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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我的生平，我本该写一个“回忆录”，可惜由于长时间的脑供血不足，我已经处于半失忆状态，“回忆录”是写不成了，只能写这几个片段。
《一个幸存者的自叙》是我对某些往事的回忆，其中记述了北大对我的影响，在十一年“劳动教养”生活和回家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间发生的一些我还记得的事情，以及“落实政策”之后的某些经历。其中贯彻首尾的一条红线，就是我对物理学的不断探讨。
《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记述了我与林昭的交往，所记述的事情都发生过，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我记性不好，在时间顺序和某些细节上可能有误。但由于这里写的片段对我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往事，我想不会有大的出入。还有，有一点我肯定没有记错，那就是林昭非常热爱林黛玉这个文学形象，别人叫她林姑娘时，她心里甜甜的。有人说，林昭对别人将她比林黛玉极为反感，我想这种说法也事出有因，但那只是表面现象。
《当年我们太年轻了》是针对一种议论提出的抗议，这种议论对我们大学里的“右派”提出不公正的谴责，说我们是“对专制合法性认同的奴才”；说我们当中的志愿军战士们抛头颅洒热血的行为是“助纣为虐”；说当年林昭投身土改运动日以继夜地工作，并为之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与健康是“自上贼船，为虎作伥”。这种议论的要害不是对“专制制度”、“朝鲜战争”和“土改”的评价，而是从犬儒主义的角度嘲笑我们当年的保尔·柯察金式的自我牺牲精神。
《张元勋现象》一文获得最强烈的负面反应：我收到许多来信，信中咬牙切齿地恫吓我，要对我如何如何，还有人扬言要和我打官司。看来这里面大有玄机，不过要弄清楚其中的玄机，今天似乎还差点火候。
一、一个幸存者的自叙
1. 引言
由于历史的误会，我在1957年成了学生中的大右派，毛泽东封我为“学生领袖”，当时的报纸把我描绘成一个政治上的妖魔鬼怪，并为我编了很多神话故事，似乎我能呼风唤雨。实际上，在我这一生中，只有两个月)—\d\ba2()—\d\fo1(1957年的5月中旬到7月中旬)—\d\ba2()—\d\fo1(曾经关心政治。就是这两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别人眼里成了另一个人。在这里，我将还我本来面目。
2. 我与未名湖
在我的心灵的系统里，“未名湖”这个词链接着一件件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我仍然爱未名湖。因为在未名湖畔的日子里，我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从一个懵懂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明辨是非、爱憎分明的青年，获得了专业知识，还获得了其他宝贵的精神财富，一言以蔽之，我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北大人。
什么是真正的北大人？回答想必因人而异，我的回答是：做一个真正的北大人，意味着进取、独立思考与淡泊，这些正是我在未名湖畔获得的主要的精神财富。
“进取”在学习上表现为“用功”。这是北大的传统，特别是北大理科学生的传统。我是进了北大后才开始用功的，上中学时，考试分数虽好，实际上我却是一个懒学生，到了北大就不同了，在周围同学的带动下，我不知不觉成了一个争分夺秒、勤奋向上的人。此后，无论是在挨斗、被千夫所指的日子里，还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岁月中，无论是在兴凯湖畔风雪弥漫的荒野，还是在渤海之滨戒备森严的高墙内，我都抓紧每一分钟自学。今天，虽然我没有取得为学术界认可的成果，但内心却感到充实和欣慰。
独立思考，也是我在北大获得的精神财富。
我刚到北大时，有位老师在课堂上说，某某同学在课后表示，他对某一问题与老师的意见不同，同学们哄堂大笑起来。老师却说：对问题有不同理解是完全正常的事。当然，你们与老师有分歧，在经过思考之后，往往会发现还是自己错了，但当时坚持自己的意见还是有收获的，因为这样一来，你们最终接受的是自己所理解的东西，而不是老师要你那样理解的东西。这句话我一辈子牢记在心。
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学争论一个问题，他说他的观点是从一本名著上看到的，从而有恃无恐地问我：“人家是权威，我信他的还是信你的。”我不做声，心想：“物理学又不是宗教，有什么信不信的。就算这位权威是对的，你接受的也是他要你那样理解的东西，而不是你自己所理解的东西。”
其实，这位同学的功课还是挺好的，他对权威的崇拜似乎说明，要成为一个物理系的高才生，并不一定需要独立思考。那时，我们班上的高才生除了认真学习指定的教材，考试获得高分以外，还自学艰深的物理、数学或其他学科的名著，有的甚至已经撰写论文发表。然而，这些似乎也不一定需要独立思考。
那么，成名成家是否需要独立思考呢？也未必！聪明加努力，再加上一点运气，完全可能成为某个领域里的“学科带头人”，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还可能有所突破，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这样的幸运儿似乎也并不全都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但是，有一种人肯定是善于独立思考的，这些人与其说是时代的宠儿，倒不如说是时代的弃儿。例如，哥白尼、罗巴切夫斯基、康托尔等。当时，他们创建的日心说、非欧几何、集合论等被权威们视为“异端邪说”和“无稽之谈”，甚至被诬为“痴人说梦”。他们在世时，受尽攻击、诽谤和冷嘲热讽，只有在死后他们的学说才获得了公认。
