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上，杨怡生的律师尼尔·克莱兰表示，这笔捐款只是打击因疫情而激增的反华种族主义的一种方式。杨怡生是出生于越南的华裔，以难民身份来到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的法律研究员莎拉·肯德尔是研究这项新的反外国干涉法立法的专家，她说，此案“说明了法律的广度”，并凸显出如果警方能够证明某个行为背后是为外国干涉做准备的必要意图，这样的行为即使本身可能无害也会被视为犯罪。

她还说，从此案还能看出，“这项法律有能力根据人们的关系或者联系来认定刑事犯罪。”

克莱兰辩称，该案应被驳回，因为警方缺乏证据证明以下几点：杨怡生是受中国政府指示或向中国政府汇报；他计划在特定政策或问题上影响塔奇；或者他的行为参与了其他人在特定问题上影响塔奇的计划。

“需要有证据，而不仅仅是影射、假设和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补充说。

但法官同意检方的意见，检方称，根据这部新的法律，警方不需要证据证明杨怡生计划在未来实施干预行为就可以提起诉讼。检方律师帕特里克·多伊尔主张，当杨怡生与塔奇接触时，他想到的是与部长的良好关系可能会让他成为对华相关政策问题的倡导者，这就足够了。

他指出，在截获的杨怡生与同事的电话中，杨怡生说，塔奇将来可能成为“我们的赞助人或支持者”，并“为我们华人”的问题发言。

多伊尔说，应通过几个间接证据来看待这通电话。他说，检方将表明杨怡生是统战部领导的组织和华人社团的负责人或成员，统战部是中共与海外华人打交道的部门，他说，统战部“试图推动各国及其精英朝着更顺从的方向发展”。

多伊尔还声称，杨怡生告诉同事，他在访问中国时与中国政府领导人有过会面，并且他曾写信给另一位政界人士，建议澳大利亚自由党应该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

为杨怡生辩护的律师克莱兰说，新立法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试图“将未来的行为定为犯罪”。他还表示，检方依靠间接证据来就未来的问题得出结论，这样做“把刑法用到了极致”。

法律学者肯德尔表示，本案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证明意图所需的证据的性质。她说，最终，“这取决于陪审团或法官对当事人意图的看法。”

近年来的几起案件凸显了人们对中国政府在澳大利亚影响力的担忧。一名澳大利亚政客被指控在从华裔政治捐助者那里拿钱后推动中国的外交政策利益而辞职；政府取消了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一位中国富商捐赠者的永久居留权；作为反外国干涉调查的一部分，当局突击搜查了一名州议员的住所和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