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华的殉道者
——读林昭《十四万言书》
许志永(北京)
1965年秋天,身患重病镣铐枷身的“反革命”囚徒林昭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近十四万字的长信,痛彻分析极权暴政的罪恶和“青年反抗者”的责任,同时也留下了诸多疑问:她为什么要给书信起名《情书一束》?她是否患有精神病?柯氏到底怎么死的?带着这些疑问,我在2013年春天失去自由的日子里认认真真读了它,也读了柯氏之死那个黑暗年代。
林昭17岁就诀别父母参加共产党的土地革命,1954年考入北大新闻系,作为《北大诗刊》、《红楼》编辑的她是一个激昂澎湃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富有灵性极度敏感的女孩,未名湖边、圆明园废墟中她思索、写诗、朗诵、哭泣。
1957年对于她以及千千万万青年理想主义者来说是一个痛彻心腑的年份。“这是一个染满着中国知识界与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呢!假如说在这以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是几乎已经被摧残殆尽的了!”曾经她无比崇敬的革命领袖使出“阳谋”,数十万最正直勇敢的民族精英因为说真话被打入另类。基于一个普通人的良知看不惯对张元勋等同学的轮番批斗和羞辱,终于在一个夜晚的“口战”会上,林昭跳上餐桌为张元勋辩护,痛感“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这年秋季,林昭与张元勋等1500多位优秀北大学子被打成右派,从此成为这个国家的敌人。
林昭自杀未成,被认定抗拒反右,被判三年劳动教养,系主任冒着巨大风险担保生病的她不用送劳教所,而是到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监督改造”。在这里她痛苦思考,写下了《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和《海鸥之歌》长诗,萌生了为自由殉道的信念。在这里她开始了爱情,和同为右派分子的甘粹相恋,为反抗党支部书记的警告,他们公开在校园里手拉手。但因右派身份他们的结婚申请被拒绝了,之后甘粹被发配到新疆劳改二十多年。
1960年中华大地亘古未有之大饥荒,被下放农村劳改的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等人亲见极左横祸,撰写《当前的形式和我们的任务》寄给各地领导人,呼吁正视人民的苦难。张春元还到上海找到在家养病的林昭,提出创办《星火》杂志传播自由思想,首期发表的七篇文字中有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是年7月,张春元以反革命罪被捕,和他同案被捕的还有同期劳改的师生39人、支持他们的数十位当地村民、同情他们的当地县委书记杜映华,还有林昭。后来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逃亡在外,1968年被判死刑枪决。
1962年春,由于林昭早年参加共产革命的母亲作为统战对象等原因,林昭被保外就医。母亲和妹妹来接她那天,林昭抱着桌子不肯出狱,她说“他们还要把我抓进来的,放我是多此一举”。这年7月,林昭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他仿效蔡元培校长营救被捕学生,9月在苏州与右派分子黄政、朱泓等人商量并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并与无国籍侨民阿诺联系,希望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这些行动后来都成了林昭的主要罪证。
1962年冬,林昭再次入狱。她说“我也承认:即使自从反右以来,对于林昭,为人的门尽管关闭,为狗的门却一直是敞开着的。然而我不能!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还是一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经日益深化地看清了伪善画皮底下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从此至1968年殉难,林昭以羸弱重病之躯开始了7年多惨厉的炼狱生涯。从反右运动以来,唯有林昭坚持真理毫无半点屈服,在狱中仍是如此,“苦难的青春更哪得归宿?炼狱呵!你是战斗者的家!”也因此她比普通犯人承受了远为惨烈的磨难:“不计其数的人身侵犯!骇人听闻的非刑虐待!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即便苦难的炼狱中,她对曾经追寻的青春激昂的梦想还没有完全绝望,她以血写在墙上的给毛泽东的《疯话》,悲绝的控诉中还带有些许善意:“夜真长!……这无声的夜——我累了!……但你在干什么!跳舞,还是吃人?——人好吃么?什么味道?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的人?你饿了么?——你消化得动么?你要‘食母生’要‘胃舒平’么?……”
