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新闻理想 消失在南太平洋“最自由”的国度

记者唐家婕 发自新西兰

在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马来西亚华裔苏文德有一个为华人社群办报的新闻理想。

“如果我们用一条线来画出这里的华文媒体生态，”57岁的《华页》老板苏文德一個起手式，先推了一下黑框眼镜，然后在空中拉出一条假想的长线，像是解释了几十年的惯性动作，他指著， “最左边有《中文先驱报》那类代表统战的媒体，最右边有法轮功的《大纪元》、《看中国》，而《华页》，就在这儿……。”

“中间！靠左。＂苏文德不疾不徐地说。

1987年，在马来西亚计算机本科毕业的苏文德，来到奥克兰大学学商。四年后，他创立了当地第一份免费的中文报纸:《华页》（Mandarin Pages），已经营了26个年头。《华页》提供华人移民关心的新闻信息、编译、评论文章，再透过分类广告赚进收入。

“那时整个奥克兰就两万多华人，我们每期能印到5000多份。” 苏文德回忆，《华页》最辉煌的时期在2000年，报社总部位于市中心明亮的大楼，员工超过二十人，从双周刊加速至一周发行六天，广告络绎不绝，在华人社群中影响力空前， 前新西兰总理约翰基都曾是座上宾。

到2022年底，《华页》剩下三个全职员工，报社搬到奥克兰中国城里的一间老旧的红砖平房里，报纸维持5000份的发行量，但改为每周发行一次。平房里，有用或无用的办公文具、泛黄的新旧报纸从桌上堆到脚边，像是刚从一场大战中撤退。

苏文德从凌乱的桌前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台新的无人摄影机，十分宝贝，这台机器来自于《华页》刚申请到的脸书地方媒体计划的资助，苏文德把在脸书、油管、推特、微信等社媒平台上开疆辟土看作是《华页》下一场战役的开篇， 跃跃欲试。

苏文德的华页在二十年间一再缩编，目前正转战社交媒体平台 （图/唐家婕 摄）

他谈到在社媒工作坊学到的内容优化(content optimization)，“内容不能只是复制贴上，不同平台、要有不同的变化。”

“特别是微信，它有敏感词!”苏文德说，前阵子一篇提到中国渗透新西兰本地政治的文章，让《华页》被封号了一个礼拜。另一个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在微信号上发一则“独立一房一卫”的租屋广告，竟不过审，后来才发现是“独立”两字是敏感词。广告从此改写成:"一房一卫，从不同门口出入"。

“这里有很多这样的谜”

说话的同时，苏文德很忙。报社现在兼做翻译业务，他在六年前重回学校考了证照，为新移民处理文件。

“苏老板，这个不能等了，客户很急。”“编辑室”那头的员工已经喊了第三次了。苏文德说抱歉，离开一会儿。

匆忙回座，再客气道了一声抱歉。问他，现在办报，收支还能打平吗?

“老实说，疫情之后我都是亏(本)的。”苏文德坦言，过去十多年，所有纸媒都遇上数位转型的挑战，但倚赖华裔移民受众为主的华人报纸，还有另一个难说出口的压力来源：中国使馆。

“过去五年，使馆已经算把我拉黑了，好像经济制裁一样。我的媒体少了大中资企业的广告，像南方航空、中国银行……应该说是打击很大。”苏文德摇摇头，不愿意多谈被“拉黑”的细节，只提了大概是遭人“举报”他“反共＂、“台独”、或“支持法轮功＂。

“我为什么不停刊呢?停刊不就是让统战媒体独大，一边倒唱衰西方、唱衰本地。＂苏文德说。

随着纸媒的衰弱，目前在新西兰的华文报刊中，发行量较大的仅剩新西兰《中文先驱报》和《华页》。比起《华页》的苦苦经营，苏文德以及多位当地受访的媒体人都不约而同提到竞争对手新西兰《中文先驱报》在过去十多年中资金充沛，招兵买马，一再扩大发行。

“它们模式有点像用一千万的预算做一百万的生意。”苏文德摇摇头，“我不知道怎么办到，这是个谜，这里的媒体有很多像这样的谜。”

新西兰学者安-玛丽·布莱迪（Anne-Marie Brady）在研究中指出，在中共"借船出海"或"买船出海"的大外宣政策下，短短几年间，新西兰的中文媒体已从独立的、本土化的媒体大幅度转变成中国官方的信息出口。"借船出海"指的是与海外媒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授权提供中共官媒的内容；"买船出海"指的则是由中国党营媒体参予海外媒体或文化企业的并购。

安-玛丽·布莱迪点名《中文先驱报》与中国领事馆密切往来，并与统战组织合作，包含过滤掉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协助传播中国官方的宣传等。