我不敢说在物理学领域里我创建了新学说，但我在物理学方面的独立思考已经使得我成了时代的弃儿却是不争的事实，谁看我都不顺眼。在通常的情况下，我或许还能平静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至少，我可以当一辈子物理学教授，在别人看来我这个人尽管有些古怪的想法，但对本职工作还是胜任的。不幸的是，我刚好生活在一个最不欢迎独立思考的国度，而这个国度又刚好处于最不欢迎独立思考的时期，更有甚者，我的独立思考又越出了物理学的范围，这就使得我在劫难逃了。
淡泊，是我在北大获得的另一精神财富，在学术上表现为不追名逐利，心甘情愿坐冷板凳。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在物理学的领域里有一座崎岖的偏峰，至今没有人登上过，有多少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物理学家也只能望峰兴叹。在我看来，他们所缺少的正是“淡泊”这种精神。
在更严酷的环境下，我体会到“淡泊”二字还有另一层含义。
在我的一生中，曾经有十一年是在“高墙之内”度过的。这里呈现的是一幅关于“幸福的新社会”的漫画：如果说新社会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那么，这里就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如果说在“新社会”里，“告密”只是少数人一种不可告人的勾当，那么，在这里就是大多数人的日常工作；如果说在“新社会”里，人们一年到头是在为职位、为荣誉而争斗，那么，在这里人们则是为工资、为粮食“定量”而相互厮杀：记下周围同学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然后挖空心思地去分析、批判、上纲上线。不为别的，就为每天能多吃半个窝窝头。诚然，这半个窝头或许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但这些人为此而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在这里，要保持做人的一点尊严，坚持一点起码的人格，你就得下决心干最重的活、吃最少的定量，拿最低的“工资”。谁能想到“淡泊”一词竟还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含义呢？
记得在一次政治运动中，有位“积极分子”劝我“交待问题”，他无奈地说：“队长要我帮助你们几个人，我心里有数，有的我只要三两句话就能完成任务，有的我得更耐心细致一些，唯独对于你，我束手无策，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帮助你。”这也难怪，他所能想到的“办法”无非是告诉我“交待了问题”有什么“好处”，在劳改农场里，“好处”二字的含义简单而又具体，谁都心里有数，对他来说不幸的是，虽然他和我相处好几年，却实在想不起我什么时候争取过什么“好处”，从而他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切入点来开始他的“帮助”工作。
很久以后，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在共和国的另一个大转折的关头，有两位全国闻名的“前右派”的表现令人极为失望。但是对他们的表现我并不感到惊讶，从过去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虽然有种种优点，但淡泊却恰好不是他们的优点，这里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淡泊”。在我看来，他们似乎过于看重“名利”二字了。
随着时光的推移，痛苦的往事逐渐淡忘，而我从未名湖畔获得的这些精神财富，却在我的生命历程中逐步地展现出它们的价值。
3. 一不做二不休
人们常说：“历史不允许假设。”按照我的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要惋惜，不要后悔。与其不着边际地幻想“当时我要是如此这般就会如何如何”，倒不如从既定的现实出发考虑今后我该怎么做。如果这样理解，“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应该说是积极的。但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下，这句话也会有它消极的一面。
例如，对于历史学来说，似乎很难回避这样的问题：“如果某一历史事件的结局和实际发生的相反，以后的发展进程将会如何？”在这个问题面前，一味强调“历史不允许假设”似乎成了掩盖自己懒惰或无知的套话。又例如，当人们时回忆自己的往事时，也有一个问题会时不时地跳出来困扰自己：“如果某件事情能够从头开始，我该怎么做？”这时，“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就成了拒绝对自己进行反思和忏悔的遁词。
我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历史的误会，在1957年的“鸣放运动”中，我被动地成了“学生领袖”，于是发生了种种事情。不止一个人问过我：“如果事情从头开始，你还会不会参加鸣放？”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否！”且不说我为当年的鸣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事实已经证明，我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至于当“领袖”，我更是一窍不通。就我的本性来说，我应该远离政治，那样无论对别人还是对我自己都会好得多。在那个该死的1957年夏季，我千不该万不该卷入什么“鸣放”。
