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算不算“中国模式”？

胡 平

    突尼斯爆发革命，举世关注。中国人尤其关注。因为中国和突尼斯一样同属专制国家，更因为突尼斯一向被中共所推崇，有人称之为“‘中国模式’在非洲的试验田”。换言之，两国之间颇有可比性。

    我们知道，突尼斯的国策是“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把经济快速发展作为执政合法性来源。中共官方媒体对突尼斯评价很高。例如，2009年10月13 日《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在本.阿里总统的领导下，突尼斯人民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2005年第5期《当代世界》则发表长文，介绍“突尼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做法”。这两篇文章都径直把中共的那套术语安到了突尼斯头上；怪不得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把这些文章中的“突尼斯”替换成“中国”，那几乎就可以当《人民日报》社论了。

    不过认真考察就可发现，突尼斯其实和中国还是很不一样的。正像很多评论者指出的那样，在政治上，突尼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比不上中共那么严厉；在经济上，突尼斯民众享有的福利也明显超过中国。我要补充的是，本.阿里毕竟不是共产党。本.阿里没搞过血腥共产，没搞过大跃进人民公社，没搞过大饥荒，没搞过反右没搞过文革；另外，本.阿里也没搞过六四，如此等等。中共实在要比本.阿里坏多了。由此可见，把本.阿里治下的突尼斯算作中国模式是很不恰当的。

    这就又回到什么是中国模式这个问题上来了。现在一般人谈起中国模式，最流行的概括是政治专制，经济开放；或曰威权统治加市场经济。有趣的是，很多否认中国模式的人实际上也是采用的这个定义。

    譬如有人说，没有什么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无非就是早期资本主义而已。早期资本主义的国家，有些根本没有民主，有些虽然有民主，但也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广大劳工是没有民主的。在那时，劳工也没有组建工会的权利，他们工作时间超长，工作环境恶劣，也谈不上有什么福利。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其实就是东亚模式。例如台湾在经济起飞阶段，政治上是威权统治，经济上也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大搞出口加工；当时的台湾，劳工也无权组建自己的工会。若说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秘诀是低人权，那么当年的台湾也是低人权。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奇迹没什么秘密，无非是重复当年台湾南韩的道路而已。只不过因为中国的规模特大，所以其经济总量显得很惊人；一旦分摊到人头上，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就拿中国外汇储备雄踞世界第一这一条来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小小的台湾，人口只有大陆的五十分之一，外汇储备还雄踞过世界第三呢。

    上述观点，本意是否定对所谓中国模式的美化吹嘘，但无意之中却又把中国模式正常化了。它容易给人一种错误的推断：既然那些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既然台湾南韩，后来都走上自由之路，修成民主正果，可见在当初那个阶段，没民主，低人权，都属于成长中的痛苦，就像青春反叛期的种种表现，过了那段时期自然就好了。如此说来，今日中国的不民主和低人权也不算什么大毛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渐改善的。

    我不同意这一推断。我不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只是早期资本主义的重演或东亚模式的翻版。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和当年的台湾南韩都是在传统的私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中共却是靠血腥暴力摧毁私有制起家的。怎么能把它们归为同一类模式呢？

    不错，在讨论中国模式时，也有一些论者注意到要把毛时代考虑在内。于是就有了两个三十年（1949-1979和1979-2009）之说。但两个三十年之说也有问题。因为它把后三十年（1979-2009）当成一个整体。其实，后三十年还应该分成前十年（1979-1989）和后二十年（1989-2009）。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六四当成一个分界线，六四对造就今日所说的中国模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如果没有六四，中国很可能会变得和俄国东欧差不多，断然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此，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无从谈起了。

    以研究共产国家经济和经济改革著称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对中国模式也发表过意见。科尔奈认为：“根据经济学家通常的理解，‘模式’是一种理论性构架，描摹现实经济中的一些特定关系。‘中国模式’的‘模式’一词，更多指的是一系列历史事件所组成的一个真实过程，而这一过程足以成为其他国家模仿的方式或范例。但是，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根本无法模仿！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文化传统也与别国截然不同。所以，根据我的理解，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东西。”

    科尔奈以中国人口多、文化传统与众不同为理由认定中国是独特的、不可模仿的。应该说不大有说服力，暂且不论。不过科尔奈注意到，当人们谈论中国模式时，其中的“模式”一词，更多的是指“一系列历史事件所组成的一个真实过程”。这一点我很赞同。我先前讲过，要正确地解读中国模式，仅仅对现状做静态的描述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花气力对历史、对其来龙去脉祚动态的描述，尤其是要对若干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深入分析。不但要探究它们是怎样发生的，而且要探究它们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是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那种方式发生，以及前一事件对后一事件的制约和影响。换句话，我们不但要弄清它“是如何”，更要弄清它“如何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其特性有更准确的把握，对它所蕴含的价值有更透彻的了解，从而也就对将给中国、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有更清醒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