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

【祭园守园人按】

星火案实质是林昭的青春代反极左抗暴政，为千百万濒临死亡的农民请命。林昭入狱第三个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终于被迫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纠左方针，却在忧国痛民的林昭的赤子之心中，燃起了政治民主化的幻望：以十几万字思想日记痛陈了自己反右前后的真实思想，为一代蒙冤的青春鸣不平之后，林昭又就自己成为政治反对者的过程坦然写出了这份回顾。七千人大会的次月，林昭能得以“保外就医”，显然尤与她在这篇文字中松动政治反对立场，真诚期许实地促成党的治政民主化相关。岂料出狱不久，林昭上书北大校长陆平为芸芸五一九学子请命，依然被认定是罪无可赦“右派翻案”！终于重遭逮捕，迫使林昭成为反极权抗暴政最彻底、最勇敢、最前驱的自由战士。

鉴于思想日记被严密封档，在林昭精神完全正常时期写出的本篇，是林昭研究、林昭与《广场》张元勋诸友以及甘粹关系研究、乃至五一九研究最为重要、无可替代的宝贵资料。尽管还有待三校，特于纪念林昭就义47周年之际郑重首发，对于挚爱、关注林昭的人们，尤其对于林昭研究者，我们不能不深深致歉：这已经是太迟太迟了！

关于我的思想，在“思想日记”中已经作了比较全面和详细的自白。这篇材料，准备应领导之命，着重在个人于反右以后如何进展到政治上与党和政府形成对抗性矛盾的过程，以及自己现在的认识。

“日记”（指“思想日记”，下同）中已经分析过：上大学，在自己来讲，是一种对党热情减退、政治情绪上感觉空虚以及疲倦的表现。但在考入北大之后，因为个人志愿达到圆满的满足，在那么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天地、新环境里，对于生活还是抱着比较乐观而振奋的态度，希望从此开始生命上新的一页。由于过去在农村工作团期间与领导关系不好，受到过打击，情绪上有时也会流露出一种遗留的低沉与压抑，所以对组织不是十分靠近。不过与班上一些党员同学等相处都还和谐。因了傲气和抝强的个性，做不成“积极分子”，却也不算落后分子。对学习，有如饥如渴之心，较为努力，相对说来，政治热情便差，有点“老一套”的疲塌，似乎“日光之下无新事”。

肃反中，个别党员怀着私忿，利用其负责肃反的机会对我打击，“批判”我人生观消极，思想颓伤、“恋爱观不正确”等等，最后并给我以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当时我对此事极有不平，但没有采取正确态度向党组织、向领导反映真实情况，而把不满和埋怨吞下了肚里。而且还有这样想法：批判以至处分，领导上又不是不知道！然则我再去反映，顶什么用呢？从过去的经验看，党组织总是相信党员的，加以私人感情的纠葛，有许多地方，作为当事的本人很能体会得到，对别人形之于口舌就比较为难。“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很难说，罢了，你这么打击我，至多影响我不得入党，那我不想在大学里入党也就是了，学习可是我自己作得主的，你影响不了。一存此念，傲气更増，对政治越没热情，对组织越不靠近。但举一事为例：当时北大中文系副主任，具体负责新闻专业教学思想领导的罗列教师，是我苏南新专时代的老首长，过去一向对我比较关心。但肃反以后，我大约有一年之久未去找过他一次！自己不主动争取组织的了解，乃使组织对我真实的思想情绪更不了解，嫉妒的小人乃亦更得机会倾陷、打击和中伤。有次我偶然在纸上题了一首他人所作的七绝：“泽畔行吟楚逐臣，井中沉史宋遗民，频年我亦伤怀甚，人寿几何俟河清！”其实没有什么深沉的思想活动，不过一时无病呻吟的故态。却又教人抓住列为口实，说我要做蒋政权的遗民。此话在我这个未解放前就积极参与地下党所领导之学生运动、且曾一度有组织关系的人听来真愤然，感觉为对我一向所持政治态度之莫大侮辱！但又因此更抱怨组织———别人不知道我过去那些事，罢了，因为我平日很少提起，领导上难道也不知道，抹煞我当年一片纯真无邪出自赤子之心的革命热情！看来是不知好歹，只吃马屁，我也心灰意懒了！……

