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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1月1日，林昭被囚禁于上海市监狱（俗称提篮桥监狱）。自当年5月以来，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林昭被禁止会见家属。她多次写血书，加以绝食抗议。在这天给母亲的家信中，林昭对自己的狱中抗争做了这样的表述：
昨晚以书面送达和口头朗读的方式公布了我的血书声明。从今天起我对他们的斗争又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我决定更加有条不紊地来写这些血书抗议家信以便来日在我的个人文集“自由书”中专成一辑，我已经给它们起了一个总名：“致母亲”。
林昭所说的个人文集“自由书”，其中有一部重要文稿，即《灵耦絮语》。其中，林昭宣告：“这就是我们自由书的爱情篇！”我请友人查阅林昭妹妹彭令范女士捐给胡佛研究中心的林昭遗稿，就其目录来看，《灵耦絮语》不在其列。
也许是命运注定，也许是天意；这部遗稿，一直保存在中国，在林昭友人处珍藏多年。遗稿中恣意畅想的爱情故事，敞开了林昭囚徒生活中艰难而独特的精神世界。
这部遗稿以对话体展开，两位对话者即灵魂的伴侣，一位是林昭本人，另一位是已故上海市长柯庆施。这样两位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人物之间，怎么可能发生一场爱情绝唱？几十年来，有关林昭的纪念文章很少触及这个问题。诚然，《灵耦絮语》一直是被小心翼翼地保藏着未有公开，这限制了人们对林昭的理解；但是，已经公开并在一年多前即可从网上查阅的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以下简称《十四万言书》）中，已有相当多的篇幅质疑柯庆施之死因，更有林昭决意与之冥婚的表白。假如读过林昭此后所写的狱中日记和血书家信，就更能看到，作为爱的寄托和灵魂伴侣，这个人物一直伴随着林昭。也可以说，《灵耦絮语》是理解林昭的一个密匙。
我们还必须记住，《灵耦絮语》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它是在极端不可能的情况下产生的著述。在思想专制极其严酷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监狱里，一个被判处20年监禁的反革命犯，怎么可能写出十几万字的长篇絮语？何况林昭写出的还不止十几万，她总共留下了几十万字写于监狱的著述。要谈到文稿的传世，不能不首先探索这个问题
一、林昭何以能在狱中写作
文革中因反“十六条”被捕的政治犯刘文忠先生曾和林昭同样关押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其后在上海市监狱服刑。近期他在回忆文章中谈到林昭何以能在监狱里写作。他写道：
其实，我不能想象林昭怎么可能长期写日记并保留下来的。犯人特别是政治犯平时不可能有笔与纸，只有写交待材料或要检举揭发别人，才能经获准拿到笔纸。另外，狱内几个月定期抄监基本上片纸不留。政治犯和外籍犯中有背景、有特权的人多得很，但没有人能在牢房里写有损共产党的任何文字，就算是为了收集置林昭于死地的材料允许写，也不可能允许她写这么长这么多。日记中那么多对毛谩骂，以及恶毒攻击的“防扩散言论”，一次就够杀头了。监狱怎么会容许林昭长期写十几万字如此激烈的文字，并能让家属领出？不合情理，也根本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狱吏包括训导员、所长与审讯员都认为林昭疯了。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6779
刘文忠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它正是以往的研究者感到困惑或者有意回避的。但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是林昭怎么可能坚持写作至死不渝；第二是林昭所写下来的是不是疯话；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今天我们该怎么看这些作品，它会影响我们对林昭已有认识或者评价吗？
笔者在2004年春第一次看到胡杰先生拍摄的《寻找林昭的灵魂》，后来向他借阅了他依据拍片的十四万言书手稿复印件。这部手稿原来保存在林昭舅舅许觉民处，许先生为了出版纪念文集，委托甘粹先生整理。胡杰复印的手稿本即根据甘粹先生的复印件再复印出，甘粹先生根据手稿逐字抄写，这是十四万言书的第一个整理稿。
我看过纪录片，再读手抄稿，第一印象是，林昭多处提到独夫毛泽东对她的审判、逼迫，但对此又表述不清，我感到缺乏其他史料佐证，令我难以确信。再则，全篇有大量篇幅表述对柯庆施的生死恋，其热烈、执著，也令我感到迷失，一时捕捉不到其中的逻辑。正如和林昭友人谈起这封长信时我说，十四万言书与其说是呼吁书，不如说是一部意识流作品。其中有大量的联想、超出诉求外的日记体记叙，行文跳跃，浮想联翩，又夹杂了诗词等不同文体。以林昭的洞察力以及新闻专业的写作能力，如若有明确的现实目的，给上级机构上书，一、二、三言简意赅，何至于写出十四万言书？
去年底以来断断续续校读《灵耦絮语》，为理解这部作品，我重读了十四万言书。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按照我们想象中的林昭形象去理解林昭，而应该尊重遗稿本身。简言之，不能把其中难以理解、核实的内容排除出去，更不能漠视林昭冥婚想象的大量文字，脱离这一语境来提纯林昭。其实林昭不需要提纯，她是一个历史的存在。我们不能将她形塑为一个今人欲望的对象，以之填补今天中国人缺乏勇气的人格空白。如果我们那样做，不仅筛除了历史的复杂性，而且，我们也对历史上反抗者的独立人格缺乏尊重。说到独立人格，我认为，它的独立不仅在于政治立场、思想态度，而且包括独立的心理结构。如果漠视其特立独行的心理结构，那也会把反抗者同质化，其结果则是否定了个人可能的、独特的反抗方式。而在极权政治的处境中，没有个人，取消个体的反抗，那就等于没有反抗。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我觉得，林昭十四万言书的逻辑就逐渐清晰起来。它至少对我们今天感到困惑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回答，我下面先从其中的相关记录来看：林昭的写作何以成为可能。
1、以血为墨，永志弗忘
林昭大量写作，开始于她的第二次入狱后。林昭1962年3月假释出狱，当年11月8日再被收审（对她的起诉书上写的是12月23日，林昭在十四万言书中对此有更正)。这一阶段的生活，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前9个月，她被寄押在上海市监狱。二、1963年8月8日，林昭被移解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在此一直羁留到1965年5月31日宣判。这期间近两年，历时21个半月。三、宣判当日，林昭被移送上海市监狱服刑，直至1968年4月29日遇难。再回提篮桥，大约三年时间（差一个月零两天）。
有人看到林昭十四万言书曾推测，林昭可能真是毛泽东御审要犯；因此她得到特殊的政治待遇，可以写作度日。但我根据林昭自己的记叙判断：林昭的写作自由完全是她自己争取到的，尤其是取血为墨，这是狱方无法攫取也无法禁止的资源。林昭也曾偶尔得到过纸笔（值班看守有时给犯人钢笔墨水，犯人用来给家属写个人需求的接济单；林昭以写给狱方的材料为名留下）。但纸笔常常被拿走，如在这封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的第一页中她就写道：
这个奇怪的读者——从第一次给你们写信我就已经坦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你们这统治下的一名反抗者，而且正在牢狱之中——于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二月羁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期间曾两次给你们写信：信是以自己的鲜血所写,因为当时我被非法地剥夺了纸笔！
十四万言书有八篇附录，其中六篇都是血书。我们看到的手稿是林昭根据血书用钢笔抄写的，但她在标题后面加括号注明为“血书”。根据她的记载，其血书原件应该是交给狱方的。这些篇目分别为：《附录之三：自诔》（一九六四年二月
血书）、《附录之四：血诗题衣（九首）并跋》、《附录之五：祭灵耦文（血书题衣）》、《附录之六：“起诉书”跋语（血书）》、《附录之七：判决后的声明（血书）》。
取血为墨，昭显了林昭不惜牺牲的写作意志。从林昭自述中还可看到，她不仅血写控诉信，而且血书在囚室墙上、囚衣上和报纸上，甚至滴在作为囚粮的米汤上。而且，她执意让监狱所有见得到她的人面对这些血写的抗议。附录之八有这样的记录，一件血衣，林昭穿了9个多月：
此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白练。八月下旬某日重遭女监众鸨婆榜掠，两襟“冤枉！”“死不甘心”等字即受刑时所写。左襟并前胸淋漓血迹则是同年十一月十日图穷匕现之日誓死明志以玻璃片割裂左腕脉管所沾染。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宣判”后重到上海市监狱，六月十九日初次接见萱亲胞弟，觌面之际，恍若隔世。旬日以后第二次接见并送入衣物，方遵慈谕将此衣换下。自怜遭际，谁解苦心？前尘历历，永志弗忘！
“永志弗忘”四个字，彰显了书写和记忆的意志。也正因如此，林昭想方设法保存自己的文稿，在十四万言书中她记叙了纸笔被收取的日期；而对已完成的文稿，她反复誊录。写于1963年11月的《囚室哀思》，林昭在1964年3月、1965年2月和8月，分别誊写了三遍。《疯话》她写了两份，“一式一样都是血书”。
2.“屡被非刑，百般惨毒”
狱方对林昭的血书抗议绝非宽容大度，特别是在第一看守所的一年零九个月里；林昭写道“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於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
从林昭遗稿（《灵耦絮语》）记叙中可见，林昭被送往监狱服刑后，因为是二十年的长时期，在1965年5月至1966年3月一段时间内，她可以和其他犯人一样看电影，能在图书馆里借阅图书，也有纸笔可以在规定时间写家信。她的十四万言长信和近二十万字的《灵耦絮语》都是在这段时间所写的。在十四万言书中，她痛切控诉了在第一看守所受到的残忍对待：
而贵第一看守所对于这个负病已久体质十分衰弱的青年——通常我还只不大愿意强调自己的性别，尽管在文明人看来那也必然要被列为不可忽略的一点事实！——又作下了一些什么呢？不计其数的人身侵犯！骇人听闻的非刑虐待！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天哪天哪！真正地狱莫及，人间何世！而当这个被百般惨毒折磨得忍无可忍的年青人为此提出激愤的抗议时，人们竟还恬不知耻地答道：“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怪得这个吁天无门茹痛莫诉的年青反抗者到了最后要口出不逊而请问：“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林昭遭受的虐待还包括剥夺囚犯日常生活所需：
不与流质而强作鼻饲至于折磨得人吐血，用来沙尔溶液浸泡鼻饲之橡皮管以加深机体部分感受的痛楚或兼作某种可疑的威胁（种种见附录中《起诉书跋语》所载），一再悍然强行取走借与的被子使之受冻不得眠息，又非法而更无理地扣留着个人原在狱中日常穿着使用的一应衣裳，以至于屡索不给，甚至区区一把梳子都讨要了十八天方始取得，才一梳而日夜滚在灰土积尘中纠结不解的头发如团团乌云应手而下。
林昭记录了她所受酷刑的日期与经历，为我们研究极权时代的监狱生活留下了人类学意义上的范本。1964年整个夏天包括酷暑的日子，她都在镣铐下度过（从5月20日到9月7日）。1964年严冬，从11月9日起，她第四次被戴镣铐，之后她绝食十天，并在11月10日以玻璃片割裂左腕求死。这次镣铐时间长达六个半月，一直延续到1965年5月26日，即林昭受到宣判的前三天。