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时间能回到1957年五月十九日以后不久的某一天，我还有没有另一种选择呢？回答也是明确的：“有！”
直到反右运动结束时，我也没有“低头认罪”，原因是我极为天真，始终认为自己确实是响应党的号召，真心真意地帮助党整风，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连稍稍不利于党整风的言论也没有。只有到了1958年的春天，我才明白了别人早已一清二楚的事实：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反之，当时的“卫道者”们尽管横蛮无理、语无伦次，但他们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反对三害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却是整个反右运动的出发点。当我终于认识到这一点时，对身边的一位朋友说：“你知道，在鸣放时，我并没有说出我的全部观点。对人们所敬的神，我也没有少烧香；甚至连斯大林我也尽量为他辩护。如果说我对这些神灵还有些不敬之处，也不过是对列宁略有微辞，而且也仅限于在学术范围之内。凡是我自己认为对党对社会主义可能不利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过。早知道落下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不如早打正经主意。”
看来，许多人对我的看法与我对自己的看法不尽相同。例如，在一本颇有名的描写1957年事件的书中，对我有这样一段描写：
“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谭天荣在大字报里点名批判了毛：‘毛泽东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是帝王思想的变相复活，是一种古代封建意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为的盗窃国家政权的一种新颖名词。……苏联的工人阶级的专政，也是欺骗人民的口号，完全是党巨人阶级独裁，人民一切无自由。’”
我不怀疑作者写这段话时对我的善意，或许他还是在有意或无意地美化我。但我不得不指出其中某些地方言过其实：我确实批评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但远没有“点名批判毛”。那时我心迟眼钝，甚至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我批评的只是“人民日报”，因为文章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当然，既然当时我甚至对列宁也略有微辞，对伟大领袖的“雄文四卷”不可能没有“腹诽”，但也仅仅是“腹诽”而已。在整个5·19运动中，我没有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这倒不是我有先见之明，为自己留了后路，而是因为我认为整风是伟大领袖发动的，如果对他说三道四，将会对整风不利。总之，我当时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党和国家的利益。现在想来，我简直是难以置信地天真幼稚，竟然像李逵那样的赤膊上阵。
按照我现在的认识，既然我已经批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对神灵们再烧香磕头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事已至此，我应该把自己当时所想到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苏联，对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和盘托出，免得徒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
一言以蔽之，如果说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不做”，那么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二不休”。这就是我对自己1957年所作所为的“反思”。
4. 我还是侥幸活过来了
2004 年11月8日，是我母校湘乡一中百年校庆，我专程从青岛赶往故乡参加这一盛典。在一个展厅里展示了母校自建国以来考上北大与清华的校友的姓名，我榜上有名，我是湘乡一中第一个考上北大的。但在另一个展厅里，却把另一个后来考上北大的校友的名字列在我的前面，不仅如此，在这个榜上，清华又列在北大之前，这样，在这个曾考上北大与清华的校友榜上，我就名列第六了。我心里想，谁这么“粗心大意”，把我的一个“湘乡一中之最”给弄没了？或许是作为安慰吧，在我们高五班聚会时，我获得了另一个“湘乡一中之最”的称号：在场的18位同学一致“推举”我为校友中“经历最坎坷的人”。在获此殊荣时我微微一笑，我想当时没有人知道我这一笑有多么苦涩。
被划成右派以后，我“劳动”了22年，在这22年的炼狱人生中，我确实没有少吃苦头，甚至曾不止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果再“坎坷”一点点，我就不能参加这次同学聚会了。但是，“经历最坎坷的人”的称号我还是受之有愧，因为我亲眼看到许多难友离开了人世，说一千道一万，我毕竟还是幸存者。
其实，对于那些经历更坎坷的人来说，大多数也是平静而又安详地告别人世的。我手头有几位难友的回忆录，他们对这种生与死的和平过渡作了极为平实而又冷峻的描写，有一位难友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死亡的乌云笼罩着整个于家岭。周围的人在一个个地死去，无声无息。死神正伴随着严寒的冬天，张开大嘴吞噬着这里的芸芸众生。最早死去的往往是那些原本体强力健的壮劳动力，因为他们旺盛的基础代谢最难适应突如其来的饥荒。随后，更多的是那些失去免疫力的病毒感染者，和由于耗尽体内积蓄而渐渐凋敝的老人。人们已经习惯了看到死亡，对死亡也已经不再恐惧，我们这些人自己也正在死去，也许我们已经死去，只是还没有得到承认。”