因为如此，政治态度便渐渐趋向一种批判的保留。虽还是团员也不算最落后的团员，却与一般被人们称为落后分子的同学较易接近，觉得很能理解他们的内心。他们也比较愿意和我畅谈，因为我不像一般组织成员那样作盛气凌人或壁垒分明之状。日后与“广场”诸友的关系，相当部分就从这些关系上发展来。不过那时自己的政治态度只是较为保留，并不十分激进，甚至与团内最激进的怀疑现状者之间也仍有相当距离。记得五六年初学习“再论”时，团支部内一位态度激进的怀疑派（后来成了右派，且是“广场”主要编委之一）所持种种论点，我就还不能同意，甚至无法接受，曾与他进行过一些不很正规的辩论……

“鸣放”开始，这在北大是一开头就来势相当凶猛而凌厉，我的感情——同情，那是肯定说从第一天起就在朋友们的方面；但作为一名组织成员加之深深怀疑党的真正态度和意向，我在行动上又不得不比较保守与稳健。那些日子里，内心有一种深沉的矛盾：似乎有两种力量扯着我往两个相反的方向去。当然这种状态是不可能一直保持着的，不久——几天后从在露天演讲会至公开为朋友们辩护开始，我渐渐转到了他们的一方面，当时我认为自己这是对的，是跨出动摇而走向坚定。虽然，以后成为一句在北大校内流传很广的话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多少也透露了、说明了我那时真实的内心。

转向之后，这矛盾并未完全解决。因为我与某些同伴的思想状况毕竟还存在差异，我还抱着善良的愿望，希望能够两全其美地解决问题。故常劝一些较接近的朋友注意检点，不要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性质不同，等等，想使他们不要以过激的言行引起领导上的怒恨怀疑，使这新生的民主运动可以进展得比较和平顺利，同时也想劝领导大胆放心、信任群众，不要偏听偏信而轻举盲动。所以在预感到政治的低气压之后，一度想直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呼吁……

形势的发展终于与我无力的愿望相违，急转直下全面开始了反右的疾风暴雨。那些日子里我深深地怀疑而且感伤，不忍正视现实却又无法逃避。开始对我批判也是给我的一个重大刺激，因为我本来倒还不认为自己就和某些人完全一样。而且那时对自己种种言行所造成的群众影响之真实程度也还缺乏认识，故心底感到一些委屈，似乎我并不曾做什么……基于对反右那许多恶劣之人身侮辱的深沉的厌恶和强烈的抗议，我不止一次想以放弃自己的生命来求解脱……

在五七年整个下半年中，我心底仍然怀着一线希望，希望党也许会适可而止地罢手收场。然而斗争的进行，无论校内校外都只日趋惨烈，无情的现实再一次粉碎了我良善的梦想！大量惨酷的荒谬的事实使我目击心伤、五内欲裂，我终于怀着最沉痛的情绪，亲手撕破了、抛弃了自己的希望。随着认识的深化与反感的强化、我与“广场”友人们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我的思想发展是有个比较曲折的过程，但在过程大体完成以后，我和我的朋友们之间并无原则性的距离。我们都不是孩子了，何况又在这么一场残酷惨烈的政治斗争锤炼之下！我们很清楚地了解自己所持的政治态度意味着什么，了解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可能通向那里……那时，无论是“广场”友人或是我本人，都已经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考虑问题的了。“日记”中已经叙述及我们的一些思想过程，总而言之，觉得如此的现实已经无法改良。故连我这个批判地改良主义的，也不能不抛弃原来的幻想……当朋友们看到我终于和他们达到比较完满和谐的一致之时，他们可是高兴极了……我们终于互相了解而找到共同语言了……

后期“广场”的活动，接受了前期的教训；加之主客观因素都在改变——客观上镇压愈趋酷厉，主观上则抛开改良主义越发彻底——这样，到得后期，“广场”成员一般采取了避免公开的活动方式并偏于单线进行，人们考虑到未来种种事变的可能，故着重在要使思想上达成基本一致的同伴都能独立作战、独立生存。当然主要成员间的联系还是比较紧密，但在联系之时 ，也只谈一些必要由较多几个人来考虑决定的问题而并不一般地谈所有问题，像人们各自分散进行的独立活动，就并不一定都互相知道，甚至互相间连询问都很少询问，似乎都有那么一种默契，不是不信任谁的问题，但你一个人做得的事，我就没有必要非得去知道，反之亦然，我也有我的事，我的情绪，我的关系，我的密友……那时，我与“广场”友人们的接触，大家都守着这样不成文的谅解：我和甲在一起时一般地并不向他特别提起自己和乙的联系，反过来，和乙在一起时，也只直接交谈个人的意见，而很少扯到第三者……我们彼此都是信任的，正因为信任，才自觉地采取这样的态度：把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单线化，各人都不去过问那些自己认为没有必要非知道不可的事情。