尽管看守所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措施来对待林昭的不屈服，却都没有达到目的。林昭不仅宁折不弯，而且穷尽一切可能辅助笔墨。林昭批判极权暴政的犀利和深刻，就四十五年之后的言论尺度来看，依然有着空前的爆破力。她以笔为旗，彰显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在狱方所写林昭由二十年有期徒刑改判死刑的加刑材料中，如此记录了她在第一看守所写下的控诉：
污蔑人民公安机关是“秘密特务”，是“你们党内杀人不眨眼的太上皇”给了她“许多令人发指的非刑残害的暴行”，使她遭受了可怕地残忍而阴恶毒逼迫、折磨与摧残”。
还猖狂地在一所监室墙壁上涂写“暴政必败，自由万岁，控诉无理迫害，抗议恶劣虐待”的反动字句。（摄有照片）狂妄地叫嚣“只要存口气在，能够保卫多少，就要保卫多少”，“既有神圣的自卫权利，岂无神圣的报复权利？”嚣张之极。
按照文革前的意识形态管制，任何一个还希望活着出狱的囚犯，都不可能如此作为。但林昭立志殉道，她视死如归。在另一篇写于1966年的笔记（《练习三》）中，她写到宣判后被移送提篮桥监狱服刑第一天的情形：
刚在此地吃过一餐晚饭进监门，怕还不到两个小时，而夜间那一场痛切悲愤至于声泪俱下的公开控诉已使闻者震惊得瞠目挢舌。后来有些难友悄悄地告诉我说：当时震惊了她们的除掉我所直揭无讳的骇人听闻的事实本身而外，就是我种热血愤涌凌厉无前以至锐不可当的意气。“那怕隔远着听不清楚你的说话，听听声音也就知道这个人已经完全不顾生死！”
也许是这样的。所以才连穿制服的人们都弄得十分被动而摆不开多少威风。当时林昭的行动，一切遵照着强烈的直感的本能而排除了任何利害思索乃至排除了推理过程！不顾生死当然是！在第一看守所特别后期那些无任惨烈的日子里，林昭早将生死两字置之度外！
行文至此，我要回到前曾引述的刘文忠先生那段话的结论：林昭能在狱中写下那么多文字，“只有一种解释，狱吏包括训导员、所长与审讯员都认为林昭疯了。”我推测，为让林昭安静下来而不至于扒着铁栅门高呼“反动口号”，做出更激烈的抗争；也为限制她对其他犯人产生的反改造的影响，还鉴于林昭根本不可能屈服的态度，狱方才对林昭的写作行为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3.“寸心之悲愤冤苦沉痛激切”
林昭的坚持，也挑战了她自己身体承受力的极限。信仰和现实的激烈冲突，在她内心留下剧烈的伤痛感。林昭在《血衣题跋》中如此写道：
寸心之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
林昭血书的同时还经常绝食，在上海市监狱寄押其间，她曾绝食一个月。以后在监狱服刑时，她也在安息日禁食。她原本负病，发病时高烧吐血，但她拒绝服用狱方提供治疗肺结核的药物；她的体质也更其衰弱。而且，监狱环境是怎样的冷漠和泯灭人性，从对林昭血书的冷嘲也能见出一斑：
天知道！我是如此地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的血！犹如一九六二年冬天初来此间（上海市监狱，那时算是未决寄押）之际人们对于我写血书这一举动所说的冷酷至于毫无人味的话那样：“一个人身上有几千C.C.血呢！流出这么一点不会死的！”上帝啊！作为人，我们这个躯体之中所蕴藏的血可能是太多一点了罢？想想看！一个人身上竟有几千C.C.之多的血！……有几千C.C.的血呢！好极了，够我这么慢慢流的了！（十四万言书手稿第75-76页）
林昭描写了不同看守对她的态度，有的坚决不收她的那些充满攻击性的文书；还有的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取闹”而将血书收走。但所有她要求寄给人民日报、上海市市长的控诉信都被尽数扣留在监狱里；并作为给林昭加判死刑的证据材料。1966年12月，狱方就林昭“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第一条即写道：
一、疯狂地攻击、谩骂和污蔑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
关押期间，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地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了几十万字内容极为反动、极为恶毒的信件、笔记和日记，疯狂攻击、谩骂、污蔑我党和领袖，甚至在与工作人员谈话和犯人中公开进行谩骂。
污蔑、谩骂我党是“魔鬼政党”，“楼梯上打架的阶级斗争理论制造者”，是“极权暴虐只知以血与仇恨来维持统治权力的”“亡人马克思的一帮无赖子孙”。污蔑我党是“秘密特务系统监视、控制、统治全党”，“党内生活极端专制、黑暗、败坏，连封建君臣之间进谏、纳谏的一点民主也没有”。疯狂地叫嚣要“党员在公共厕所捡些破草纸糊起脸壳来”。
丧心病狂地谩骂我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所谓“魔鬼”、“暴君”，“阴险毒辣、十恶不赦的独夫党魁”等等。一再叫嚣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和毛泽东斗争一天”。
将林昭遗稿和监狱的加刑材料对照来看，我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在那里，一个要“救救孩子”的狂人，挑战五千年的吃人文化。面对强大的传统和深重的罪恶，这力量悬殊的精神对峙让挑战者痛苦得发狂。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这种被剥夺自由的苦难，是十四万言书的基本主题。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犯中，林昭也许是惟一一位如此强烈地描述了这种精神痛苦的作者。她把自己的命运看做敢于反抗共产极权的一代人命运的缩影：极权专制葬送一代人的尊严和幸福，破坏华夏民族的精神道德，并悖离人权世纪的文明。回顾青年时期追随共产党的立场以及反右以来与共产党的政治决裂，林昭痛陈：“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她这样描述了内心的创痛：
……惨历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又断然不能任自己陷于麻木，为要脱出麻木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样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胜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青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
相比同时代人，林昭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顽强而不可制服的勇士。有关林昭反抗思想的来源，钱理群、傅国涌等研究者和纪录片导演胡杰，都强调了她的人权理念、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基督教信仰。但我想补充的是，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林昭在十四万言书中强调，她的基本立场和决不折中调和的态度，“毋宁说是青春代刚毅热烈的气质”。她还写道：“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源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时而用以检验、分析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
林昭所说的这种青春代刚毅热烈的气质，是对生命、青春的本能的热爱，是明辨是非的坚持和敢爱敢恨的赤子之心。在狱中日记中，林昭不时以小孩子自称，她也说到，她的很多行为，与其说来自政治经验或者理性计算；不如说是如同小孩子的直接反应（大意如此）。换言之，是她政治选择的感情基础。而感情原本是人性的重要构成，但它对理性的影响通常不被承认。女性主义认识论对此有很多探讨，将理性和情感对立以及重理性轻情感，有着父权制的文化根源。除此之外，我还认为，饱含父权制的极权政治又特别是排斥感情的。它将人们的同情心、爱憎全都组织到党国的控制下，成为满足其政治需要的工具。因此林昭所调度的感性资源，在我看来也正是反极权的能量。而在狱方看来，这不仅大逆不道，而且也不可理喻。他们安排她去做精神病鉴定。林昭对此了然于心，她嘲笑地写道：
诚如某些人对我所说那样：十数年来在极权统治那窒息性高压手段之下，中国大陆上敢于面揭其短、面斥其非者未知有几！故在统治者眼中看出来这个愍不畏死与虎谋皮的青年人恐怕也确乎是有“精神病”的！否则又将如何解释自己掌着生杀之权的赫赫威势竟尔悲惨地失效这样一种令人遗憾的事实呢？
如果考虑到林昭那一代思想者都惨遭灭杀和放逐，再联系大饥荒饿殍遍野，几千万同胞遇难的历史事实，林昭这种疯话难道不正是稀有的理性而时代的精神正陷入不可救药的错乱吗？
二、穿越疯狂的理性与爱情
在讨论《灵耦絮语》之前，我希望先从林昭的十四万言书说起。因为这部长篇遗稿，为今日读者呈现了《灵耦絮语》的写作背景、思想脉络；它让我们可以了解林昭与柯庆施的生死恋想象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发展出来的。
前面说到，林昭对专制的批判是非常清醒的；这些认识体现出她的大智大勇，那个时代才是疯狂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依然不能忽视，疯狂的时代不仅扭曲它的信徒，也同样令反抗者脱离心智的常态。否则我们就轻看了暴政的伤害性，也夸大了人之为人的生命极限。
监狱的禁闭状态就是实施惩罚，这种绝对的禁闭加上暴力管制使林昭长久地处于痛苦无助和孤独的状态。林昭在狱中能够接触到的信息渠道是非常有限的（1960年第一次入狱时她还被单独囚禁）。她得以揣摩外界发生事情的依据仅仅是监狱大喇叭里传来的广播、允许她阅读的《人民报纸》、《解放日报》；还有审讯过程中公安办案人员的言行举止。她不能不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借助想象来判断、推理外界的状况并决定个人的应对方式；而这一切又都是在身体和精神饱受摧残的情况下进行的。
就此而言，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十四万言书中，林昭的客观分析与主观推论、连贯的政治批判与断裂的现实体验是交融在一起的。要将其疯话与不疯的话做明显区分，尽管可以做到，却难免不断被颠覆。我们可以说，林昭所处的环境就是非人的，关押、囚禁青年反抗者的时代也是非人的；在这种非人环境下，只有妥协、委曲求全进而助纣为虐才合乎正常，即合乎功利理性的标准。藉此，我们可以将林昭的“疯话”存而不论。而且，我们还可以说，很难证明在极权时代，一个划分理性与非理性、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是可能的——据此可以判断个人的状态。因为，这个标准如果合乎理性，它注定是时代的对立面——例如，如果一个信奉自由的人是理性的，而盲从权力出卖人格则是非理性的；那它注定与时代对立；结果会是这个理性的人被当做“右派”、“反革命”清洗出“正常”人的队列。这里发生的情形只可能由另一个时代来裁判，即所谓“拨乱反正”或者“平反冤假错案”。那时的人们开始懂得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的前言中所引述的帕斯卡的话：“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的话：“人们不能用紧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
但如果我们把林昭和她的时代对立起来，将前者置于理性一端而后者代表了显而易见的无理性、荒诞、狂躁；这却又取消了林昭，使之成为先验的先知——天神或绝对意义上的“圣女”。她超乎她与之死缠烂打的历史语境，她的抗争也如同某种天赋神授的特使——林昭的自我表述原本是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但作为研究者，我们不能贸然进入这个神使的话语，因为这会抹杀林昭所处的历史具体性。而正是在这种具体性中，反抗既是现实的，也是独创的。尤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它是一个人的战争。而一个人，一个年轻女性/女大学生/青年反抗者和作家，并不是以某种理念大战风车，而是带着她全部的生命本能、情感冲动、欲望想象以及伤与病，在极权的黑牢中呼号。