1964年12月和1965年3月,她两次写信给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柯庆施寻求帮助,信是否寄到不得而知。写信的理由一方面柯是华东最高长官,另一方面似乎更重要,柯氏从作为石家庄市长开始颇具管理大城市的经验,在他治理下上海经济恢复很快,而且他本人勤俭节约,“上海人一般地对这位市长较有好感。”柯是她在这个极权体制中唯一“服膺”的人。
然后就在这两封信前后,柯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1965年4月10日广播突然宣布“因病去世”。
今天我们有了更多的信息,大概知道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1965年1月升为国务院副总理,在成都接受贺龙李井泉等人宴请后三天去世。柯氏也许真的死于胰腺炎,这是叶永烈访谈得来的“真相”。但这只是也许,柯氏的死因当年曾引起过两次官方调查,而很多人至今仍有疑虑,比如,当年的治疗方案是什么,为什么拖延三天不做手术,等等。更深的疑虑和周有关,柯氏一度被毛欣赏,甚至有取代周当总理的可能,这位当年大上海的杀手是否与此有关?极权主义留下了太多谜案,比如林彪之死,甚至周恩来之死本身也有未解之谜。在当时重重黑幕之下,林昭无从得知这些信息,她只能从这个极权体制一贯的黑恶历史以及从“毫无偶然性”的极权逻辑出发,认定柯氏被谋杀了,这恐怕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怀疑甚至结论。
柯氏被毛谋杀,尤其是因为林昭而被毛谋杀,今天看来这种推论可能是错的。林昭的信可能根本就没有递出监狱,而是作为反革命罪证留下了。林昭也自知这种逻辑荒谬,但分析诸多可能性之后,只剩这一种逻辑。如果柯氏被谋杀,一定是毛干的,别人不敢这么做。那么毛为什么杀柯呢?于情理(柯韬光养晦号称毛的好学生)于大局(治理东南颇得民心)都说不通,只有一种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性极其荒谬(林昭写到“论到争风吃醋都只令人啼笑皆非”),林昭认为,就是这样了——“正式控告你们的第一看守所所长兼中央委员会主席独夫毛泽东,由于对青年反抗者林昭的非礼之求的邪念和个人意气用事,在刚愎护短和恶意嫉妒的驱使下谋杀了前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氏”,不知道林昭是否在以此结论讥讽极权主义的荒谬,在她的全部卷宗公布之前现有的资料有限无从得知,但仅从此信上下文来看,林昭真的认可此结论,她在一种强烈的自责中迷失了自己。
得知柯氏噩耗,林昭“一下就哭得气都转不过来而几乎晕倒”,她以血在墙上写道“上帝啊!为什么死的偏偏不是我啊!苍天哪,我造下的孽吗?我害死人了,以命还命!我也要死的!”同时“一种强烈的悲愤的爱情进入了林昭的心灵。”
林昭“矢志归清烈”,视节气高于生命,包括女性之节更包括反抗之节,她对于这两点的在意某种已到了极端敏感的地步,面对暴政、酷刑乃至死亡她毫无惧色,她唯一的恐惧是生怕自己有哪里一点点良心的愧疚。在她痛彻分析了极权主义的弥天罪恶和反省了青春一代的无辜之后,唯有纠结的是自己给柯氏的两封信,担心是这两封信的某些语言引起了独夫的恶念而谋杀了柯氏,虽然在她分析中也认为,这种逻辑是极其荒谬的,但这一逻辑却符合极权主义独夫的逻辑,假如柯氏真的保护了林昭,那么他是有危险的,又有多少人打着革命的旗号干了意气之私事?她无法承受这责任之重,决心以自己的爱情完全奉献给“以血免除了党籍”的死者,而这爱情本身就是反抗的象征。
林昭在囚室里为柯氏布置了灵堂,“这为反抗者的女囚遵着祖国民间古老的习俗以姬人之名为他立了牌位而成冥婚!”她清楚知道,“假若柯氏活着,那么可以肯定,不论这种爱情或者这种结合都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但是林昭的爱情是反抗者的灵魂之爱,“对于死者的爱情也就是对于独夫的抗议!爱情强烈到什么程度,抗议就坚定到什么程度!上帝和世人都将同情愍怜而嘉许我们灵魂在鲜血与苦难之中的结合。也只有这样一种特异的清洁的结合才能配得这青年反抗者之悲凉而愤激的抗议的爱情!”
