抵抗产生影响。提高个体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将会提高个体减少环境刺激的负面作用。

（JINGWA, DOCTOR OF PSYCHOLOGY）2015年9月15日于美国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