1、重像与妄想
林昭选择了1965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破封建王朝的黑暗堡垒巴士底狱的日子，开始这封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这封信从这天一直写到当年12月5日。起笔之日，距她离开第一看守所到上海市监狱服刑，时间过去一个半月。
林昭开始即称这封信是“一封奇怪的读者来信”，的确，作者奇怪——一位反抗暴政的囚徒。当她此前写信时，第一看守所的人们就告诉她：“你写信！——你想想我们会转到人民日报去不啦？”而且，林昭对人民日报会如何处置这类来信也不存任何幻想。她写道：
即使就作为御用的情况中心，你们的报纸也非常之不值一哂，这原因主要在于：虽然它本身也是极权警察国家中整套特务恐怖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之一，按着你们报纸——无论如何它总还是一张报纸——的功能而言主要地还只是装饰门面的。而对于恐怖统治极权制度来说，在某许多时候对事物的装饰价值与实用价值虽似并重，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还只是那些隐在招牌背面的实用性的事物，而断不是那些安在招牌正面的装饰性的事物。
除了天天浪费油墨纸张以向国人散发那些空虚、伪善、廉价而更无聊的“万岁”呼号和愚民叫嚣，并不时把些某些某街某巷五岁小孩在墙上画大乌龟而题名“毛泽东死了”之类的重要情况军国机密编入内部资料以供捉影捕风等等而外，即使对于这个极权制度——对于这个特务统治，你们的报纸到底又有多少存在价值？
既然如此，林昭为什么还要写信呢？我认为原因有三：第一，林昭需要找到一个论辩对象，而给《人民日报》写信，有利于她展开观点交锋。第二，林昭紧接着上面的话写道，既然上述荒诞不经的东西都可以上内参，她所写的系统揭露、批判和指控当前现实的文章，一定会经特务系统到达高层，惊动中共中央。狱方只有责任收取文稿却绝无可能将之销毁（事实上这封长信连同附录都作为罪证完整保留了下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林昭认为她给柯庆施写了两封申诉信，由此导致柯庆施被谋杀。她必须揭露这场惊天惨案，为柯氏鸣冤。
这也就是我前面说到过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抽取掉林昭的柯庆施“情结”来谈论十四万言书，因为，正是要揭露和回击这场谋杀，林昭调动了她所有的经验和想象。她的郁积、悲愤和笔战的激情汹涌奔突，形成全文中气势磅礴的推动力。
也是在这封信的第6页（全信有136页），出现了奇怪的称谓：“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着第一看守所的所长”；这是十四万言书另一个令人迷惑的地方。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的所长，据刘文忠先生所述，他1967年3月被拘留在那里时，所长亲自找他谈话。这是位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老公安，据其他犯人说：“老所长是这里最有修养学问的，早年毕业于北大。”据说，只有特别严重的案子才会由他亲自过问。依次类推，倒退三年即林昭关押在第一看守所期间，这个所长应该也就大约是五十出头。他和林昭，原本可叙校友之谊。
在十四万言书中，有关于审讯的对话、提示以及林昭认为自己被调戏的感受。这种感受最后发展为强烈的抗拒情结，在林昭的表述中成了这位所长/毛泽东对林昭的邪念。推动这种想象的发展，到报载柯庆施之死的消息，林昭亟待宣泄的愤怒找到一个泄洪口。这个事件激烈地改变了林昭的语言方式，由此，她找到一个新的生活使命，并将所有的生命体验都调动起来，汇聚到这个以死者为中心的原爆点。十四万言书和《灵耦絮语》，分别从两个方面描述了林昭想象中柯庆施因受她牵连被谋杀这个事件，前者由外向内——从现实世界介入到体验的世界——描绘了它的发生和发展；而后者从内部敞开了一个心灵世界，被压制的情感和欲望汹涌奔突。《灵耦絮语》起笔在前，十四万言书在后；但我需要先讨论后一个文本，因为它以纪实的方式完整呈现了这一内心事件。
这个所长的形象是怎样和毛泽东合为一体的？我认为这里是发生了一种心理上的位移或者重像，即在想象中，所长和毛泽东两个形象重叠在一起。假如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精神病学的术语，那便是一定程度上的“妄想症”。
笔者并没有精神病学的专业资格来做一个判断，即林昭是否有精神病。但是，即使查阅有关妄想症的精神病学定义，也会发现，有关这一精神现象的界定是相当模糊的：它指患者“抱有一个或多个非怪诞性的妄想，同时不存在任何其他精神病症状。”而在这里，妄想之所以被称为是非怪诞性的，指的是通常这个妄想有其自身的逻辑。根据门罗（Alistair
Munro)总结的妄想症的特征，它包括五个特点：
1 是一个根本性障碍。
2 是慢性和终生频发的。
3 妄想有逻辑构造，并且内部成立。(符合逻辑，不矛盾。)
4 妄想和普通逻辑推理不冲突(虽然在妄想系统中逻辑是扭曲的)，而且没有一般的行为异常。如果出现异常行为，则与妄想内容有直接联系。
5 自身经历了对自我参考的高度理解。对别人来说不重要的事件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并且围绕妄想的气氛非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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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引入“妄想症”这个概念，并就上述特点来考察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现象，就会发现，它实在是可以找到非常宽广的适用范围。无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话语系统，还是“反右”、“文革”这类政治运动实践，不都是建立在夸大狂（神化政党和领袖人物以及“实现共产主义天堂”等说教）或者受害狂（幻想“阶级敌人”正“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以及组织政变）的基础上吗？而如果缩小我们的研究范围，聚焦于林昭十四万言书这个文本，则可以发现，在这里，有三种情形和妄想症的特点相关：第一，林昭心理上高度戒备，她认为狱方，具体来说就是前述那位人面兽心的所长要调戏她，逼其失节。但从文本来看，这种调戏既是一种受迫害的心理感受，也是政治隐喻。第二，调戏与逼迫者既是所长，也是独夫毛泽东本人。所长与独夫双面同体，真实和想象的界限模糊。第三，林昭认为毛泽东因要占有她而施害柯庆施，因而她成为柯庆施之死的重要关系人。由此出发，林昭对时政和个人处境的分析都联系到这一想象中的逻辑关联里。以下我再就相关的文本线索做进一步的分析。
2、谁是“独夫”
在论及这三种情形之前，我需要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上述三种情形是和这封信的特殊的致意方式是相关的。
前曾述及，林昭并不相信《人民日报》；那么她写这封信，谁是她想象中的读者？我想大体上可以有三种：一、通过人民日报转达最高统治者——中共中央、甚至是毛泽东本人；二、林昭写给自己，属于自我反省性质的书写；三、未来世纪的审判者以及公众，例如在联合国或者类似海德堡法庭这样的机构里作为证词宣读。
第一种读者，这是林昭要为柯庆施鸣冤的对象——“含冤惨死的是你们的中央委员哩”。第二种读者，林昭留作备忘。第三种读者，林昭寄望于未来，有一天人们会读到这一切，从而对真正的罪犯进行审判。
我在这一节里先说和妄想症有关的前两种情形，把《灵耦絮语》留待下一节展开。在林昭的表述中，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着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所长，基本就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会是这样？
有人或许会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超人统治者无所不可为；到上海提审直接向他挑战的年轻女政治犯，这也是可能的。如为林昭作传的黄河清先生，他相信“御审”真有其事。而彭令范在接受自由亚洲张敏采访时也说，林昭假释期间对母亲暗示过这事，母亲不让她说下去。但我注意到，彭令范也说这事发生在第一看守所，而那里并不是林昭假释前被关押的地方。因此我感到彭令范有关“御审”的印象，应该是来自十四万言书。因为，从第一次关押到假释，林昭精神上并无异常之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写于1961年10月的《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以下简称《思想历程》）中找到明证。
《思想历程》是林昭获释前给狱方写的检讨，后来转入兰州星火案的张春元卷宗里。星火案的幸存者谭蝉雪老师在《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一书中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林昭第一次被捕后的思想状况。在第二次被捕宣判之后，林昭才在十四万言书中写到“御审”。其中的情形发生在第一看守所，“独夫”对她进行过多次审讯，而他又与柯庆施之死构成一种关系，即因为逼迫林昭做外室不成他杀了柯庆施。我认为，后一判断是有虚妄成分的。
考察文本可以看出，有关“独夫”对待林昭的态度，林昭引述了一些具体的说法和对话，如“政府”、“改造”等，这些都合乎看守所里狱警的口吻。而独夫要林昭应其非礼之求则出自推理，没有具体内容。但所长和主席这两个角色总是混淆在一起。有可能审讯者逼迫林昭妥协的同时也委婉诱供，这二种手段混合在一起导致了林昭的偏执推测——独夫另有邪心。对于统治者的独裁狂想和林昭的，我都用了妄想这个概念，但二者当然有根本的区别。林昭的推测明显带有自卫性质。也就是说，她受到的政治迫害是真实的；只是具体来说，迫害的形式并非如她想象的那样具有性的三角关系。我们从这里看到一种特殊的感知方式，一种政治迫害，在受害者那里，衍生出其变体，演变为带有性侵害/占有性质的危机。柯庆施之死，成为这个危机爆发的顶点。
林昭将看守所长当做独夫本人，同时又是逼其失节者，这在叙述中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
在十四万言书的第十四页，林昭写道第一次审讯的情形：
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对于这名为反抗者的女囚之想入非非的邪念是早就露头了，远的不说，但从这个年青人到了第一看守所的第一次审讯中起，人们嘴巴上那些不干不净不三不（第15页）四的意在戏弄的鬼话老也没断过，为此我还曾正式提出过抗议，并且在我的坚持之下把这抗议记在了笔录之上。那可是一份挺好看的笔录！我请问审讯者凭什么欺负人？政治活动与我的性别有何关系？等等。我坚持要记下我的原话否则拒绝在笔录上签字！（第16页）
林昭陈述了女性犯人不同于一般男犯的性别经验，我认为，林昭有关“逼其失节”的推想有现实依据，也是基于此。这段话表明，首先，审讯者根本没有把这个反抗者放在眼里，因为她不过一个女人。而且，在林昭负病已久体质衰弱的情况下，监狱方依然对她采用了严酷的制服手段，包括长期背拷、两幅手铐等，使她连在月经期间也不予考虑。就后一点来说，女犯的处境较之男犯更为窘困。由于这种易受伤害的性别身份，林昭对针对性别的调戏和欺负十分敏感，出于自卫和防范，她的反应也显得十分激烈。
在指斥独夫滥杀无辜（柯庆施）的犯罪过程中，林昭一直是将他的错误与他对林昭的性别、人格贬损联系在一起的。她将之归纳为三点：
独夫在对待林昭这个问题上之第一点也是最根本最重大的错误，便是抛掉了政治原则而沉溺于个人意气！
独夫对待林昭之第二点严重错误则是：以已之心度人之腹。
独夫在林昭这问题上的第三点严重错误是：作事不忖量后果！