新西兰的华文媒体版图中，除了报纸，影响力较大的网路媒体有新西兰中文网、新西兰中国新闻网、天维网（Skykiwi），电视台则有TV33, TV28，还有以普通话和粤语为主要播出语言的广播频道AM93.6。安-玛丽·布莱迪及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东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库尔兰茨克（Joshua Kurlantzick）等追踪中国影响力议题的学者都指出，北京实际控制了新西兰大多数的中文新闻媒体。

记者多次联系《中文先驱报》的老板王莉莉，她婉拒受访。

记者联系奥克兰总领馆，至截稿未得到回应。

“我只能拐弯抹角地写”

老家在北京的77岁的华裔作家孙嘉瑞，离开中国已经42年了，但仍然秉持着用中文写作的新闻理想。他在南太平洋的另一个岛国斐济住了25年，在当地办过中文报纸《斐济日报》，2005年移居到新西兰退休。

孙嘉瑞更为人知的是笔名“南太井蛙”，他出版过几本书，主持过新西兰电台、BBC的中文节目，也在《华页》上开设专栏，针砭时事。

“媒体的自我审查、使馆的影响、还有小粉红的举报批斗……，导致我们在这里对中国的任何批评文章，在新西兰中文媒体上是不能够发表的。”

孙嘉瑞举了一个例子，十多年前，他写文章批评中国外交官在活动上迟到、态度傲慢，“我当时在场就说，这有失国格。后来我写稿准备登在《华页》上，排好版、苏老板也同意发，负责排版的小编是一位大陆留学生。最后一刻跟使馆关系密切的《中文先驱报》主编竟然可以打电话到华页， 要求把文章立刻抽起来，不能见报。”

《华页》创始人苏文德及一位前员工也证实了这个插曲。

“当时还没有战狼外交，但这些事件已经让我知道，使馆派了人在媒体里面守住通道。”孙嘉瑞说。

另一个例子，是2010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新西兰，在国会大厦入口处遭到高举西藏雪山狮子旗的绿党联合领袖诺曼博士的抗议。当时，中国大陆出生的工党议员霍建强撰文批评新西兰议员对西藏历史不了解、不尊重习近平。

“我写字批评，这跟尊不尊重中国人无关。领馆知道后，就到处散播我是支持藏独分子，各种抹黑。”孙嘉瑞说，一些独立的媒体人在这几年都经历过相同的遭遇，一点点提到中国不好，就要被人肉搜索、就要被华社抹黑抵制。

孙嘉瑞称，自己为新西兰华文媒体撰写的批评文章曾在排版时被“小编”举报撤下。（图/唐家婕 摄）

“我现在已经不想对这些事情生气了。”他说，现在写文章，为了能至少顺利发表、为了顾全朋友的生意，“我就只能拐弯抹角地继续写。在一个世界上这么自由的国家里，竟然存在一个这么言论不自由的媒体环境，你能相信吗?”

不做喜鹊做乌鸦

《华页》创刊的1991年，在杭州经营印刷厂的陈维健为了逃离六四后的清查，辗转先赴香港，再来到新西兰。

陈维健想在这个自由的岛国继续新闻理想，1996年，他创办了《新报》。

陈维健在新西兰是大陆移民办报第一人，《新报》从创刊开始就不时受到领事馆的关照。（图/唐家婕 摄）

“因为是新西兰第一份大陆华人创办的报纸，我们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了解，对华人移民生活又接地气，影响力很快就扩大。”陈维健回忆，“但(创刊)没几个月，领事馆就来干涉我们了，送来一份名单，点名哪些作者的文章不能发。我是民间报纸阿，你怎么能来指导编辑作业?我不买账，但当时的香港合伙人在大陆有生意，认为还是应该听领事馆的，我们有了分歧，最后他退出了报纸。”

陈维健与弟弟陈维明扛起了报纸的运作，中国领事馆的手，继续以软、硬方式介入报纸的运营。

“当时奥克兰总领事参赞，周末会拎着酒来聊天，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说中共现在比较开放啦，鼓励我们回中国去看看，也希望我们在批评中国同时，多做一点正面的东西。”陈维健记得，在几次酒酣耳热之际，领事参赞对他们兄弟俩说，”你看，我跟你们家庭背景相似，父亲也是右派，但我们出发点都一样:为了国家好，对吧?”

“我办报的理念一是提倡民主、关注社区， 二是批判专制，三是宣扬中国文化。”陈维健的书房里挂着一张当年报社的座右铭:“对国家的忠贞并不是做喜鹊，而是做乌鸦”。

2001年，法轮功学员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新报》与中领馆关系的一次正面冲突。“领事馆写信来，说我们刊登的天安门真相不是这么回事，要求刊登一篇使馆对自焚事件的阐释。我回信说，我所观察的、得到的信息跟你不一样，我觉得应该让国际社会进入执行公正的调查，你的文章我不登!”