经历了一个巨大的伤痛失望的过程，我由南方回到了北大，已经是五七年暑假开学后的一个多月近两个月光景，这期间，由于空间的阻隔，对“广场”友人们诸般活动的情况缺乏具体细致的了解，但一般是知道的。回校后，政治上共同语言的取得，使我有可能相当清楚地知道若干内部中心事件、主要成员的活动、动向等……他们一般地说，本来不是不信任我，这时候彼此的关系当然又深了一步……我们那时就曾在个别交谈中讨论过越境问题，一般认为：由于中国具体条件的制约，民族或民主的政治活动，若是反对当时现实的，历来都必须取得外部的根据地。这样一条规律，看来今日也仍还有其意义——明摆着的么，在国内连说句话都不可能！……越境成功的话，再考虑下一步的问题。作为一个或两个具有相当活动能力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即使在独立活动的条件下，也应该可望通过将极权统治、恶性政治迫害的实况诉诸中外正直人士心灵的一切道路，来成功地展开自己的工作……

当时，我和某一位密友在交谈中，曾深刻地互相剖析过自己在这问题上的思想感情……我告诉他，在我个人几乎一直没有往这方面考虑，我企求的是祖国的平安、自由、繁荣和兴旺，不是个人生活无忧的享受、业务上的发展或其他，当祖国大地还沉沉如墨、遍被哀鸿之时，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获得自由；我宁愿守着这片土地和自己的同胞们一起忍受苦难、磨折以至一起去死！……

我的朋友叹息道：“我十分理解你这种心情，我自己也是为此充满着矛盾……虽然去的人也不是为了个人自由，而且本身行动就得冒相当危险甚至……什么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主观上必须自己作一个抉择……我也不想去，不是怕冒险，只是为了不忍离开母亲一般的祖国！……”

——那是一个比墨还黑的酷寒的冬夜，我们并肩走在，以后又坐在北京西郊裸露的田原上，憔悴而寒冷的大地若有知有感，当会听到我们年青而又灼烈的心在腔子里激切地、痛苦地搏撞……

和“广场”友人（指主要成员）们的单线联系，一直到他们被捕的前二三天……那不是五七年底就是五八年初的一天晚上，我从城里回来，一位“左派”告诉我这个消息，且说且看着我的脸色和表情，叵耐我几乎比冰还冷！……早有思想准备了，上一回相见时还在谈这个呢！不过来得恁快，倒是出乎我意外。那会儿我也曾为自己作过相当准备，对朋友我是完全信任的；可事情出得这么切近谁敢保证前一向我们的行动接触不已在监视之中？天下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我们主观上高度警惕着……但准备落了空，大约我命该不在北京坐牢……

紧接着就是反右处理，我怀着沉痛的心情送走一批批友人——更准确地说是习惯地和他们猝然地离别。于是又来到了思想上最痛苦的阶段，那时已是五八年了。绝望也沉重，但和上一阶段——五七年暑假前后那几个月——已有不同：上一阶段的绝望来自现实的疯狂，这一阶段的绝望则来自友人的星散。尽管我们都已充分估计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并早已相当地强调了独立活动，但当实况来到时，善感的我还不能不承受着心灵惨重的创伤。我的认识过程完成得比朋友们晚些，女孩子们有时情感上又未免稍脆弱些。惨酷的现实是那么无理地猖獗而肆虐，我即使思想上不需要、不再需要任何鼓动了——现实已成了最有力的无时不进行着的鼓动，其他什么鼓动都用不着了；但感情上还是极需要支持。和小弟的接触，带给个人一些感情的安慰，却不构成为支持。“日记”第十篇中说：“3：他的精神力量那时还不如我昵！瞻望前途自己觉得孤军无力，想到朋友们的处境又辛酸彻骨，悲愤交集，难以解开，所以才又重演了一次幻灭。