在这里列出的三点里，都有对狱方各种训斥的反驳（因篇幅关系略去引文）。这些引起林昭强烈反感的训斥包括：“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倒要爬到我的头上去了！”“你把谁也不放在眼睛里！”“难道我（“政府”！）怕你？”“你小看我——们不曾见过世面！”在上面所述的第二点严重错误上，林昭还列举了这样的一些“性格化典型语言”：一则曰：“你倒想来捞一把了！”再则曰：“明儿你做起来也是这样做法！”三则曰：“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政治家风度？”
像这些具体的训斥，符合审讯者的口吻，我认为是可信的。而对利用她的女性身份故意矮化她、消解她政治反抗意义的说法，林昭做了针锋相对的驳斥：
林昭写道：
一、我的性别不是由我自己选择的。而且，尽管发起牢骚来怪怨母亲生错了我，究竟她或父亲都不能对此事负责。上帝使我生为女身，我不能因此而遂不持自己应持的态度，不走自己该走的道路，不做自己当做的事情。我更看不出一个人性别与他的政治活动之间会得产生任何必然联系。尽管贵党的秘密特务包括其总的毛姓头子于此是肮脏无耻得几已达到了条件反射的程度！故如《呼吁书》问题发作后便大大致力于调查我假释期间的住宿问题！真正卑苟之极而龌龊透顶。（第51页）
从这段引文可见，林昭一点也没有回避性别与政治的关系，她的原则和理念都很清楚。她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政治特务的调查目的：一方面是要牵连她更多的朋友，另一方面则是猜疑她有所谓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在文革前是足以毁掉人格名誉的丑闻）。但林昭接下来写道，“独夫”一直对她有邪心，这部分内容开始出现混乱。她说：
“二、独夫——贵第一看守所长兼贵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邪心眼儿不是由这个青年反抗者卖弄风情所挑起的”。
她还写道：
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对于这个青年反抗者的邪念可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假如《思想日记》写到后来想方设法要我相片之事还不能证明这一推论，那末至少从入得第一看守所那扇牢门时起打第一天就不断听得污耳之言（如愿要我父亲的女儿去给不知谁何当小老婆等等）是完全足以充分证明的了！事情竟然岂有此理到这样的地步；假借而利用着那所谓的审讯之名公然戏弄道：“要么你跟赫鲁晓夫去合穿一条裤子！”司马昭之心尚堪问乎？！
这里提到的《思想日记》，是林昭第一次被捕时写的；当时她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而不是在一所。对此，她在写于前述1961年10月14日的思想检查里有陈述。其中说到，“来二所后，通过报纸略知‘八九’全会以来的形势，看到了党之政治路线改变”……“开始做了通过向领导上开诚布公求得问题之合理解决的想法，这便是始写‘日记’的动机。”“思想日记”类似检讨，对中共治国有相当的肯定。林昭后来得到保外就医的处理，应该说和她态度的转变有关系。也即是说，和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林昭襟怀坦白向党交心，承认与党对抗是一种错误。她说：
我们应该重新把赞成票投给中国共产党。而这样一种认识它本身也便已具体地修正了我们过去所持的政治态度。
林昭提到，“思想日记”有数十万言。我认为，这部文稿随她假释时一起带出了第二看守所。因为，在十四万言书中有这样的陈述：
犹如一九六二年假释期间一位师长看到了《思想日记》之后愤然斥责我的那样：“你还在盼望他们改好？你简直该死！”
那么再联系前面说的“贵第一看守所所长”从林昭写“思想日记”就向林昭要照片，这个陈述就显得混乱了。
我认为，在林昭的执念中，看守所的所长和中央委员会主席，现实中两个真实的人物融为一体；它是理性思考被荒谬现实撕裂的结果。这个荒谬有几个层次，第一，现实中充满恐怖、欺骗、荒诞并不容说理。第二，林昭作为辩论对象的直接对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他在犯罪但林昭却被当做罪犯。第三，林昭必须直面的又是这个执行审讯的所长，他和她的话语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系统；根本也无法对话。所长执行着中央主席的意志，他们的关系犹如木偶和提线者的关系。因此在林昭的批判里她也不再去区分谁为台前幕后，二者并为“独夫”。
或许读者要问：她是不去区分还是不能/无从区分？前者属于写作策略，后者则是想象的混乱。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惟有尊重文本本身。林昭就是这样一气呵成地写下来的，这种混乱怎样在神经系统的意识与无意识关系中发生，需要更多的精神病学专家来解释。但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文本，我们可以读到的是：“独夫”是引起林昭强烈反应的一个焦点。而这合二为一的重像有其自身的逻辑，在象征的意义上，它恰好提供了一种洞察，体现出统治者和其鹰犬的关系。而重要的还在于，林昭深感这个关系不断诱使她进入其中，成为可供操纵的玩偶。她所描绘的一个梦境，折射了这种情形：
对着第一看守所的审讯者，我还告诉过他我的一个怪梦（那是今年春节前夕的事，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一个变戏法的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成我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一张牌！黑桃皇后！你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
（第12页）
3、“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
前面说到，以性别贬低林昭的政治抱负，引起林昭的强烈反感；与此同时，林昭也处于高度戒备的紧张状态。有可能为了降服林昭，审判者也采取了一些软化其意志的手段。林昭提到的1964年夏天，狱方借与她簇新的那一册《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等，1964年9月26日把纸笔再给回她（至11月10日收走）。
我们知道，十四万言书是在林昭转去提篮桥监狱服刑一个半月后开始写的；林昭回顾自己在第一看守所的经历，这在时间上属于倒叙。其实我们现在也很难还原这个过程，即并不能准确地解释，由于什么具体的行为，林昭在第一看守所的审讯中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性的逼迫，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独夫”以非礼之求逼她失节。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柯庆施之死发生后，林昭重新解释这一事件，因她写申诉信酿成大祸；但为什么这一定是和嫉妒即情杀（毛泽东处于嫉妒杀了柯庆施）有关？也有人推测，是否看守所所长本人意图不轨，他们并以张志新在狱中多次遭到性侵犯作为证据。
我认为，从文本来看，林昭的笔锋确实是招招剑指毛泽东。要收林昭做外室，它仿佛是政治引诱的一个转喻。在精神分析对梦的研究中，梦里出现的形象、故事，看上去是潜意识活动，却折射了现实中隐秘的经验。但它表现为断裂的故事，以变形或隐喻的形式，呈现出人物在意识活动中有意压抑的经验。我们看到，审判者的逻辑是将林昭这个政治反抗者缩减为一个“黄毛丫头”，力争将其制服；那么作为女子，在她的理想、理性、主体性全部被剥除之后，还剩下什么？不就是个欲望对象吗？林昭的反应恰恰要逃离这个身份，尽管你用尽手段剥夺我的精神意志，我的身体依然不容你占有。如此她辨析道：
按着你们那名独夫之无原则无理性的行事逻辑那大概是：要吗林昭允作他的外室而使我们的案件获得暧昧可疑的“政治解决”；要吗随同着林昭对他非礼之求的拒绝而对我们的案件作盗用法律名义的行政处理！事情到了以后也就真地是如此进行下去了！
我怎么也看不出独夫这样既无原则更无理性的悖妄至于极点的行事逻辑有着任何一点合理之处。首先因为我不能承认其所根据着的两个大前提即女子从政必须利用性别，而与共产党打到政治交道尤其必须卖身。（第60页）
不能不说，假若从象征角度考虑，林昭所谓“卖身”、“允作外室”的话，竟然就概括了现实中不知多少知识人卖身投靠、被收编、强作欢颜或忍辱偷生的处境。所谓“强奸民意”，不正是指权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却又假借民意伪装为彼此认同吗？但是，妄想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预感危险时带来超负荷的情绪压力，让人陷入心理困境。
循着林昭的叙述，就可以看到，她那种防范性的精神状态在1964年11月初经历了一次激变，以至于她对这种心理危机的降临感到惶恐，并血书上帝求救。这部分内容，她记录得很具体。在十四万言书中，从第54页（有关1964年11月初数日经历）开始，到第96页获悉柯庆施之死（1965年4月10日），林昭的文字风格渐从辩驳转向叙事，特别到临近的日子，基本上类似日记。
这段时间，林昭经历了什么？正是由于林昭近乎日记体的记叙，我们得以整理出线索：
具体地说：于那“抬举”着我的对手已颇知察，但还不敢马上断定这种“抬举”的真正性质与根本意图，这与本身的幼稚缺乏经验当然也很有关系。是故在十一月四日谢绝所谓的营养荤菜及要求调整居室时仍还作了婉词或取着藉口，不过求其相互会意点到为止。到了十一月五日水饺子端到脸前，这玩笑可是再也开不下去了，然而还只是要求人们进行谈话而试作着讲道理的努力！从十一月九日夜间谈话未有任何结果而利用着女看守之“要哭回去再哭！”的许可回室痛哭，致被人们传语责为：“这不是斗争，这是胡闹！”而第四次被加上手铐，并在历时十天的绝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悬丝。……
从引文可见：1964年11月5日是个关键的时间点。
我们查十四万言书附录六的附录（附：“起诉书”）可以看到，11月4日这一天，正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侦查终结提起公诉的日子；但林昭当天并没有看到（而看守所所长可能知道这个结果）。
11月5日，林昭被关押22个月以来第一次得到家属接济即母亲送来食物，但其中的水饺成了导火索：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在第一看守所收到彼等使家人送来的用品、棉衣及食品若干，此为在押于“一所”期间唯一得送入副食品的一次。计有肉松一袋，原汁猪肉一罐，去纸粒糖一袋，饼干一小盒一斤又二两半（旧秤四两）*等等。此外并有水饺二十只，是原系心存疑似故意写上者，不料真会使家人送来而且特地唤至审讯室中由女监看守——鸨儿婆子们蒸熟与食！林昭何人？！此举何意？！对之震愕，咽不能下！三日之后（十一月九日夜间）即真形毕露图穷匕现矣！十一月十日起绝食十天，至十九日始进稀粥。（十一月二十三日，严亲殉难四周年忌辰以鲜血设立灵位后开始复食。
后来在给母亲的信中，林昭回忆了这个送饺子的事，她直接点出毛泽东的名字:“一九六四年的冬天，在第一看守所里正和那个大魔鬼毛泽东图穷匕见已经到了推车上壁的地步！”“那臭毛虫还特为让你们送水饺子来调戏我呢！”林昭认为自己有错，她意思是狱方正采用一切方式迫其屈服，她的合理诉求因此被利用来软化她的意志。她写道：“争取生活常规的合理待遇这在别人不是错误而在我就足以构成错误！无论如何，我是应该首先约束自己对于日常生活的种种需求即使是完全合理的需求！无欲则刚！”
再回来阅读林昭在十四万言书里的记录，从中可见，由11月5日这个送饺子事件作为明显标志，林昭精神上的紧张状态越来越强烈；这也激起一次又一次情感的爆发。她怀疑水饺里大有文章，即诱惑她放弃对立，同流合污。林昭要求和看守方谈话，11月9日谈话无果，回室痛哭。这被当做闹监，林昭第四次被带手铐。11月10日林昭割腕求死未遂，绝食十天……随后六个月，林昭的执念也在不断强化。对此，狱方进一步严加打压；由此开始对她手铐（有时是背拷）加身持续六个半月零两天！
接下来，林昭还记叙了这样一些经历：11月22日傍晚见到报纸上所谓“江姐”的文字图片失声痛哭，斥责狱方“独夫——你们的贵主席”。在林昭言辞中，政治批判与对迫其“卖身”的抗议混淆在一起。11月17日，林昭得知起诉书内容；12月2日，林昭拿到起诉书并在三天之后开庭走过场。林昭记录了自己对所谓的司法程序极端的鄙视：
这马列主义牌儿的所谓法律也者实在仍不过是配合钓饵造成声势以促令反抗者低首就范的一种、一种……一种什么混帐！