作为一个决志殉道的狂热理想主义者,青春岁月她曾为共产主义奋斗,甚至不惜与父母决裂。反右运动让她发现,这原来是一场如此肮脏龌龊的骗局,“世界各国古往今来不论那一代专制王朝都不可能建立起这样闻所未闻酷虐惊人的恐怖制度血腥统治!”但她还没有完全绝望,她曾经试图在这个体制中找到一点点星光——这曾经是她青春激昂热血沸腾的理想啊,她不愿意它如此彻底肮脏龌龊,从苏南到上海,柯氏是她所知道的唯一值得信服的人。可是这最后一点点希望突然破灭了。她彻底的绝望、惨厉的苦痛、永痛莫赎的责任让她进入灵性迷狂状态,发出了对极权独夫最彻底最浩然的控诉,《十四万言书》就是在此状态下喷薄而出。
林昭疯了吗?没有。即便在灵性迷狂状态下她依然对自我有着清醒的认知。对于自己的精神状态,她写到:“诚如某些人对我所说那样:十数年来在极权统治那窒息性高压手段之下,中国大陆上敢于面揭其短、面斥其非者未知有几!故在统治者眼中看出来这个愍不畏死与虎谋皮的青年人恐怕也确乎是有‘精神病’的!否则又将如何解释自己掌着生杀之权的赫赫威势竟尔悲惨地失效这样一种令人遗憾的事实呢?然而……看见《呼吁书》的人们将会对它怎么说呢?当然从它本身包括它的附件来看人们也未必就真会相信作者是一个精神病人,不过——罢了,我总之还只是到监狱中去更好!……”她清楚知道自己“可能这个年青人在反右以及其后的许多事情重重刺激之下有了或有过某种精神异常现象”,但是,“至少并不比先生们更加精神异常得厉害!真的,到了今日之下我于这一点是理解得分外地深刻:先生们之那家贵党的党内生活原来是如此惊人地恐怖与黑暗的呀!怪不得先生们发精神病的百分比那么高呢!……”
她相信灵异,相信感应,信仰冥冥之中有谶兆,但她一直是清醒的,也能以理性旁观自己和这个现实的世界。关于自己的“迷信”,她说:“在声言道要摆事实的起首处却先来了这么一段看来似乎是相当妄诞不经而更神秘离奇的‘入话’,可能有一些人会得对之失笑,但先生们倒怕未必就会失笑。近些年来在与先生们的秘密特务扭成一团的过程之中这个年青人已经相当深切地察见这些满口自称得大言不惭地欺天灭地非圣诬鬼的所谓‘无神论者’,其内心世界之——之……之什么呢?也只好权且说声之‘迷信’罢,之‘迷信’的程度那是,在有许多地方竟然远远地超过于某一些宗教徒!”
她对极权暴政的控诉凌厉而透彻:“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这个玷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权可谓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你们把独夫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为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象,把一切比较实在的或暧昧可疑的所谓功劳、成绩、好事等统统只归到他的名下以提倡、鼓励、扶植人们对于他的个人迷信与偶象崇拜!……正是你们这样一些可耻的努力加上一班以耳代目的愚陋俗子的揄扬和盲从权力的逐臭之夫的吹嘘,使得这种典型中世纪式的荒谬可笑的的偶象崇拜的狂热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几已达到了令人作三日呕的地步!”