谢谢天，这一阶段总算也过去了……记不清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的话：痛苦对于灵魂的作用，犹如锻铁的大锤，灵魂要么经受不住被它击碎，要么被它锻成坚而且韧！我自然并不坚，也不韧，不过没终于给它击碎，总算徼幸。通过这一关的过程，就是将悲愤化为力量的过程。对朋友们的思忆使我极感痛苦，每一想到他们正在镣链之下迫害之中，而我还“逍遥法外”，总有一种像是自己叛卖了他们似的感觉。有一天，周末的夜晚，舞会乐声随风飘来，同学们玩的玩儿去了，或看电影、听音乐、做什么去了，我独自坐在宿舍里，但觉得周围那种溫馨的宁静，使我中怀如焚如炽。无法，只好又诉之于诗，写了一首不长的新诗“我应该在那里”，如今背不全了，只记得末段大意是：

“悲愤如此沉重，压得我难以呼吸，

我怎能摆脱这些面庞，这些记忆！

任教它算什么——考验、惩罚、抛弃，

我宁可去——我应该在那里，

我应该和自己的朋友们在一起！”

——这，就是我心灵的告白，是我的态度，是我的誓言！……我从沉重的悲愤中抬起头来了，尽管痛苦还继续不断地锻打着我的灵魂，比如小弟的被捕和流放，但一切都不能阻止，却只是更加鞭策着、激励着我自觉地、坚定地走向朋友们先行的道路！

从那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的活动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一般说，并无什么明显地构成“犯法”的行为，但在自己来说是有意识地从政治角度出发在考虑着、处理着问题（所以我在“日记”中说：人有了政治性，干什么就都得有点儿政治性……）这期间个人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和本校及外地同派们的大量接触，完成这一点，并不太困难，因为既都是共同存在，了解起来极深极快，而且在“孤立”与磨折中谁都有嘤鸣求友之心。我通过来往、书信，联系了好些人。在联系中我努力观察和了解——探索人们的内心，我发现，不满现实，那是极普遍的共同意识，甚至有时达到相当尖锐与深刻，问题倒是：不满之后怎么办？以容忍求苟安，还是决心战斗、采取行动？需要既认识现实又怀有牺牲精神的人，光只认识了那是不够的。小市民对现实的认识也能达到相当的深度，他们可永远只站在一边“看冷破”而说风凉话。从接触中我发现，有些人似乎也有与我大体相同的目的，我们很快就学会了相互鉴别，心心相印！但留着那一层薄纸并不直接揭开。这是基于对现实状况的考虑，许多人都只能说是半自由状态，环境又相当地坏！忙于组织起来，不能成事，反为有害，草蛇灰线，徒留痕迹而贻人口实。我们是懂的：共产党靠组织起家，故最犯忌别人搞组织，但这不成问题，我们何必非要来一套有形的组织！在一定情况下，组织不过是个形式，是次要的；人，才是最主要的。好比串珠子似地，有珠子现成放着，使什么线都能串：黑线惹眼，那白线也成，甚至没线都成。有了珠子还担心线！不仅我，似乎好些人都是如此考虑，所以接触中简直不大谈及这类形式主义的问题。有些人，有意无意间流露出，他们也是“有心人”，也有较广泛的接触与联系，从本校、外校一直到社会上。但我并不去过问他们所联系的对象，犹如他们不来问我一样，在这许多地方，我们会心默契地保存了、继续了“广场”后期的传统，无形中采取了分散和单线的活动方式。谁来捞也捞不起，没有线——没有东西；当然，实质上却有不少接触和活动，是会心不喻地从政治角度上看的问题。然而又不全是，以我之较密切的一些朋友来说，有些是入大学前的老同学，有些是诗文唱和的文友，有些是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有些是同级同班、平日比较亲近的同窗……老关系新关系，政治关系非政治关系错综交织在一起。这还道是有形的，其中水平高低、情绪强弱、态度坚决或否，认识若何程度，我们相互的了解默契，“点头会意”……这许多完全无形的、极其微妙的东西，除了彼此心里有数之外，第三者天大本事莫想弄清这笔帐！所以我这会儿坦坦白白明说在头里。这，就叫合法与非法之间，进可攻得，退亦守得，告诉了阁下，你也奈何不得。最多执到几个地址命他人检查与林昭的关系去，那可又是雪淡稀松的事。整个说来，珠子仍在，就丢掉我这颗把又打什么不紧？我才放心呢！