作为御用工具而被用以向反抗者施加政治压力本已经够肮脏而且够下流了，更何况是用来向女性反抗者施加意图不可告人之卑鄙的压力，那肮脏下流真正是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12月，林昭在镣铐下给上海市长柯庆施写了第一封自诉（血书），要求他过问她的案件。
1月5日，林昭向送饭者示调羹断了索要筷子。但后来她把调羹折断视为有人丧命的谶兆。
1月初至春节前，林昭称自己“扮演过了一名安静的囚犯”。但她回忆这一段时推测，因为她“越级陈述”，“独夫看着可能已经觉得相当地不入眼了”。所以，他迟迟不同意林昭请家属接济送物的要求，一直拖到2月18日（这里的“独夫”显然是指所长了）。林昭性情敏感，尤其是在这种敌意的环境。在2月20日，按看守所惯例借针剪（补衣服），看守对她冷嘲热讽；这又给她强烈的刺激。她感到自己不断受到魔鬼的试探，且退无可退。在绝望和困兽犹斗的心境中她写道：
我怔怔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又一次陷入了自从去年十一月十日被扯到那间小室中、并且在镣铐之下割破脉管以后经常向我袭来的深度的麻木状态，靠门那一堵窄窄的西壁下端，水泥罩墙上写着几行径寸的血字：“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在生一日，她必定保存我的理智，如同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似乎真地要疯狂了！上帝，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我也不愿意疯呀！……
这一天，她对着送饭人开启的囚室小窗哭诉：
“管理员，林昭向来不说谎话，今个跟你说上这么一句：我怕真的是快要到精神病院去了！……
从上面这些文字都可以见出，林昭对自己精神上的危机状态深有体察，她担心情绪失控，这种压力已经到一种极限程度。
林昭遗稿校读和研究者朱毅先生在和笔者的交流中也认为，11月5日是个重要节点，此后“林昭疯了”。但我觉得，林昭在此之前已经经历了一系列创伤性事件；她对独夫要林昭做外室的妄想不是在这一天发生的。我还想到，为什么不是强奸妄想而是“外室”妄想呢？
林昭后来描绘她与柯庆施的关系时，也常以“外室”、“小星”、“不祥之姬”自谓；可见外室身份不是主要的纠结。问题是在于，最高统治者逼她做外室，这本身意味着一种“宠幸”；拒绝此“宠幸”，在象征意义上，则反映出林昭的高度警觉和严格的自我要求，即拒绝一切可能的招安，不管是用何种手段来令其归顺。这手段包括残忍的反面——迫使她放弃感情/身体的自主权，换取对方政治上的让步：“要吗林昭允作他的外室而使我们的案件获得暧昧可疑的‘政治解决’”。
那么，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允作外室这一妄想长久地困扰林昭并终至于成为不可化解的心结？
4
妄想与幻灭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非常强调病人的早期经验，他认为病人的症候曲折地呈现了潜意识活动。分析这些症候，其历史线索和意义会逐渐明了。我对弗洛伊德的引用是非专业性质的的，但我觉得他启发我们认识到，无意识、梦幻和精神病症状，这些因其断裂、变形和反逻辑的特点看起来无法分析，但依然有一种方法去寻找其踪迹。联系林昭早年的感情经历，我觉得也可以找到这种“外室”妄想的社会文化原因。
我在这里说的“感情”，不是指林昭与她同时代异性朋友的感情关系，而是指政治领袖在登上神坛的过程中，他所调度起来的全社会人群（包括林昭）对之偶像崇拜的强烈程度。极权社会对人的控制不仅包括思想，而且也包括对个人喜好爱憎这些感情领域，还包括对家庭人伦关系的强制性界定——所谓“划清界限”、“背叛家庭”，此之谓也。我们现在用“脑残”来形容一个人的无思考，用“五毛”或者“自干五”来鄙薄那些无思考且自甘为奴的美化权力者；然而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改造正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统治者要求人们放弃的不仅是理性和独立人格；而且，理性被驱逐后的精神空白，则主要是由崇拜偶像的感情来填充的。
我认为林昭由拒绝“外室”妄想到建构出独夫-林昭-柯庆施这样一个感情上的三角关系，可以追溯到这样三种原因。首先是社会上普遍弥漫的领袖崇拜，其次是她经历的幻灭痛苦和政治迫害，再次是柯庆施之死带来的刺激。
林昭是极权时代领袖崇拜的亲历者，她少年时代开始追随共产党，满怀社会主义理想地投入到此后的土改、基层建政和新闻宣传工作里。她曾与家庭决裂（在给师长的信里她写道“父亲对我深恶痛疾”），她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那样热爱毛主席。如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述（胡杰纪录片中引述了这段话）：
我现在真是一无所求，就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断绝了很多人的联系。（在个人感情上可以更清静一些）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它却在北京或莫斯科（不从地理上来说）但它并不拒绝将它的光辉指引我。每一想起它，我便感到激动。我常使自己从它取得力量。五反开始时我便在心里默念着我们伟大的领袖----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而写下了我的誓言。
这封信写于1952年的“红五月”，这种感情当然并没有取代林昭和其他朋友的私人交往，但林昭对领袖怀着至高无上的圣洁感情，却是溢于言表的。就在北大五·一九运动开始的前一个月，林昭还在当年4月18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这样的诗作，她为欢迎伏罗希洛夫写下这首诗，其中写道：
毛主席的话里响着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心随着它的旋律沸腾；
急赶了多少里路，等候了多少时辰。
此刻我们的心扑向尊贵的客人。
……
敬爱的领袖，传奇式的将军，
我们的心随着你们拥进了新华门，
在你们每句话的后面，我们喊同意，
你们写下的每一行字，我们都签名！
不必说，这样歌颂伟大领袖的诗篇，当年不知有多少人写过。这并不能和林昭有关“外室”的情结直接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毛泽东、挑战其个人崇拜的道路上，却没有人比林昭走得更坚定、更激越。这就是林昭为中国人告别专制留下的最重要的一份遗产，我们因此则不能忽略这个转折是怎样完成的。
林昭的幻灭从反右运动开始，经过1960年入狱至1962年再度入狱，她对共产党诚意改革的希望彻底破灭，这些感受她在十四万言书中有着痛切的阐述。但林昭越来越强烈的毛泽东逼其失节的这一感受，却与她在看守所里遭受的逼迫紧密相关。前面说到11月5日是个关键时间点，而尤其在林昭写信向柯氏投诉及至柯庆施之死，这一妄想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由于嫉妒，毛泽东密杀柯氏。
2000年美国精神病理学会（APA）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之修订版（DSM-IV-TR）将妄想的内容分为五类：
一、典型的和最常见的类型是迫害型（persecutory
type )
妄想，坚信自己被威胁或虐待。
二、虚华型（grandiose
type)妄想，就如其字面含义，坚信自己被赋予了超乎寻常的权力和知识。
三、嫉妒型(
jealous type）妄想，坚信自己的性伴侣对自己不忠。
四、被爱型(erotomanic
type)妄想，坚信地位高的人——公司经理或美国总统爱慕自己。
五、躯体型（somanic
type )
妄想，坚信自己患有某种躯体异常或躯体障碍。
而在劳伦·B·阿洛伊、约翰·H·雷斯金德和玛格丽特·J·玛洛斯合著的《变态心理学》中，著者论及妄想症状时还提到另外两类，其中一类是“关系妄想”（delusions
of
reference),即坚信他人的举动是针对自己的，尽管事实上并不相关。还有一类是“自罪妄想”，即坚信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使他人遭受了极大的伤害；如精神病人可能声称谋杀了自己的孩子。
前面我说过，林昭的症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妄想症的特点，这个判断不能单独成立，即不能脱离具体语境来看这个判断。我之所以要做这样繁琐的辨析，是因为极权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迫害、虐待人的社会，政治权力对人的精神扭曲有强大的力量，同时也有一系列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支持。个人的对抗意志和力量因此本身就带有“反社会”的“异常”特点，它也注定被统治者的意志代表——国家机器强力打压，由此产生的受“迫害”感，不是妄想而是现实本身。从大的方面来讲，林昭称之为“楼梯上打架”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不就是在点燃和煽动人与人之间的迫害妄想吗？
但与此同时，有关妄想症的分类对我们理解林昭某些方面的“异常”仍然有帮助。我的意思是，林昭对毛泽东的批判是相当深刻的，但她对柯庆施之死的解释明显带有妄想症中的“自罪妄想”特点。而她的推理方式也反映出一定程度的“关系妄想”，即将不相关的事情推测为针对自己的事情；这样的联想一般不太让人信服。如她写道：
在陈诉于柯氏这个问题上年青人与独夫之间的矛盾激化大略是今年二月以后的事。但在一月初或去年十二月底……总之是今年一月五日给予筷子进膳之前，已经有了某种承议，虽说我当时还完全不曾想到。故在一月五日中午向门外送饭者索要那人们已允予给我的筷子时便坦然示之以断了的塑料调羹而道：再不给筷子没法吃了，原来仗这个对付着，可是恰好已经断了。（在这里撒了点小谎：事实上那调羹不是当天断的而是已经断了几天。我只记不清——吃不准了到底是发生在年前还是年后？）……假如林昭当时已经有了今天这样的灵敏度特别是假若了解了那怕只要了解一些独夫内心深处一向以来那种迷信谶兆的程度，则即便是处兹看来不值一提的细故，也可能会得更加深沉含蓄一些而不会像那么失口轻言。
这里写道调羹断了，可能是柯氏丧命的一种谶兆。但是调羹断了是哪一日，陈述是翻来倒去的。
3月5日，林昭收到家里的接济物品，但很多她希望送来的东西没有到。林昭认为这是狱方有意为难她，目的在于挟制犯人。
在这天家人送来的白衬衣上，林昭以血题毕《无题九章》，3月6日，林昭的血衣和自诉血书都被退回送出血的绝食书；但晚上遭退回，林昭又开始绝食（时断时续一直到5月31日宣判）。
关于这段时间林昭对自己经历的描述，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就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囚犯与狱方的关系；而更近似于看守与一个疯女人的关系。其实整个十四万言书，就是一个《狂人日记》文本。只不过，写《狂人日记》的鲁迅没有明显的精神病；而写作十四万言书的林昭，跨越了所有对那个时代的“正常”人所设置的障碍，尽情抒发了一个政治犯对自我的体验和观感。专制的敌人是自由，林昭以她的“疯狂”赢得了书写和反抗的自由。她也重新安排了看守与自己的关系。我们看到下面这些描写，监禁和囚犯、主动管教和被动服从的关系完全被颠覆了。
三月七日的清晨，我爬起身又刺着手指在那件血衣的前襟空白处—-血点较少的地方题上了第二段“跋语”（见附录。这些诗篇跋语之类倒大致都可以保证字句无误，虽然没有底稿但记忆颇称清晰）。并且重新包好它们——两件东西包在一起——交给送饭的人。他拿了去但又带了回来，我就再闹。这么闹来了个也是似曾相识的什么人，他打着官腔道：
“要陈诉向法院、检察院去陈诉！……”
我恨得跺脚因为这寥寥一语听起来多少已经证明着我那一番推断与料想。我乃厉声道：
“法院检察院都比你们小！管不着你们！”
于是闹了一场。磨到临夜，算是叫我出去而使我自己把那两件儿带着当面交给了他们。
也是在这一天里，狱吏判断：林昭要疯了：“他们早该知道这一点了！那不在三月七日的晚上他们已经面对面地清清楚楚地观察过我的精神状态而判断我是：‘快要歇斯的里了’么！……（第84页）”