因为报道法轮功自焚事件和中国官方口径不一致，《新报》的广告业务开始受到全面打压 （图/唐家婕 摄）

《新报》面临的强硬打压自此开始了。首先是经济上的，陈维健说，几周的时间内，他异常地掉了大量的广告。他辗转得知，领事馆透过渠道，告诫广告商、各华人社团，“不要在《新报》登广告，登广告就是反中国。”

压倒《新报》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场耗时10年的毁谤官司诉讼。

当时，陈维健注意到几经神秘易手的另一份华人报纸新西兰《中文先驱报》，采编方向突然有了巨大的变化。“六四（纪念日）时，他们刊了很多文章，说镇压对中华民族是一大功，才促成了20年的经济稳定发展。我们撰文批评这份报纸受到中共控制，他们就以诽谤罪起诉我。”

官司耗时耗力，陈维健回顾，每次的开庭费要2000新币，对方用了新西兰最好的律师行之一，《新报》到最后则是连律师也请不起，靠着两兄弟自己翻译、搜集证据，最后输了，法官赔偿五万新币。2011年，《新报》停刊。

记者多次联系《先驱报》的老板王莉莉，她拒绝受访。

没有共产党，没有新西兰?

用英语聊了快一个小时，43岁维吾尔裔的沙乌丹·阿卜杜勒·加普尔 (Shawudan Abdul-Gopur) 忽然开始说普通话，开始谈自己为什么会放弃曾经珍视的新闻理想。

“有时候我会直接说自己是印度人。”沙乌丹的普通话流利、标准，几乎毫无口音，但面对陌生人，他倾向不说，说了也不自在。切换语言以后，他突然在奥克兰城里的咖啡厅里左顾右盼，像是随时要进入一种防备的姿态。

2009年，沙乌丹是新疆电视台的记者，他带着摄影机跟着央视总台的转播车在乌鲁木齐采访七五事件，"我在现场看得清清楚楚，维族人怎么被像动物一样地对待，(中共)怎么用媒体塑造所谓'恐怖份子'的画面。我当下就有个觉悟：赶紧离开，现在中国人的话说：润！”

在新疆七五事件之后移民的沙乌丹努力在新西兰为自己家人和维吾尔族群体发声， 但维族议题很难进入当地主流话语中。（图/唐家婕 摄）

隔年，沙乌丹与当时的妻子透过国际学生的身份来到新西兰，他成为一位技术工人，工作场所从编辑室转换到工地。他专心赚钱，目标是尽早把其他家人接出来。

2012年，是他第一次从家乡的朋友那儿听到有兴建集中营拘留所的迹象。沙乌丹回忆，也是在那一年，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来到新西兰考察，给已经成为新西兰公民的他，提供了一个赚钱、又重返媒体的机会。

"她说准备在这里播出每天半小时到两小时的维语节目。五期节目内容都安排好了，讲新疆的美好生活，问我能不能去‘帮忙’。说公司他们会设立，钱不必担心。"

虽然怀念做记者的日子，沙乌丹还是拒绝了。“我在七五事件中看到了什么，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搞这个电台就是要拉我当在新西兰的中间人，挂名，也就是白手套。”

2016年四月，沙乌丹80多岁高龄的母亲与三个兄弟被送进集中营。他再也联系不上喀什的家人，反而是不断收到中国警察的骚扰电话，要他提供新西兰维吾尔社群的信息，“他们想知道有这里的维族组织有谁？几岁？做什么工作？我拒绝（提供），就骂我是叛国贼、民族败类，持续骚扰我。＂

当时，已经取得新西兰国籍的沙乌丹四处求助，警察局、媒体、非营利组织的路都试了，他最大的盼望就是救家人出来，未果。

2018年，沙乌丹自掏腰包打印了四万张传单，标题写着“我的家人在哪里?(Where is my family?)”，他以新西兰公民的身份，把自己和维族人在家乡、在海外遭受的迫害写下来，“我只希望有人能帮助我找到我的家人，我只希望能再听到我母亲的声音，哪怕只是一句话、一口喘息的声音。”

2021年，新西兰国会加入谴责新疆发生"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在投票前，"种族灭绝"的词汇被删除。

沙乌丹感到失望，在新西兰，他认识的每一个维族人几乎都有家破人亡的故事。为什么新西兰政府不能多做一些?为什么总是上不了重要的新闻版面?

"他们说(对中国的)贸易对新西兰来说很重要......，我说难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