在单线接触过程中，心灵共鸣幅度较大的朋友们，有时自不免谈得深些，研讨一下是否可以有所作为。但主要重点还不在作什么而在如何作。一般共同感觉：对如此一个空前未有的极权政治进行非法之政治斗争，很需要撇开旧规程另寻新蹊径。因为许多老一套，都早让当前的执政者玩过了，玩熟了。所谓“捕快原是贼出身”，抄老法子不行。当然，作为造反来说，有若干规律是较具共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就可以也应该别创新样……特别是在政治中心的北京，对这问题更值得详加思索考虑……不过并无多少成果……

秉承着北大以及“广场”传统的影响，我很重视对外地、外校的联系。因为从北大以及京城的情况，使我坚定地相信：“天涯何处无芳草”？时代思潮如是一种超越空间的存在，更不如说作为一个“阶级”的这些人本身之间便有着深刻的共性，散珠子遍地是，就看会不会拾，小珠串也一定有，找到一些沟通起来，戏就有得好唱……顾雁他们本来早已邀我上西北玩儿一回去，我苦于没法脱身，也怕引起注意。以后他也身体不佳回南了，这便很巧。通过接触，很快沟通了、交流了北大与兰大反右以来的一般情况。谈起来当然会谈到人，但我们的人泰半被各种形式束缚或半束缚着，故而还是他们的人较有实际意义……从主观上来说，我是代表“广场”去考虑某些问题的，自然也没谁们封我当这代表，但也可以说有。在‘广场“后期直到主要负责人被捕前后，人们一般都怀着这样的默契：独立存在、独立作战，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不负初愿，不改初志！要像液态的升汞那样，聚到一起立刻能泯合无间 ，拍散了，不论是多细的一颗也独立成珠！——组织上是否正式参加倒又次要了，精神一致 ，自必呼吸相通，（事实上，后期的”广场“诸友们也全不着重于此——不斤斤於什么组织不组织，所以我总觉得：没组织比之有组织还危险、还麻烦，还不好办。）故从这方面说，我又很有资格为“广场”的当然代表，犹如其他“广场”友人们的资格一样。对着顾雁我没很强调这一点，一来因为暂时尚无强调的实际需要，二来，他也是北大出身的，总还有相当强烈的“北大观念”、不烦十分强调。另一方面，我当然也同时代表自己个人，想起来，兰大的伙伴们大致会了解我这种身份。代表“广场”的意义并非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而是作为平等的联合……“广场”是不可扼杀的，它活在我们每一个与它有直接关系和密切联系的人们身上！

大约黄土高原上比之金碧辉煌的北京城内是辽阔而且犷悍，兰大的朋友们性格相当开朗而外向，好动作，却不甚好静去深思。这当然与客观环境有很大关系。似这种好动的习性用以造反，长处是颇富于进取，短处是不善于等待……有些事，北京的人们若真蓄意要做，未尝做不起来，如印些小东西之类。不过我对此可谓是一向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印秘密宣传品，不仅对印的人来说是个冒险，对一切读的人来说同样是个冒险。真要做哩，非但得为自己想，还得为别人想：一份或一张东西出去，能给人家一点什么？值不值得别人冒着险看？倘然不过是些尽人皆知的道理，秘密传单也不足奇，倒使别人冒没有价值的险。自己倒罢了，既干了这个，就不好太畏首畏尾。但也该较计较计，值得才干，不值得便不干。可是我这种主张曾受到过误解，使得我相当生气！——已经走到了这么一步，难不成我还惜此一身么？

