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在拜登政府出任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的坎贝尔（Kurt Campbell）1月14日发表公开演讲时，阐述了美中关系合作共存的前景，他表示希望寻找“合适的接触渠道和合作机制”。坎贝尔还强调了美中关系应该具有的三个重要特点。

特朗普政府在1月20日权力交接之前，密集发布针对中国的政策，包括解除美台关系中的自设限制、制裁中国南海基建负责人、强化对具有军方背景中企的投资禁令等等。

“一种智慧和恰当的做法也许是，彼此都停下来，深呼吸。也许后退一些，反思一下。考虑一下双方都可以迈出的一小步，释放在未来至少保持一种可行关系（workable relationship）的愿望。”坎贝尔在亚洲协会举行的 “美中未来”网络讨论会上说，中国不会改变自己的制度，美国也不会撤出亚洲，但切实的“一小步”可以包括放宽签证政策，改善记者、大使馆的处境等。

不仅仅是坎贝尔，在这场由腾讯、雪佛龙、航海资本等跨国企业和投资公司赞助的座谈会上，多位曾在中国求学、工作或投资多年的行业领袖和专家学者，呼吁改变美中之间“零对话”的僵局。

多位专家和业界人士呼吁美中恢复对话

因美中媒体战而被迫离京的《华尔街日报》记者魏玲灵建议说，美国的施压和拳头都无济于事，不要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体制，而是鼓励其遵循更高的国际标准。

“不要把中国看作敌人，或者一个邪恶的帝国，因为中国并非如此 。中国的一党专制近期不会改变，而且总是会在经济上扮演重要角色。我认同大家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和中国在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事务、疫情等议题上合作，为了全世界的福祉。 ”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鲍恩（Chad Bown）认为，美国需要向内看，中国不是美国目前在经济、分配和平等问题上的祸根。“美国人不要那么怀旧，缅怀那个永远逝去的世界。我们要有更加诚实、重视证据的政策制定者。要认识到，世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会再有制造业中产阶级，不会再有五十年代的工作机会。我们要调整、建设自身以应对新现实，而不是埋怨国外发生的事情，99%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新冠疫情也被多位与会者视为帮助习近平鼓吹中国模式和提高声望的利器。

曾在克林顿时期担任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Susan Shirk)认为，习近平也许借助疫情将中国与世界“隔离”，和国际融合对他来说压力太大，而且特朗普的指责也增强他的民意支持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也提到，疫情中的习近平跟特朗普比起来，简直是一个“政治天才” 。

尽管二人都没有看到未来几年内中共党内精英深化改革开放的可能性，谢淑丽仍然对美中“协商”心存希望，拒绝采取“反全球化”的对华政策：

“首先要确认（双边关系中的）优先事项，然后协商，争取达成协议。中国政府还是有可能妥协的。比如记者的签证。但也有些问题很难办，比如香港。 ”

裴敏欣则建议，美国只要从争议最少的问题着手，“（美国）记者去不了中国，什么也干不成！”; 此外，拜登政府需要驳斥中国宣扬的“美国衰退论”，集中力量解决民主危机、经济停滞等国内问题。

亚洲协会的这次研讨会的赞助方之一是中国的腾讯公司，因此与会人士的观点大多对中国友好也不令人意外。

1月14日，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P.Shultz)（下）和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 （上右）出席亚洲协会举办的 “美中未来”讨论会。（视频截图） 

坎贝尔：美国要专注自身，无需过分强调“信任”

1月11日，特朗普宣布华盛顿特区从1月11日到1月24日进入紧急状态，时间跨越到拜登1月20日就职典礼之后四天。

坎贝尔感叹道，华盛顿现在的铁丝网、围栏和部队也许比阿富汗的美军驻地还要多。与其聚焦于中国的崛起，美国需要厘清自己要扮演的历史角色，“要有一个可行且平衡的对华策略，最重要的可能也是最有挑战性的因素，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功。”

“给予中国和国际社会合作的选项，这是可能的，而且是以一种各方都受益的方式；同时提供清晰的步骤。如果中国继续行进在一条让该区域其他国家都十分担心的道路上，将会面临后果……不仅仅要联合盟友，解决贸易、科技、军事等战略性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让亚洲国家明白，美国已死的谣言有误，我们将会继续在亚洲发挥强劲的、占主导地位的、积极参与的角色。”

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两位元老级政治家，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P.Shultz)和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 作为七十年代推进美中建交的关键人物，基辛格说，美中关系要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并认清彼此的边界，“中美必须找到打交道的方式”。

在里根总统时代, 1982-1989年担任国务卿的舒尔茨，曾数次访华, 并促成签署有关台湾军售的《八一七公报》。刚刚度过百岁诞辰的舒尔茨谈到，“没有理由不能建立信任，那怕是对手之间”，“中国有自己组织社会的方式，我们要和他们谈，如果他们做出调整那就最好。我们可以理性对谈，哪怕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我们需要更多像基辛格这样的人，分享如何去做的背景思想。”

但是，坎贝尔认为，美中之间的不信任已经非常深远，无需过分强调“信任”一词，美中关系最重要的三个品质应该是可预期性、稳定性和明晰性，“不要有惊喜”，“一小步、一小步地来”。

坎贝尔说，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挑战是“博而不深”（a mile wide and not even an inch deep）。接下来的美中竞争可能主要集中于科技领域，比如人工智能、5G、机器人、量子计算等领域。这些领域美国都需要更加具体细致的计划，同时美国政府亟需招募更多真正了解中国的人才。

1月14日，即将在拜登政府出任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的坎贝尔（Kurt Campbell）（左下）出席亚洲协会举办的 “美中未来”讨论会。（视频截图） 

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引热议

作为奥巴马时代“重返亚太”的战略设计师，坎贝尔的新职务引发多方关注。多家西方媒体登文为其背书。曾在布什时期担任亚太事务高级主管的格林（Michael Green）在《外交政策》上说，这是拜登“在亚洲问题上的第一个大胆举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Josh Rogin)认为坎贝尔上任可以让亚洲盟友放宽心：拜登会严肃应对中国挑战。

2019年，坎贝尔曾与拜登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共同撰文指出， “对华接触的时代，不辞而别地结束了”，“美国的战略要想有效，必须把结盟作为出发点。”

1月12日，坎贝尔与杜如松（Rush Doshi）发布《美国如何支撑亚洲秩序》一文罗列更多细节：美国及其伙伴要“劝服”中国，围绕一些核心要件来组织一个竞争与和平共存的区域对北京是有好处的。此外，对于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的领域，美国需要和盟友一起对中国“提供激励”，必要时要有“惩罚”。

这段文字招致部分推特网友的担忧。Miztiki: “大家看到这部分了吗？好像有人可以劝得动中国不要去重拾昔日荣光。”  European Negotiator Balding： “这就是拜登和自由派的对华方式让我担心的地方，相信你可以‘劝服’中国才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这个方法是错的，已经一败涂地。”

据中国媒体财新网报道，去年11月拜登胜选后，坎贝尔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将未来的中美关系描述为“稳定的竞争”，需要培育“合作的习惯”。他表示可以建立“双边对话机制”，或许是介于秘密的高层接触渠道与宏大的战略对话机制之间。

另外，曾在希拉里竞选总统期间担任外交政策顾问的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将出任拜登的白宫中国事务高级主管（Senior Director for China），罗森伯格将向坎贝尔汇报工作，坎贝尔的上司是沙利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