在对这些日子的描述中，林昭的自我仿佛分裂为两个人，一个是鏖战不已的女囚，另一个是将囚犯和狱吏的冲突清晰记录下来的作者。紧接着是有关米汤和稀粥的冲突。林昭要米汤，结果拿来的是粥；林昭怒不可遏：
这个年青人便又使劲一下刺破了自己之不知那一个已经满布着黑色的创痕的手指。劲儿使重了，大约刺着小血管了，鲜红的血一滴滴向那层粥衣上滴下，而这个年青人便慢慢地移动着手指使血点儿分布得又均匀又艺术。——在一种奇异而冷漠的平静里，几乎像制作什么工艺品似地好整以暇。这一天那后来的大半个上午也就在同样的平静里细细勾画着（当然也是用血！既然我没有任何其他可供书写绘画的东西）父亲灵位上的花饰，甚至还为位前那里血绘的香炉添上了装饰性的云纹……聊以终日……
林昭在背拷下还用血在墙上书写了三寸见方字迹的鲁迅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
我从林昭所写的看守反应感觉到，林昭这些怵目而惨厉的抗争方式，对那些看守是有心理震慑作用的，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林昭的行为，甚至不得不满足林昭的要求。
也是在这里，举国若狂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遇到了他来世今生的死敌；一位镣铐下的弱女子、一位视死如归的疯女人，对他进行了凌厉无比的审判。
5、“疯话”与自罪
林昭批判毛泽东的文字，在十四万言书中比比皆是。钱理群、傅国涌先生的研究文章、胡杰纪录片中都有很多引用。而我这里仅就林昭十四万言书所述《疯话》的写作情形来举例，因为这部分内容紧接着林昭立誓与柯庆施冥婚的故事；同时，它也浓缩了或者说可以解释十四万言书全文的语言风格。从中可以见出，林昭的批判锋芒、她在人格和道德上的优越感与被疯狂释放出的批判力密不可分。也许我始终都需要说明，评述林昭所处的那个时代尤其是1964-65年林昭上书的年代，准确的词汇正是迫害与疯狂。而我们说到林昭的疯狂，恰恰突破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政治禁忌。那禁忌本身是极权时代为剥夺人的自由意志而设定的，而林昭对自由、自我和人格的忠诚，尤其是回归上帝的基督教信仰，则给了她无比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疯狂就是自由的形式。当然，在专制机器的碾压下，自由的代价惨烈，林昭承载的精神痛苦超出负荷。
我们从林昭的语言方式可以看到这个特点，她对毛的迫害狂、他之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文风恨之入骨，这是她驰骋想象剑挑毛泽东的情感动力。而她的《疯话》则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那样，不时脱离逻辑，在象征、比喻之间见招拆招地疯跑。我说被疯狂释放的批判力量，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即从一件往往并无直接联系的事情开始，林昭将片段的感受串联起来，结论穿透现实，具有杀伤力：
《疯话》就在那个下午起稿，到底那是三月十三日还是三月十四日么只好异日到那些血的原稿上去查找罢。写它的动机么亦可谓很明显，谁若看到它都不难理解：首先就还只是在竭力想向独夫作些不拘形式不着痕迹——不落陈套的规谏而促要他凡事取之正途！那不开宗明义的第一节就是责备他不听好话而犹在玩火，第二节则是责问他：“我的东西（注：指手稿等——昭）你为什么不给我？你安着什么心眼儿？……你为什么把我的东西串在钩子上？我又不是一条鱼？”等等。随后的几节虽不免略略有所发挥，诸如：“你不是人，我也不是人！你是个鬼，我也是个鬼！——你是自个儿高兴要做鬼的，我是活生生挨你逼成鬼的！……”“其实你就只有那么一点力量，你的办法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几手。你的基础：‘土窮巧极’；你的表象：‘比学赶帮’；你的实质：‘偷抢扒拿’；你的目的：‘多快好省’！……”“夜真长！……这无声的夜——我累了！……但你在干什么！跳舞，还是吃人？——人好吃么？什么味道？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的人？你饿了么？——你消化得动么？你要‘食母生’要‘胃舒平’么？……”
仅仅这么写还不够，林昭见到毛像、毛的文风都会产生本能的抗拒。她写道，3月12日报纸上有关越南问题的政府声明：“我的反感是一下就升到了顶点：首先便因为这样一种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可谓是极其典型地体现着毛风！”……“我默然地又刺破手指而把血点弹在了那个色厉内荏大言不惭地所谓声明之上好像它就是独夫的脸皮！……当作一种严峻的抗议！……”
一周之后的3月19日，林昭和看守所方再次发生冲突；这次冲突在林昭看来非同小可：
假如说林昭写给柯氏那两封血的陈诉是为一包静置着的炸药安上了两支引火雷管，则三月十九日的冲突就等于是燃着了导火索子从而直接促成了四月五日—九日柯氏之死这一致命的爆炸……回忆这些事情都很吃力，而要把它们写下来就更吃力。
林昭写到当日的冲突经过，首先是林昭在囚室窥望的小孔里穿过纸条挂在门上，血书写道：“有事要求立即提审”。但值班看守拒绝拿走，接着另一位看守“眼镜”过来询问，林昭再要求将她写的《疯话》拿走；眼镜也拒绝了。林昭急怒交加：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青人那愤激的情绪是愈益趋向白热。《疯话》中之最刺眼的两节即“这个肮脏衙门发散出臭鱼、烂虾、死狗、瘟猪……毒疮的气息……”和“《阿Q正传》写错了！——阿Q并没有死！——但也许是‘大团圆’之后‘过了二十年再来……’的又是一个，待考。……”都是在眼镜走掉直到被叫出去的那半天空隙里写下来的！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鲁迅《狂人日记》的特点。相隔大约半个世纪，《狂人日记》开启了一个文学上反封建的启蒙时代；而林昭的疯话继续了狂人未完成的使命。她睥睨被极权扭曲了的普遍的国民性，向暴政领袖和制度所培育的屈从、懦弱的奴才哲学掷下投枪和匕首。
林昭的生活态度与看守所/监狱的环境根本无法协调，从她的叙述来看，看守所的狱警除了使用械具，对她束手无策。多少人背拷一天两天就屈服了，而对林昭，肉体的折磨只是令她更加勇猛无惧。她说：“当第一看守所的人们似乎很‘善意’很关切地对我说应该学会涵养克服急躁等等的时候我就自行深思过”
真的，每当我沉痛莫名悲愤满怀地想到：这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的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的同时代人，中国的青春代正在这条该叫专政的大毒蛇般的锁练之下怎样地受难。想到这种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斲丧着民族的正气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辱了祖国的名字而加剧了时代的动荡……啊呀，在那些时候这个年青人真是，如像《思想日记》书后之某一首诗里所说的：“腔血如泻何惜洒，化场风雨洗神州！”我还能不躁急吗？
这段话也是胡杰在《寻找林昭消逝的灵魂》片中引述过的，胡杰也采用了林昭痛呼上帝保全其理性的那段话。但导演没有坚持考察林昭那种被撕裂的精神状态，即她的理性洞察与她的疯话是互为表里的，这种理性时常呈断裂的状态或者被疯话包裹。而我认为，林昭对自我的忠实远超过后代读者。她对自己精神上的异常反应有非常忠实的描述：
3月19日，林昭坚持要求看守把她的《疯话》拿走，遭到拒绝，她“恨得直在那里撞门”，
当眼镜阴阳怪气不涉正题地诡笑着说什么不要急，慢慢来，我——们想“你一定可以‘改造’好的”……之时林昭就正眼也不看他地回答道：—-因为他那些话在我听来似乎只可能作一种解释——仅仅是作一种解释！……
“你给我——死了这条心罢！”
这句话声音是那么森冷而峻厉，连自己听着都有些异样的感触。
这是怎样的囚犯？林昭对“改造”的鄙视让狱警的权威无从施展。接着，在看守所的办公室里，林昭与“眼镜”僵持不下：眼镜要林昭回去囚室，林昭坚持要他收下血写的《疯话》。这个狱警叫来了两三个人——
走在头里的就是我最憎恶的一个女看守，被我很不客气地直斥之为老鸨婆子的那个混蛋！为着企图见好于她的主子而对林昭达成其老鸨婆子的目的，她经常来充任打手，光是头发我就不知挨她揪下了多少？从住到那间小室里去特别是从今年春节那回打人事件以后我几乎都已经见不得她了，而在那天的特定情况下特定气氛中一看见她我便立刻像见了什么最可怕、最肮脏、最下贱的恶魔似的“啊！——”一声惨叫！……毫无思考过程而简直是出之于条件反射的本能！写到这里我耳边宛然又响起了那一声自己的叫喊。天啊！只要听见过它，那怕就是那个老油子乃至比他更老的油子，大概也会得承认：在这一声惨厉的绝叫里所包含着的恐怖、憎恶、仇恨、悲痛……种种都是任何舞台音响效果所万万不能达到的！……（第84页）
林昭被锁进“那间小室”（我推测是单人囚室），“从那天本能地发出那一声绝叫以后直到五月——二日或是三日，整整一个半月里我没有再跟世人们说过话！”她需要表达什么则挖块石灰写在小窗、门或水泥墙上。三天之后的3月23日，林昭开始以自己的鲜血写《告人类》，这部遗稿未曾退还家属，我们至今不知其下落。三月底林昭又和看守“闹”过一场，结果是眼镜做了让步：将十几天不给林昭的报纸借给她看，也同意让家属给林昭接济。
接下来在4月5日，林昭跟看守所再次发生冲突，这次冲突起因和她上一次即前面说到的11月5日收到家里送来的“水饺子”相似。她心生疑窦：“一刀草纸、一支铅管装的‘百雀羚’、一包（？）葡萄糖、还有三块钱。独夫之心思用到针眼里去时就是这样，连钱的数字都有着意思！——不，这句话更准确地怕的应该这样讲，极权政治之阴森森的神秘的荒谬就是这样：连区区一个数字都时而被赋于了某种暧昧的意思”。我们从这里的表述，可以看到，从物品的数目跳跃到“独夫”的心思，再到对极权政治之阴森神秘的判断，林昭的推测表现出很明显的妄想症特点，即把不相关的事情关联到一起。这又更激化了她与看守的对立：“故人们使我签收时我便把递进来的蘸水钢笔掷在一旁而使劲一下捅破手指就在那张送物单子上通天彻地大书下了血迹淋漓的‘林昭’两字！——签字！我给你签字！”结果，送物的狱警要拿回签字的钢笔，林昭不理他；那狱警便开门进来。警察在地上捡笔，气不忿地挑破了林昭贴在门上的春联；林昭跺脚呸他一口，他则猛力推撞戴着反铐的林昭：
我踉跄几步撞到墙上差点儿摔倒了下去，但马上又挺起身子要重新向他进攻！——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一遇到外来的侵犯镇压之类，首先想着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任何什么，甚至都不是力量对比等等之因素。这时外面大约有谁在作着示意，长人乃也借此下场，关好门走了。……
在这场冲突两小时后，林昭喝米汤发生腹泻。那段时间，林昭和看守所闹僵，除一口米汤外连菜都不吃。但她需要补充盐，而看守所不让家里送，直接把盐加到米汤里。林昭怀疑米汤中加有泻药而且她还戴着反铐，剧烈频繁的腹泻让她倍受煎熬。看守所这方面可能就已经当林昭是个疯女人了，他们根本也不考虑她的需求，4月6日一整天，不给她发开水。
4月9日，林昭喝过米汤，感觉泻药放得更多了，只好不喝。她裁下半张草纸写出抗议。到下午四点，开水才送来。但林昭认为发生了蹊跷的事，饭格子里的水一下子翻倒在血写的字条上。她将之解释为来自冥间的谶兆：“后来我才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正发生在父亲灵位，发生在我以自己鲜血所绘设的父亲灵位的旁边。无疑地，有鉴于独夫的辣手凶心父亲是对那位不幸的第三者动了些怜悯。”
林昭写道，也就是在这一天柯氏讣告发出；但她当时并没有看到。但在下午六时之后（讣告柯庆施逝世的时间点），她“情紊意乱神思不宁，甚且百脉愤张心血汹涌”。她强压着烦乱用小竹片写着血书《告人类》，就在暮夜十点左右，她写道这样的灵异感应：“忽然之间，那种使人百脉愤张的奇异的烦乱一下竟化成了一个相当强烈的刺戟！就像一道电光闪过酝酿着大雷雨的沉闷的天空，一种说不清楚的异样的感应也闪过了年青人只是笼罩着一团决死之孤愤的沉郁的心田！没有思考，没有判断；没有分析，没有综合。总之，没有任何一点理性的推论过程，可是桎梏之下的青年反抗者‘哇’地一下失声大哭起来！”