不过有些东西依我看来是没啥意思。在分局，很早，承办员就问到过我关于顾雁印了“海鸥”的事。我叫先不知道，只好由着生米煮成熟饭，若早知道，决不同意！——不用说别的，就作为原作者，我也有不同意的权利，“海鸥”有些叛徒情绪，但也不过是叛徒情绪罢了，不值得一印，不能给别人多少东西。在京时我曾手抄以传阅和赠送过，那个，另一回事，那还勉强可以算在合法的范围里，至多你来批判我这诗便是了。一付印刷，虽是油印，亦总有点哗众取宠、惊世骇俗。一副像煞有介事之态，其实又没啥了不起，“鞋子不着落个样，月亮里点灯空挂名”，我不为也。否则，当年还曾参与地下党的散发、翻印宣传品等活动。我又不是没有半套，就说印东西，除了一听油墨少不得外，其他什么不用，使图钉把刻好的蜡纸往桌面上一钉，不照样印出来？有何难哉！不过没有着手进行耳。……鼓动，除了一般的目的还应该有具体的目的，因之很该注意时机。忽视时机，单从一般目的进行鼓动，其所起的最大作用，不过是宣告自身之作为现实反对派的存在。然而这种宣告本身却是并不必要的——在主观上说是缺乏必要的，宣告不宣告，总之存在；在客观上则是缺乏意义的：一般性的鼓动，有现实本身在那里进行，进行得很好，就叫我们再去进行，也不过是把某些众所共识的事实加以重复而已，具体的鼓动则尚未有可为的实际。但有些人情绪躁动，偏好此道，叫我也没有办法。就说我代表“广场”，那也是平行联合而非垂直上下的关系；作为个人则更得尊重朋友们的共同意念。我自己便说过：造反，这是十足没有公式可代的东西。是故经验必须在实践中创造，而失败的教训更免不了……

其他种种方面的问题，内、外、红、白、左、右、上、下、目前与未来，部分与整体，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当然不免都要谈论以至讨论。并非认为区区我们能把从宇宙到苍蝇都巨细无遗地承包下来，但主观上不能不对宇宙到苍蝇都有个适当的看法。这中间，分歧当然也就不免。人们的统一，有时出口便已达到，有时却也得通过思想见面反复论争才能达到，反复争论后仍达不到都会的。很有趣，事实就是那么一些事实，原则就是那么一些原则，看法上却可能形成很大差距，即看法基本一致了，所推出的结论还会不同，人就是这么复杂之至的东西！……比如对于党自觉改革、进行路线转变的可能，在初我之估计非常不足，庐山会议后，更加深了这个看法。经过与个别友人深刻倾谈交流意见后，勉强同意这种可能的存在，但又认为那是一件相当渺茫的事，也许在较远的未来。总之，得受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消长及其作用的程度，又是我们所无法完全掌握的，因此不应等待！——而且当前惨厉的现实及其荒谬的延续加深，也使人忍无可忍没法负起手来等待！诚如一位友人说的：“我一见到大标语宣告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便头通（痛）道：完了完了，无可挽回！”——也许这么推理比较简单化一些，但也颇有“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敏感在内……所以我说：有些人对党的感情还比我深哩！

这么的，总的说来，我们都是清醒而自觉的，我则更是清醒而自觉的，有时我甚至认为：自己比之某些人，即不能说更自觉，至少更清醒一些。

总的来看，来回顾自己思想发展过程，我觉得归纳起来，还是本月六日我向那位政府人员说的那两句话：存在决定意识，外因通过内因。前一句“日记”数十万言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说明。总而言之，党若真能英明理政公勤治国，林昭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岂有政治成见存在，非要闭着眼睛抹煞良心反党不可？但党既不能作到那样而恰恰相反，又要说、弄出了如许多伟大的混账与血淋淋的荒唐来致使人物凋零、江山糜烂，血泪遍地而白骨成堆，那么，林昭虽是乳臭未干的黄毛稚子，也觉中怀惨痛五内崩裂而万万容忍不得！这时候，同一条件，起了完全相反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党的革命成功解放全国，自然是千百万生人死者同心协力的结果，非任何一人所能得窃而据之；但我既然曾在红色恐怖的年代里追随了党，以青少年的纯真热情呈献给党，则从个人本位出发来说，对于党的一切作为：美政或暴政，在政治上都应义不容辞地担负全部责任，党今日把国事弄成如此局面，作为党的一名追随者，青年热血的林昭无面目以见父老，无言辞可对国人！……有位师长对我说过：人作任何事，最好当然是于人于我都有利而无损；不能如此，则只要于人有利就损了己，亦无不可；损人利己，那自然是要不得的；而最糟糕、最没名堂又没成说的事，就是做了之后于人于己两无利益的。我深服膺此言。又有位友人对我说过：天下兴亡自然不是任何一名匹夫所能全力担得起来的，但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正直的人，虽然身份不过匹夫，也许脱然自认为天下兴亡全担在我的肩上！这不是自我扩张，而是“视民如伤”，我也深服斯言。还有一位前辈对我说过：从抽象的高度来看，爱亦感情也，恨亦感情也，不论对人对事对物，总该有爱始会有恨，无恨，则亦无所谓爱。故金圣叹批“三国”，认为周瑜要杀孔明，正孔明之知己也，此所以孔明祭周瑜文中道：“从此天下，更无知音！”以上云云可以作为我个人对党政治态度的小小注脚。