另一位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凡是1960年在兴凯湖农场劳改过的犯人都知道，这一年是最难熬的一年，尤其是春播。在整个春播四十多天里，大雨小雨总下个不停，没有几个好天气。为了抢播，每个犯人发了一块大约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披在身上，顶着雨水平地、播种。又冷又饿，早上三点多钟到地里，晚上八点多钟才回来。在收工的路上，有些体弱的犯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几个身体好点的犯人轮换着连拖带背的把倒下去的犯人弄回去，不久就死了，有的甚至就死在路上。其实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大病，只不过是像一盏油灯一样，油都熬干了。有些犯人夜里就死在监舍的土炕上，有个罪名是‘历反’的犯人，还不到四十岁，个子很高，瘦得像高梁秆似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他饿得昏倒在路上，带工队长叫几个体力好一点的犯人连架带拖将他弄回了监舍去。他正好挨着我睡觉，半夜我起来解手，发现他死了，告诉值夜班的犯人，值夜班的犯人又报告了值班队长，值班队长说：‘死了就死了呗！半夜三更往哪里弄？等天亮再说。’吓得我和另外挨他睡觉的犯人后半夜根本没有睡着觉。天一亮，叫两个犯人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开始我还有点害怕，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第三位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196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寒流又一次经过这里，第二天清晨，我隔壁的房里没有人出来打早饭，到中午时才发现，房里的十五位难友安安静静地睡在各自的床上，再也没有醒来。面对此情此景，杰克·伦敦能不能激发出灵感再构思一个人与自然殊死搏斗的故事呢？乔治·奥威尔能不能在他那漫画式的小说中添增新的一页呢？不！让文学家们见鬼去吧！这里不需要激情与伤感！也不需要分析与综合！事情是最最平常、最最简单的：日历又翻过了一页，又有十五个人民的敌人悄悄地越过了比纸还薄的生与死的分界面，被动地进入了‘自绝于人民’的队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还有一位医生在回忆录中写道：
“……垂危的往医院送……绝大部分是从劳改、劳教农场送来的劳改、劳教犯人。他们一点活动能力也没有了，由送来的人把他们抬到病床上。这些人来了以后，当天或第二天就死去，有的拖了几天，最终还是结束了生命。”
在那些日子里，我周围的人也一个个死去，对此，我也经历了一个大同小异的“适应”过程，我自己也长时间徘徊在生与死的分界面上，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侥幸活过来了。
5. 阶下囚的自学
除了挨饿以外，高墙下的生活还有其他的苦难。但是，苦难决不是我的劳改生涯的全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这一段经历的另一方面。
记得在湘乡一中上学时，一位语文老师对我们说起过他“坐西牢”的往事，其中谈到在西牢中难友们用功学习和难友之间的纯真友情，我当时非常向往。
后来，我也“坐牢”了，我曾经有十一年在高墙之内接受“劳动教养”，但这里和我想象中的西牢可大不一样。区别之一是，在西牢中犯人的自学受到鼓励，至少是被“默许”，而这里的管教干部对我们自学却深恶痛绝。按理说，禁止我们这些“教养分子”自学完全没有必要：第一，我们每天从事超负荷的、以折磨人为主要目的的劳动，还有开不完的斗争会、批判会、帮助会、学习会、生活检讨会，……谁还有精力自学？第二，我们这些人原来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一下沦为“阶下囚”，前途渺茫，度日如年，谁还有心思自学？第三，自学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管教干部虎视眈眈，“积极分子”无孔不入，谁还有胆量自学？
然而，人毕竟是各式各样的，偏偏有人每天在十几个小时的劳动之余，还有那么一点点精力；偏偏有人虽然跌入深渊，却依旧仰望天空，希望之星还没有完全熄灭；偏偏有人虽然经过七斗八斗，成了惊弓之鸟，但在自学这件事上，却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各种不利条件下，抓紧每一分钟自学。我，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管教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农民出身，由部队转业的，我们管他们叫“队长”。队长们总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怀着莫名其妙的仇恨，我原来以为这种仇恨源于“农民的狭隘性”，后来我回到故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大多数农民虽然对知识不感兴趣，但并不讨厌；他们对知识分子虽然说不上崇敬，但也决不仇恨。然而“队长们”虽然是农民出身，却有过与普通农民不同的心路历程，他们能从部队转业到“公安五处”来工作是经过选拔的，其中“鲜明的阶级感情”是一个首要的条件，厌恶知识与仇恨知识分子正是这种“阶级感情”的主要表现方式。事实上，队长们在已经来到公安五处工作以后，上级对他们的这种培养与选拔的过程还在继续。有一位队长（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张善良而又稚气的脸）对我们的自学稍稍宽容一些，不久就被调走了；另一位队长，一天到晚用各种方式折腾我们，使得自学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事，他却因此不断受到表扬。从这件事似乎可以看出，在队长们厌恶知识与仇恨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不言而喻，在队长们敌对的目光下进行自学，就得不在乎“表现不好”之类的评语，不在乎“反改造分子”之类的桂冠，也不在乎与如此这般的评语和桂冠相关的各种“待遇”。