她的控诉直指“你们的独夫——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兼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具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在这个灵魂中除了羡‘江山如此多娇’的野心家的贪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虎踞龙蟠***今胜昔’的自鸣得意,‘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自我吹嘘以至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轻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残忍等等而外,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人情与人性的存在。”对此指控她论证了自己的理由“冤有头,债有主,我反正只有一笔账!……贵党的秘密特务本就致力于把人们的生活安排得不带任何偶然性,而为了对付这么个区区的‘黄毛丫头’人们竟花费了那么多心机,以致我所碰到的那怕看上去只是最普通最平凡的细节都已经再不存在了任何偶然性!……是故在第一看守所中碰到和遭受的所有污言秽语、肮脏用心、无理逼迫、恶劣虐待一应等等,不管具体地出自谁个之口谁个之手,这为囚人的反抗者首先只认得你们那位兼主席的贵所长!——组织性纪律性云云,向为共产党人所艳称。”
她是救赎者,清楚知道自己对于中华民族的使命。“我越来越加清晰而且深切地察见你们那家魔鬼政党所犯下的那样许多可怕的惊人的罪恶!在那些时候我悲痛地哭了!我哭那些被你们作下之可怕的罪恶所糟践所逼迫所诱惑与所残害的不幸的灵魂。然而就是在这当中,在接触你们之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惨厉的权力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里,我仍然还察见到、还不全忽略过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现露出来的人性的闪光,从而察见在你们心灵深处多少还保有着未尽灭绝的人性!在那些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我哭你们之摆脱不了罪恶而乃被它那可怕的重量拖着愈来愈深地沉入灭亡之泥沼的血污的灵魂!你们看到这里想来是无动于中的,但我写到这里时眼眶里已经又涌上了灼热的泪水!先生们呵,奴役他人者必不能自由,这特别对于你们来说是一条如何无情地确实的真理呵!……是故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定复食的前一日傍晚从报纸上见到了当时正甚嚣尘上所谓‘江姐’之文字图片等等之后不禁要对着门外人失声痛哭道:你们为了什么?你们为的是一张皇位上坐不下两个皇帝!我们又为什么?我们为的是使中国从此永远不要再有皇帝!”
她是那么的感性!这位自由战士跟着自己内心的召唤一步步走向地狱和死亡,而这却是她灵魂的自由之路。也许这封长信以柯氏之死的故事作为控诉指向的稻草人是错误的,但灵性战斗的方向是确定无疑的。她在黑暗囚室里的感应是非理性的,超现实的,但却是符合苦难的中华历史和现实逻辑的,也只有这种非理性的灵魂迷狂的先知圣徒才有勇气独自一人和暗无天日的恶魔战斗到底。
仅仅因为坚守良心,林昭被这个极权体制划归另类,因为继续坚持真理追求自由,她被剥夺了生活、爱情、自由直至生命。每个人都有千万种理由让自己苟活下去,而林昭选择了炼狱和死亡。她不是世俗意义上一个体弱多病的女子,这是一场属灵的战斗,林昭为自由中华摆上了自己的一切——理想激昂的青春、灵魂救赎的爱情、羸弱残伤的身躯、淋漓挥洒的鲜血、圣洁浩然的生命。她的生活不属于自己,属于青春理想,属于炼狱的战斗和惨绝的苦难。她的爱情不属于自己,属于反抗者冥界的凝聚,属于责任的痛悔和灵魂的救赎。她的身躯和鲜血不属于自己,属于这古老的民族,给魔鬼用来摧残和毁灭,为自由中华铺下道路的基石。她是殉道的圣徒,灵魂迷狂的先知诗人,自由中华的普罗米修斯,原来我们民族也曾有过壮怀激扬的殉道者,曾有过如此傲视魔窟坚贞不屈的灵魂啊!
有一天这个民族会铭记4月29日,中华普罗米修斯殉难的日子,感恩殉道者为我们开立的清烈的永不折弯的脊梁,这一天已有无数的后来者到她的墓碑旁静思那并不遥远的历史,彰扬一个古老民族渴念自由的虔诚。我们是后来者,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民族通往自由的道路依然漫长,炼狱和死亡已有前辈承受,但今天我们仍要以殉道的精神推进自由中华的事业,踏着林昭烈士鲜血浸染的基石,我们重新出发,以自我牺牲铺平自由、公义、爱的道路。
公民 许志永 2013/3/13于非法限制自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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