林昭哭到看守再来，看守也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林昭抓一把石灰在墙上狂草“盐的问题”以及她的疑虑，看守也只是敷衍着她。林昭就这样再度陷入剧烈的哀痛中。这样，到了4月10日早上，林昭听到新闻中重播的柯庆施逝世讣告。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林昭心中埋下了这个结——柯庆施因她而死的情结。今天我们从有关变态心理学的研究中可以找到有关这个症候的名字：自罪情结。但它为什么在林昭心里引起了如此激烈的反应？考察理性的原因，我觉得可以说林昭对自我、对人格完美，有着近似洁癖的要求。她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导致他人痛苦的过失。再一个，她在内心深处，对柯庆施这位上海市长存有期待——期待他可能会有良心发现。她认为在东南一带，这位市长“卓有声望”，“颇得民心”。
在今天人们对柯庆施的评价中，一个基本的看法是柯庆施很左。他鼓吹“大写十三年”，宣扬个人崇拜：“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1958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也是柯庆施执意要划傅雷为右派。但也有研究者邓伟志认为，柯庆施并不算左，他坚持划右派不能套比例，以至于上海只划了一万五千多右派，相比来说算少的。特别是上海的科委系统和外事系统，没有划一个右派，这是不容易的。但具体到林昭遗稿中，林昭并未提及这些事情。也许她并不知道，也许她模糊地听说过柯庆施对右派并非赶尽杀绝，但我对此只能停留于推测。从十四万言书来看，林昭认为柯庆施之死完全是因为她所写的两封自诉；而她几个月以来与看守的冲突，也加剧了柯庆施的危境，最终置其于死地。这个结论让林昭被内疚感击倒，她把自己描写成致人死命的不义者，因此罪责而无情地审判自己，有关凶兆、刀器、创伤和血字等意象，强调了内心痛苦和精神的分裂感：
像一个震雷从头上劈下，像一柄利刀猛击着心窝，我一下就哭得气都转不过来而几乎晕倒，从一九六二年在第二看守所测知父亲辞世以来，这个年青人还没有像这样地哭过！——在她短短二三十年的生命史上还从不曾经受到过这样巨大而更深重的精神创伤呢！上帝啊！为什么死的偏偏不是我啊！在血泪交下奋不欲生的悲恸之中我连撕带咬地弄破了手指，而水泥罩墙上便出现了这么几行血迹淋漓笔划凌乱的文字——当作一种指控，一种陈证或一种宣告。那些目击过原迹者可能是更容易理解而且理解得更深，因为就从那留在壁上的字迹本身已经明显地可以看出：年青人写下它们时是怀着如何地哀愤惨厉的心情！……
谁死了，谁？谁死了？！
苍天哪，我造下的孽吗？
我害死人了，以命还命！我也要死的！
林昭志于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
从上述情况来看，林昭在临近危机顶点的那一个月（3月13日或14日开始写《疯话》至4月10日确知柯庆施之死），她的处境和情绪都已异乎其他囚犯。一方面，狱警已经当她是个疯女人；另一方面，林昭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也达到无可调和的程度。事实上我们失去机会去了解，林昭的情绪状态与自罪心结，除了前述社会文化原因外，在其遗传基因或者大脑生物学的层面发生了什么激变。但显然，政治迫害、监禁非刑与生物因素共同作用，让林昭陷入她无法摆脱的内心矛盾。这种打击是如此之大，甚至超过父亲之死对林昭的打击。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剧烈地改变了林昭此后的精神轨迹。
6、地狱里的预言
如果柯庆施在天有灵，他可能想不到，他的死讯在他曾执政的上海市最黑暗的一角，提篮桥监狱，引发了如此的心灵风暴。而且，作为共产党高级官员/位极国务院副总理的他，其姓名从此和一位争取自由的斗士连接在一起了。这样一个从逻辑上看光怪陆离的事情，不仅发生了，而且，它进而转化成为一则政治寓言，林昭通过她推演的政治悲剧，对极权的本质做出了深刻的透视。
我们——四十八年之后的读者，隔着时空的距离，可以分清林昭笔下的柯庆施与真实的人物是两个人。但在林昭遗稿中，死者是她所有精神异常的谜底。我认为，她是用感应、同化和理想化的方式再造了这个形象。所谓感应指的是，林昭相信自己的情绪起伏必是代表某种神识谶兆，特别是处于极端孤独而思维和情绪又特别活跃的情况下，林昭陷入某种迷信直觉，追随感应的状态。同化是在于，林昭把柯庆施当做自己的同难、牺牲者；这样，他的死所代表的意义便与林昭的命运完全一致。理想化指的是，林昭将自己所有的感情倾注于这个人物，使之死而复生；变身为与林昭生死相依的爱情伴侣。
在十四万言书的最后三十页，也即是林昭写到4月10日之后的内容，即呈现了这些不寻常的联系。尽管我们已经知道，柯庆施并非死于毛泽东之手；但是，一年之后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中，有多少他的许多亲密战友陷入灭顶之灾？！就此而言，我们不能不惊叹，林昭如同古希腊神话里的复仇女神，她预言了即将发生的悲剧：“先生们，若以这种速率死下去，你们的那些贵中央委员们可是确确实实在很短时期以内就将死得更无噍类矣！”
我认为，林昭的预见主要是基于她的亲身经历和对现实的体验。柯庆施只是由于偶然因素（由于他任职上海，由于林昭以他作为投诉对象）被卷入、吸附到林昭的精神世界中。有关他的谋杀想象是虚妄的，但捕风捉影，株连迫害，这都是极权政治的现实特点。林昭以柯庆施为名，为那些冤死的人代言；她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倾注到这个人物上，使之符号化，成为贴近权力中枢而被株连吞没的牺牲品。进入这个情境，林昭的情绪被引爆：
在痛哭中我但觉万物都非而天地变色！天哪，我是什么人？！我在什么地方？！我碰到的这是一回什么事情？我眼前晃动着一片血！血！血！才流下来的惨红的血！这是我的血吗？！或者，是我造成的吗？！这是什么意思？！要达到什么目的？！又起着什么作用？！从这片血里我一下看清了最最狰狞可怖的罗刹鬼脸之上的每一根毛发！看清了迄今为止总是被小心掩盖起来乃至竭力美化着的极权政治那黝黑黝黑的骨髓！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为“深刻”的核心，却也是其最为真实的本质！
如果我们把柯庆施的名字换成彭德怀或者刘少奇，如果我们把大饥荒以来几千万同胞的惨死和一代知识精英所受的迫害考虑在内，我们就会觉得，林昭对独夫的认识是如此透彻，她的揭示是如此深刻：
独夫毛泽东之该死的刚愎自用轻躁任性——无原则无理性固然也可以当为一种性格特征来解释，但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一意孤行甚至竟然弄到如此无法无天地胡作非为的程度，应该确认为是先生们之贵党特别是贵中央什么玩儿长期以来对这个暴君一味迁就、姑容、放纵的结果！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但也是出于严重封建唯心思想与盲目偶象崇拜双重影响下之深刻的奴性。你们把独夫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为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象，把一切比较实在的或暧昧可疑的所谓功劳、成绩、好事等统统只归到他的名下以提倡、鼓励、扶植人们对于他的个人迷信与偶象崇拜！对于那些失败而丢脸的乌搞诸如从捉打麻雀到“人民公社好！”等等一切则尽量设法掩盖，涂抹、缩小直至无影无形地改头换面化整为零以遮饰他的错误！
林昭继而对粉饰、神话毛泽东，对曲意放任、盲从纵恶的中共党内风气提出了更尖锐的谴责，她尤其揭示了其组织上的专制特征：
除了已经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奴性的习惯势力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受着党内太上皇——秘密特务之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恐怖监视之故。这才是你们那个独夫民贼统治全党的物质基础，或者说组织基础！也因此我才不止一次评论他除了会办军队就是会办特务。认识这一点对于深刻认识今日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之本质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受着如此一个彻头彻尾特务化于一层伪善外衣之下的所谓政党的统治，我们还能向何处去寻找一点民主气息呢？！谁都不能供给人们以自己没有的东西，而先生们的贵党之内除了集中、集中、集中，而且是恐怖的集中！根本就早已没有了任何民主可言！
林昭联系中国社会的历史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封建帝王本质：
毛泽东思想也没什么了不起！中国自古以来为王为寇者无不深晓这一条封建中世纪的政治规律：天下靠打而民无二主！如此而已。独夫差胜前人之处不过他是适逢其会而去把这一条中世纪政治规律披加上了那该死而又该死的所谓马列主义的外衣！但假如没有那许多爱国心热正义感强拯民愿切的热血青年慨然献身以为先导（这些人里面就有着林昭母系的长亲），又假如没有那许多嫉恨邪恶热爱土地单纯质朴的善良农民糜首尽命以作牺牲，先生们的一代江山岂能单凭独夫纸上谈兵唾手而得？先生们成天价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高调唱个不止，自己党内封建专制恐怖独裁到如是地步却只一味惜生怕死贪恋着不义的权位以图分取独夫乘兴儿赏与的半杯残羹瓢数冷饭，狗苟蝇附同声“万岁”之余，曾未闻几人敢步“海瑞”之后尘而直要到今日之下让这个青年反抗者激于义愤不顾死活地来直揭而痛陈你们之独夫的可耻罪恶！
就此，林昭对一个时代做出了审判：
毫不夸张地说：先生们，你们要毁灭了，——要毁灭了！暴君独夫以及其秘密特务的恐怖统治几乎已经斲丧了你们党内的任何一点活力更窒杀了你们党内的任何一线生机！作为一个政治整体你们已经丧失生命力而临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上了！先生们，可敬的先生们，假如再也无以自拔，那么你们是决定地要毁灭了！
林昭言重了吗？十五年后，这个党领导下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精神病复发”为由，对林昭宣判无罪。经过家人抗争，次年，1981年12月，同一法院再次对林昭做出判决，这次不以“精神病”为理由，宣告林昭无罪。
一个宣告林昭无罪的时代——一个在各种意义上向毛泽东背转身去因而燃起希望的时代。然而，是在付出了何等的代价之后！
三 最强烈的抗议与爱情
前面我阐述了林昭的预见及其认识意义，但由于这些是依附于柯庆施之死而引发的议论，我们还得要回到这一事件上。写到这里，我不禁还要进一步辨析，为什么我们不能罔顾这部分文字。
有关林昭的“精神病”这一议题，实际上涉及到对林昭遗产的研究和评估。这些遗产，我指的是林昭狱中留下的两部长篇遗稿（十四万言书和《灵耦絮语》），各类诗篇、杂文，还有题为“血书家信”和“战场日记”的文稿各一本。这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
而最多地呈现出林昭当时精神状态的回忆录就是十四万言书，这部文稿中有大量的篇幅是林昭对自己在第一看守所经历的回忆。这些回忆，如前所述，有深刻的认识，也有明显的“疯话”。二者相辅相成，尽管可以从中分解（对于后来的阐释者）出理性思考与虚妄的幻想，但我们需要有关精神病的现代知识来将之理解为一个整体。这不仅对理解这一部文稿是重要的，而且，对于理解林昭所有狱中遗稿，都有相关性。
一般来说，中国社会对精神病的认识是极为肤浅的。我们看到的社会问题包括对精神病人的虐待，如在一些贫困地区的村落，家属将精神病人锁住，使之与人群隔离而减轻其可能的“危害”。其他处置包括将精神病人看做无能力者加以排斥，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以“精神病”为由让犯罪嫌疑人不负刑事责任。同样恶劣的做法又有将根本没有精神病的人（例如上访者、持批评意见者）送至精神病院等。
话题再回到林昭研究，我在前面论述到明显的属于“妄想症”的症状；但我认为，需要强调的是，并不能因为这部分的问题而否认林昭理性认识的价值，也不能因此把属于妄想的那部分当做真实的证据（例如说御审的情形是真实的，甚至说当时柯庆施在场）。而就二者的关联来说，我们还需要看到，林昭笔下的柯庆施事件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感情事件，它催生了林昭所言“最强烈的抗议和爱情”即与柯庆施冥婚这一体验。
1、为死者做出的道义承担