至于积极分子们，他们一天到晚想捞稻草以显示自己的靠拢政府，“自学”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成了他们取之不尽的稻草堆。你看这位积极分子，狡黠的目光四处打探，时不时拿出小本子写呀写的，你要自学，就得做好挨他整的思想准备，他虽然不能枪毙你、不能给你判刑，但有的是整你的办法，“小人之伎俩，诚可畏也。”
就算你有不顾这一切的大无畏精神，自学还要有“时间”与“书籍”这样两个条件。
在农场干的是农业活，冬季是农闲，“队部”就安排了活儿最重的“土方”工程。其它稍微闲一点的时候，队长们也总能想办法叫你瞎忙乎，千方百计不让你自学。尽管如此，我们这些“反改造分子”总能见缝插针，几分钟、几十分钟、几小时；在节假日，当队长们有所疏忽时，甚至有整天的时间自学。要知道我们在那里整整11年，像这样坚持自学，积少成多，这些零碎时间的总和还是颇为可观的哩！
再说自学的第二个条件)—\d\ba2()—\d\fo1(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书当然谈不上自学。幸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这些大学生的书还没有完全被没收。
大墙内有数不清的恩恩怨怨，我几乎全忘了，但有几个曾借书给我的“同学”却至今难以忘怀。1961年，我在茶淀农场遇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孙传义，他有一本阿克曼著的《数理逻辑基础》，我要借，他面有难色，我写了一张字条给他：“请借我三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来就还给你。”他终于答应了，还不止三天。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那时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十五斤白薯面，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代食品，每月有一钱油，其它就是“瓜菜代”了。每日吃这样的东西还要劳动，我已经虚弱不堪，但看到这本书我还是难以抑止兴奋之情，尽管每天收工以后非常疲惫，仍利用分分秒秒抄起书来。当我把书还给孙传义时，我已在一个小本本上抄下了书的部分内容：几个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形式体系，层次演算中的一个例子：用狄德金的实数定义证明“上确界定理”。对于数理逻辑，这自然只是沧海一粟，但已够我啃好几年了。
1962年，右派集中到了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的一个分场)—\d\ba2()—\d\fo1(三余庄。在那里，我遇到北大数学系的杨路，他曾借给我一本数学系用的分析学教程，真使我感激不尽。我把书拆开钉成两本，用刚刚学到的数理逻辑一个一个地证明书中的定理，其乐无穷。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三余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贺毅，他借给我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又读，特别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现在译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许多段落背得滚瓜烂熟。
还有一个我忘不了的难友叫谢自渝，他奇迹般地保存下很多书，其中甚至有整套的《资本论》。真不容易，他全借给了我，我不可能从头到尾通读，但也获益匪浅。
1969年冬，由于“战备疏散”，我们三余庄人（那时已经调到茶淀农场）终于各奔东西。临走时还搞了一次检举揭发运动，揪出了很多“现行反革命”，最后揪出了“赵筠秋、谭天荣、陈海诠反革命小集团”。我像1957年一样，又一次承担了全部责任。当时队部的干部似乎很匆忙，无暇顾及我们，“小集团”一事似乎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几十年后我却听说，当时在公安部的内部报纸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反革命分子谭天荣已被正法”。不知是误传，还是原来真有此决定，只是后来却由于某种原因被取消了。总之，《资本论》和其他经典著作把我带进了马克思的科学宫殿，也差一点把我带进了坟墓，但我又一次侥幸活过来了。
1969年11月，我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在家乡种地，开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时我惊喜地发现，农民不像“队长”们那样厌恶知识、仇恨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也嘲笑我把一年分到的一点少得可怜的钱都买了纸、笔和书，但他们很少干扰我的工作，就是那些公社干部也只劝我“换一个题目吧”（意思是要我搞一点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课题）！有了这点自由，我就可以踏踏实实地自学了。