后一句：外因通过内因，这也是当然之理。我追溯自己思想意识，觉得当初所以会政治热情衰退，会同情落后者，会不靠近组织，会对领导傲气，直到会倒向右派乃至成为右派（成为右派以后的事那不必说了），在自己这方面，最内在、最本质的一个原因，就是个人思想上的民主观念和自由倾向相当强烈。当年鸣放中我引过一句话——话不是我的创作，却忘了出处，也许还是法国大革命前后那阵中谁说的昵。不过用来说明我当时所抱的根本态度，极切合，极完满：“我不同意你这句话，但我甚至不惜生命来保证你有说出这句话的权利！”这种基本立场导致了我和领导上的分歧，以及和“广场”诸友的统一，却也包含着我与领导上在某些前提下的统一以及与部分友人们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认识过程有长短，进展速度有缓急，因此有时接受别的影响有时又影响别人，当然之理。但特别像我这样个性抝强，追求“真实”的人，一事如未通过自己的大脑，决不随声附和率尔而行！而在认识达到了一定高度以后，那便已有了共同境界，剩下的只是策略方式问题了。这一步，如上所述，是在“广场”后期某些活动的参与时就已完成了的——作为叛逆者，那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了，在这一两年间未作什么明显的非法活动，而将活动限于合法和非法之间，那也如上所述，客观上是因为受到某些条件的制约；主观上是认为某些事情不太必要，只是如此而已。故也不能承认说与党和政府形成对立是自和兰大友人们联系之后始，（何况这种联系开始的时间，看来是到现在也没曾弄准确）老实说一句：北大同派中能有几个是不善能从政治角度看问题的？以活动水平——思想水平而论，犹恐只有更高出外校呢！

过去，我从不认为在这里面我们有什么错误——“日记”中已不止一次表明了自己这种认识：总觉得领导既错于前，则我们“反”之于后，天经地义，问心无愧！即使看到党近年来的转变，也仍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我反的是未转以前的你，又不是既转之后的你！这不是，你转了，看看是像比较诚意，我隔着监狱的铁门犹在衷心欢喜，我有什么对不起领导的！这样一些见解，也不可以便谓之错，问题在未把事情通盘联系起来考虑；孤立地强调了我等立场的正义。本月初时经过那位政府人员的启发教育，我的认识乃进了一步，觉得这中间我们确实也有错误。诚如他所指出的：我们对于党能痛下决心悬崖勒马的可能，自觉适应现实形势来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改革——治政革新的潜在力量，认识不够，估计不足。基于此，我们当然就不会采取鞠躬尽瘁仁至义尽以促起党和政府猛省的态度，而必然选择自觉与党对抗、革命冲决现实的道路。对客观认识的片面，导致了我们主观立场的偏激。从这方面看，与“日记”十二篇中我所检查的“鸣放”当年这辈青年人的错误，事属同一类型。不过既隔了数年且是这么壁垒对峙的，在对立情绪日益加深的基础上，事情又推进了一步。而今日，党这一年来的政治革新，虽然在许多地方犹不过是开始，却已收到了相当成果，显示出党还蕴藏着继续前进、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并不全如我们所看到所认定的那么黑暗腐朽与昏愦胡涂，反过来，这也证明了我们当初在政治上对党采取那样对抗的态度和冲决的路线，是一种过激的错误。假如党内党外一切不满党之错误决策者，都采取我们这样的态度和路线，犹恐还不能促成党今日这么个令人兴奋的转变，社会生活开始复苏的局面也不会出现。代替的将是分崩离析、天下大乱、变故迭起与流血的惨祸，徒然为虎视眈眈、狼子野心的民族仇敌制造机会，这岂是国家之利，又岂是国家之福！今日党与政府若以此大义相责，我等诚服无辞。