林昭与柯庆施的现实关系，原本是一个囚徒对行政长官投诉的关系；怎样发生了一种移情的变化呢？在十四万言书的第111页，也即是这封长信的最后十页第三段结尾，林昭写道：
在第一看守所，今年五月五日——六日夜里，他与独夫扯破面皮借着年青人之口呼名痛斥时就说过：“你才有心思，她有什么心思，她小孩子！”胳膊有点往里拐过来，不过也是实话！
有人认为毛泽东审林昭，柯庆施在场亲见，可能就是根据这段话来的。但是这段话显然是混淆了梦与现实的界限。因为林昭所写的今年，那应该是她写这封长信的1965年，而当年5月5日——6日，柯庆施已经去世。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十四万言书电子稿第一稿的校对者将林昭亲笔今年的“今”字改成了去年的“去”字。这样一改，逻辑上对了，柯庆施1964年还健在。但他那年的4月20日刚在上海华东医院做了肺癌手术，5月5-6日深夜哪里可能去提审林昭？况且，这里所谓“借着年青人之口呼名痛斥”，那意思是柯借林之口，换言之，林昭自己在痛斥，说的是柯的意思，意即林昭以柯庆施的口气痛斥独夫。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以此作为“御审”的依据是靠不住的。
林昭1965年7月14日开始写十四万言书，与柯庆施的冥婚，是她对柯庆施之冤死而做出的道义承担；它具有的反叛和抗议性是不言而喻的。紧接着上面那段话她写道，为了正视自己行为的后果，林昭“写出这么一份检举、揭发、控告的冤状！不仅此也，不识羞的黄毛丫头谨向先生们直认：作为证人，作为原告，林昭还取得了半星①的身份哩”。这是对死亡的挑战，是以对死者的承诺延续对独夫民贼的抗争：
然而就从四月十日那一天，就从他惊耗入耳的那个早晨起，一种强烈的悲愤的爱情进入了林昭的心灵。为反抗者的叛逆的女囚爱上先生们之已故的上海市长了！这首先是被独夫弄假成真了的！因为他正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去谋杀了柯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柯氏是为林昭而死了！世间还有比这更真实，更永恒，更不可动摇至于地老天荒亘古长恨的爱情吗？尽管林昭在陈诉于柯氏这件事上同样是初心似水示证苍天，但事情既弄到了这种地步，我不爱他也得爱他甚至都非得爱他不可了！对于死者的爱情也就是对于独夫的抗议！爱情强烈到什么程度，抗议就坚定到什么程度！
也是在这段时间，林昭开始血书《祭灵耦文》，并“在他四七之期那时，在第一看守所用来囚禁我的那间沾满了我鲜血的小室里，这为反抗者的女囚遵着祖国民间古老的习俗以姬人之名为他立了牌位而成冥婚！”
2·妄想症及参考论述
也许有人会认为，林昭写了那么多逻辑清楚批判深刻的观点，何至于在这一点上突发奇想？而且，冥婚之于她，并不是我们今天所分析的艺术想象，而是她的生活本身。
根据林昭妹妹彭令范答记者张敏提问，1964年监狱方的确为林昭做过精神病鉴定。鉴定者是上海精神病院院长粟宗华，他也是为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做鉴定的专家。他的结论是她们有精神病。我推测，他这样做，是希望为她们开脱，但同时也不违反他的医学判断。结果，他在文革中还受到批判。但我们现在没有林昭的病历鉴定，因此也不清楚，粟宗华为林昭鉴定出的是哪一种精神病。是精神分裂症？妄想症？还是情绪紊乱或者躁狂性抑郁症？
我认为林昭的情形有妄想症的特点，为理解这一点，我要再引述一些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知识作为参考论述。
精神病的诊断和研究涉及复杂的领域，同时，有多种学科在这里有着边界的重叠。二十世纪西方对精神病的考察涉及到心理学、遗传学、语言学和哲学等多个学科，阅读有关精神病的历史可知，既不能将它完全归于社会建构——由于某种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导致人们对精神病做出这样那样的解释；也不能脱离历史语境，仅仅考虑受遗传影响的大脑化学物质紊乱。（参考：爱德华·肖特著《精神病学史——从收容院到百忧解》中译本）从多元论的观点出发，前述《变态心理学》的著者劳伦·B·阿洛伊等人提出三个基本的假设：
第一，人类的行为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即科学家可以客观地观察行为和环境的变化。从观察中，寻找行为的原因；了解这些原因，他们就能预测和影响行为。
第二，许多变态行为是生理和生物因素所共同导致的。虽然心理活动无法观察，如态度、记忆和期望，但无疑与大多数的心理疾病有关。……
第三，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人类行为或许可以用一般的术语来讨论，但是对个人而言，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记忆、欲望和期望，每个人都有某种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中译本第34页）
通常我们会认为精神疾病带给人的影响总是负面的，这也是社会生活中精神病成为一个污名的原因。但心理学教授凯·雷斯菲尔德·杰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通过她的研究表明，在艺术家中发生如心境紊乱（mood
disorders)带来的精神病（抑郁症或者抑郁-躁狂周期性发作的情绪紊乱），这样的比率通常都更高，但这却也是他们更具创造性的部分原因。她研究了生于1705年——1805年之间的英国和爱尔兰的诗人的生活记录，结果发现，他们受到躁狂——抑郁症折磨的可能性是常人的三十倍。同样的例子，在二十世纪主要的美国诗人那里也可以找到。还有，像弗吉尼亚·沃尔夫整个成年生活都受到躁狂/抑郁的疾病折磨，她最终自溺而死。柴科夫斯基是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他也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同上书，中译本第375页）
躁狂症状包括这样一些突出的特点：高昂、高涨或兴奋的心境，对自己所做事情充满激情；过度自尊，“他们可能会开始谱写交响乐，设计核武器，或者打电话给白宫建议如何管理这个国家”。躁狂者的精力无穷，他们可能每晚只睡几个小时，经历却是他人的两倍。躁狂的症状还包括多话，浮想联翩，注意力分散，多动以及不计后果的行为等。
杰米森认为，轻度的躁狂状态常常是艺术家感到灵感迸发和最富创造性的时刻，她说“在创造性的和轻度躁狂的思考里明显可见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思考的流畅、敏捷和灵活性，另一方面是在思考过程中以创新的和独特的方式对各个类别和观点进行组合的能力。许多心理学家和研究过人类想象的作家都描述过创造性过程中迅疾、流畅和发散思考的重要性。思考速度的提高可以不同方式发挥其影响……思考的量的激增可以产生出独特的观点和关联。（参考，同上书中译本第374页，此外可以查看英文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T5jYtG0zDBgC&printsec=frontcover&hl=zh-CN&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在精神病的分类中，抑郁症、躁狂症或抑郁-躁狂症属于第一类：心境障碍；其基本特征是心境失调或者说情绪紊乱。第二类是精神分裂症，基本上被认为是思维障碍，患者出现各种思维紊乱、行为无序或肢体的紧张状态。第三类则是妄想症，指持续的妄想和幻觉。曾经有过将妄想症与偏执型精神分裂症（paranoid
schzophrenia）混淆的情形，但现在变态心理学一般都将妄想症单独区分出来，而把“偏执狂”看做精神分裂的症状即第二类精神病。因为在妄想症中，主要的症状就是妄想。而在精神分裂症中，妄想只是症状之一。
在上述三种情况中，可以发现一点，它都和幻觉有关联，但关联的方式不一样。尤其是第一种心境障碍如躁狂症，它令人情绪高涨激发想象；而妄想症也一样。抑郁症/躁狂症病人和妄想症病人在很多方面都和正常人一样能解决推理和逻辑问题，这是不同于精神分裂症病人的。
3、情爱妄想催生的写作主题
就林昭的情形而言，我认为，从柯庆施因她而死的“自罪妄想”继而发生的则是情爱妄想。我们从这里依然可以看到，一方面，其中有理性的成分，即将这种爱情当做抗议；与此同时，它也成为新的灵感来源，即给林昭带来与愤怒相反的另一写作主题：情爱与对爱的坚守。
冥婚——与死者成婚，原是中国民间婚俗形式之一。古代冥婚是为已故男女结为夫妻并予以合葬，使男女各有福分和归宿。现代社会冥婚已不流行，但家人出于对子女的爱，也有再为子女缔结冥婚的。而在林昭生活的年代，冥婚的习俗早就被当做“封建迷信”而彻底扫荡了。
但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歌颂坚贞爱情的主题则长盛不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诗词、梁祝的传说，都颂扬了生死不变的爱情。
林昭的立誓冥婚，首先是使她的抗议具体化；而在文化上也有回归“天理人情”、“民族风习”，从而唾弃极权的意义。正如她所说：“悲愤激越的青年反抗者不惜自居绮罗之名而委身以嫁了死者。这也是处在我的地位上尽我所能来负起对于柯氏之道义上的责任之一端。凭着这样一种为天理人情所容、为民族风习所许的神圣而清洁的结合，我们的灵魂在现世以至在永生中都再也不会分离！”
其次，这种爱的想象激发灵感，七律形式四首“冥婚定情篇”、《灵耦絮语》等一系列爱情作品由此催生。
再次，也正是冥婚让林昭觉得自己具有新的身份，她所承担的责任也具有更充分的正义性。同时，这给她个人生命带来新的方向。具体来说，她承受的冤案与柯氏冤案必须昭雪，她将之归纳为两点：“我的案件，只要林昭留得一口气在，是不久要将它上诉于联合国的！”“同样地，柯氏的冤死，只要林昭留得一口气在，是一定要为他料处未完而伸冤复仇的！”
我因此也认为，如果说林昭的确有精神失常症状的话，那主要是妄想症而不是其他。她的情形不是属于心境失常那类躁狂或者抑郁，许多抑郁患者会不断出现关于死亡和自杀的念头，而躁狂症还伴有多动症和注意力分散；二者都有相当高的自杀风险。但林昭虽有过自杀行为，但这不是主导倾向。她也不属于思维、知觉、情感严重失调的精神分裂症。林昭思维逻辑清楚，她对自己所处的监狱环境也具有清醒的感知。而且，从她的十四万言书到写于遇难前三个月的家信都可以看到，林昭热爱自由，她是那样渴望着活下去。活着的理由既是为了重享自由，而且为了她的写作最终实现其价值。林昭坚信她所写下的一切有一天将得见天日，而这一切，正是她作为人战斗过、作为基督徒保守信仰的证据。也许我们要问：为什么需要证据？为什么要做此记录？林昭下面两段话做了部分的回答，一方面是对生命的痛惜，另一方面是对公义的执著：
更早以前的事不说，柯氏惨死那时林昭就已经痛愿殉身以从而追谢他于地下了！在经过了这么些事情以后我的心已经变得惊人的苍老，而我对于生活的感情更变得惊人的冷漠！你们那荒谬绝伦而血腥惨历的恐怖专政特务统治完全毒化了原该是那么明朗美好的生活。从而也致命地重创了以至戕杀了林昭对于生活的真挚的感情。
林昭陈述说，个人的精神状态一如往常“既不爱生更不惜死”；但有了为自己以及为柯氏昭雪的使命感，她义无反顾：“公义就是我的上帝，公义也是我的力量，只要我始终谨守、坚守而且恪守着义理而行，我就拥有无穷尽的力量，在基本立场上我于先生们既无所求更无所望！”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一情爱妄想对林昭来讲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它是新的生命体验，赋予她情感更新和灵魂复苏的能力；也是写作灵感的源泉。以至于在这封长信的最后，林昭自忖：她到底应该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她已经厘清了自己的思想历程，阐明了投书柯氏的前后经过，表达了她的批判和悲悼；并以痛愿殉身的决心呼吁公义。所有的要求到最后，也仅仅是：“请给一张收条吧！”
林昭也许想过，也许没有想到，这封写于48年前的长信，我们现在才开始细读——在不遗弃她的妄想情结的情况下，尝试去理解她的经历和感受，去认识二十世纪中国文革前夕，一个狱中女囚如何铸血为剑，撕开监狱的铁幕，创造出思想和情感的自由书写。接下来我将在分析《灵耦絮语》时继续展开讨论。
2013年12月15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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