现在回想起来，1969至1979在家务农的十年，乃是我一生学习的黄金时期。在“劳动教养”时我更年轻，但那时我没有学习的自由；“落实政策”以后条件更好，但我的年龄又大了一点，脑子不太听使唤了。
诚然，这十年我的学习条件也不算好：没有书桌，甚至连放书桌的地方也没有，手头也没有一本书，连最后一个笔记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扫四旧”时被没收了。在这一期间，有人听说我在研究物理，劝我不要异想天开，因为我没有研究物理所需要资料与实验室。在历史上，没有实验室也研究物理的不乏其人，听说创建电磁学的麦克斯韦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在完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还研究数学大有人在，鼎鼎大名的陈景润就是其中之一。有没有人在完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研究物理，我就不知道了。就常情来说，在这样的条件下要研究物理学，无异于唐吉诃德与风车搏斗，而我却正是一个现代的唐吉诃德。
6. 我的保尔情结
年轻时，我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读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时怎样练成的》一书，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我心中的英雄，每当遇到困难或面临抉择时，我总要问自己：如果保尔处在当前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做。这种“保尔情结”是我们那一代人一个共同的特征。书中有一段话至今我还能倒背如流，保尔说：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d\ba2()—\d\fo1(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按照新版本略有修改。）
在书的末尾，保尔这样回忆他的一生：
“从童年到现在，一幕幕在他眼前闪过。这二十四年他过得怎样？好，还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忆着，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检查着自己的一生。结果他非常满意，这一生过得还不怎么坏。
“当然也犯过不少错误，有时是因为糊涂，有时是因为年轻，多半则是由于无知。但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在火热的斗争年代，他没有睡大觉，在夺取政权的激烈搏斗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在革命的红旗上，也有他的几滴鲜血。”
今天，我已经进入“古稀”，可以回首一下往事了。我与保尔似乎有一些相似之处：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有坎坷的经历；都终生奋斗不息。但不同之处也十分明显：保尔为了他的“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参与了在枪林弹雨中“在马上夺天下”的斗争；而我却面临对保尔所说的“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进行反思的历史使命。保尔的不幸主要是生病；我的不幸却是因为成了“人民的敌人”。保尔是一个举世闻名的作家，他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奋斗获得了成就与荣誉；而我虽然在探讨真理方面也算得上百折不挠，却始终只能在外行人的枪口下，在同行的嘲笑中，默默无闻地耕耘。
我知道我自比保尔将受到各式各样的非难，有人会说我食古不化，崇拜一个不合时宜的英雄；但也会有人从相反的方面提出抗议：“你是何许人，怎敢与保尔相提并论，难道你忘了保尔怎样无情地与反对派作斗争吗？”我对这种反诘的回答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几年以前，中国和乌克兰合拍了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特别注意到其中增添了关于丽达·乌斯季诺维奇的冤假错案的情节。看来，编导们似乎也觉得保尔所说的“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的理想与已经建成的我们这个“共和国”现实之间的差距实在太显眼，于是不得不对“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的某些阴暗面稍稍撩开了一个缝隙。但我看这集连续剧时，还是觉得“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在新建成的“共和国”里，旧社会的剥削与压迫不是被消灭，而是被取代了，代替过去地主与资本家的是一个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如果说资产阶级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她的每一个经济的发展阶段都伴随着相应地政治上的成就；那么这个集团就是在暴力夺取政权的历史事件中突然诞生的，她的每一个政治措施都伴随着相应地经济上的收益。由于这一特征，这个集团与其说是一个“阶级”，倒不如说是一个“等级”。但是，和历史上的等级不同，她是在资产阶级已经在文明世界消灭了一切等级之后，由“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的既得利益者组成的新等级，下面我们简称她为“新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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