尤有进者：在我个人来说，可谓成长于一个比较“赤化”的家庭，且具有相当“左倾”的历史，从政治上启蒙时起，不曾把对祖国未来的希望寄向别的政治力量。但自反右以来国内政局全面逆转的情况下，由于精神刺激心灵创伤过分惨重，对党的感情便转过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从热爱变为深恶。于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不仅不能继续维持“鸣放”初期那种良好的愿望，承上启下，以坚忍的态度，恳挚的心情等待领导上觉悟，促成领导上猛省，相反自觉走向对抗的道路。思想感情上与党和政府的距离，对党和政府的反感日益加深，终于在政治上对党来了个根本否定。自以为持这种态度是对国人负责，实在对国人也并不够负责，因为首先就没有很好对党和政府负责。如上所述，对立斗争造成流血惨祸，残杀戕害，于党和政府固然多所不利，于万众也岂能有很大的好处！现在我已有了这种肯定的看法：一国之内同室操戈、箕豆相煎，无论何时不是件好事，但凡能够避免，应该避免。不过，就在一年以前，倒也还不是这么看的。那时只觉得：渴血者必淹死在血泊中，这是一条规律……

同时，因着反感的增长与偏激的深化，又更加深了思想方法的片面：对缺点错误特别敏锐，对成绩长处视而不见，意不足，心不平，态度上自亦难免处对立面之后，就又有效地激发反感，助长偏激。这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却也是长期对我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来二所后，通过报纸略知“八九”全会以来的形势，看到了党之政治路线改变，当然，在积愤已久之下，开始时对领导的决心与诚意颇打几个问号，故仍不免带些幸灾乐祸的嘲弄的快意。随着时间的消逝，觉得党这回算是比较脚踏实地眼见群众了，感情乃渐渐转变，开始作了通过向领导上开诚布公以求得问题之合理解决的想法，这便是始写“日记”的动机。在写它的过程中，一方面检讨客观的发展，一方面也少不得探索主观的经历。平心静气之后，考虑也比较全面，乃重新肯定了中共治国以来，在这短短的一纪之中，也有相当成绩。不去定功过之七或瑕瑜不掩，反正也为民族、为国家立下了些功劳这是事实。作为后辈，更应学习那些剖一颗丹心沥满腔热血，争取国家民族自由解放之明日的先烈，只执一端盛气相向来个基本否定或全部否定，显然是不客观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加上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想的肯定，使我深深感到：我们应该重新把赞成票投给中国共产党。而这样一种认识它本身也便已具体地修正了我们过去所持的政治态度。

在以上的认识基础上，我欣然乐意并且出于至诚地承认：过去所持与党对抗冲决现实的态度是一种错误，且具有危害，不值得提倡。今后，在党已经开始进行了政治改革的前提下，作为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青年，我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热情赞助和实地促成党的治政民主化，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出发确认党的领导，贡献自己的力量进行诚实的工作，以求和众人一起努力推进社会生活，使之不断出现新鲜蓬勃开朗的局面，并实地以这样的态度与认识，影响自己的朋友，使大家都能在共同目标的鼓舞下向党靠近。

记得反右时我是一直被指责为“态度恶劣”的，大约自始至终就未曾真正——那怕在口头上——低过头者，因此有一位领导曾为此找我谈话，对我责备说：你看看，就你们小组（右派小组）来说，有口口口口都比你好！我冷然作不屑之态道：领导上还真的相信呀！那都是假的。领导道：假的就假的，人家还有个假的，你连假的都没有！有假的总比没有好！……以后细想这话可谓“吾心卫顾”我到了家，可我当时虽惊感于他的坦白，却毕竟丝毫无法接受，要学那班……人的伪诈，骂自己一场口是心非以求免，我不为也。我所追求的思想转变过程是竭力，果我承认自己错，我必须先确实认识到有错，心口如一，否则，上了宗教法庭地球也还是转动，这股劲儿拧不拧？戆不戆？且喜这样一个真实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已经追求到了——领导上也改变政治路线而圆满地完成了。党和政府就是从法律观点来追究政治责任而进行刑事处理，我也必含笑受之。党的政治路线总是已经实地革新了！——像这样一个党，我是可以重新拥护并且觉着值得拥护的了！

林昭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