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承建尼泊尔机场背后：债务、霸王条款和地缘政治

DAISUKE WAKABAYASHI, BHADRA SHARMA, CLAIRE FU

2023年10月20日

尼泊尔长期以来希望借助一座国际机场使博克拉成为旅游目的地。 Rebecca Conwa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6月的一个闷热的上午，尼泊尔第二大城市博克拉的机场迎来一架中国四川航空的航班，令这座新建的航站楼热闹了起来。

作为机场落成六个月来的首个国际航班，这架空客A319飞机接受了水门礼。许多人在到达大厅迎接乘客，手上拿着“热烈欢迎”他们来到“珠穆朗玛之地”的标语。

此次处女航搭载的是前来参加一场亲善龙舟赛的运动员和中国官员。包机费用由北京承担。机场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依靠中国的支持，就连首批来客都是如此。

欢庆场面的背后是令人不安的现实：这座昂贵的机场大部分由中国公司建设，由北京出资，它是中国的一场外交胜利，也让其国有企业大发其财。对尼泊尔来说，它已经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让这个国家在未来数年都背着中国贷款机构的债务。

尼泊尔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想在博克拉建造一座国际机场，希望藉此让这座城市一举成为全球旅游目的地。然而项目拖延了几十年，深陷于政治动荡、官僚作风和资金困境中，直到中国开始介入。

中国试图取代美国霸权，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这座机场就是实现这一宏大抱负的其中一步。对中国来说，尼泊尔的地缘政治吸引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无出其右，它是位于中国以南的邻国，与印度有紧密的关系，而后者是中国在该地区的一个正在崛起的对手。

尼泊尔民众迎接搭乘首个国际航班抵达博克拉的中国旅客。 Rebecca Conwa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第一批国际游客是前来参加龙舟比赛的运动员和中国官员。 Rebecca Conwa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机场建成后，北京开始称它是习近平主席的标志性基建倡议“一带一路”的一部分（该倡议已经在全世界发放了大约1万亿美元的贷款和拨款）。尼泊尔悄悄否认了这个说法，但这座机场还是卷入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场外交拉锯战。

包括尼泊尔在内的数十个国家本周齐聚北京，参加该倡议的十周年庆典，与此同时，中国的海外开发项目正因造价高昂、质量低劣，借款国因这些工程项目身背重债而招致批评。博克拉机场突显了各国引入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基建的中国模式带来的隐忧，这种模式将资金转移到中国企业手中，往往牺牲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尼泊尔，大型国有企业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下属的中工国际公司从中国进口建筑材料和土木机械。用中国设计方案建造的机场大量使用中国制造的安全和工业技术。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陈松说机场“体现了中国工程的质量”。

然而在采访六名参与了机场建设的人士以及查阅数千页文件后，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中工国际屡次通过霸王条款实现利润最大化，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去除了尼泊尔对其工作的监督。

这让尼泊尔以一个过高的价格修建了一座国际机场，因此背上债务，而乘客数量的不足让他们无法偿还中国的贷款。

博克拉国际机场。 Rebecca Conwa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首个国际航班抵达的前一天，尼泊尔的工作人员正在做准备工作。 Rebecca Conwa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接受一笔20年期的贷款

座落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博克拉是一个风景如画的目的地，凭借自然风光吸引游客。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从这座城市可以看到世界最高的10座山峰中的三座，因此成为安纳布尔纳山徒步游的一个枢纽。

2011年，中国正式同意出借机场建设资金的一年前，尼泊尔财政部长签署了一份支持中工国际方案的谅解备忘录，当时还没有开展任何招标活动。

中国的贷款协议要求只能由中国企业参与竞标。中工国际以3.05亿美元中标，是尼泊尔估算造价的近两倍，这让一些尼泊尔政治人物颇为愤怒，称这是个不合理的价格，招标存在黑箱操作。中工国际随即将价格降低了约30%，即2.16亿美元。

中国和尼泊尔在2016年签署了一份20年的协议；其中四分之一的资金将是免息贷款。其余的资金由尼泊尔以2%的利息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借贷，这是一家国有贷款机构，向北京的海外开发项目提供融资。尼泊尔同意从2026年开始偿还贷款。

贷款协议签订一年后开始施工。

2018年，穆拉里·高塔姆成了第一批被尼泊尔民航局请来帮助监督中国承包商的工程师和外部顾问之一。在那之前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地工作，他曾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场建设项目担任工程师。

高塔姆是一个外向随和的人，他说受聘为机场工作很有意义，因为那是他祖国的一个大项目，而且是在他曾经读高中的城市。

他开始工作后不久马上就注意到了危险信号。他说，尼泊尔的航空机构本该有国内和国际专家组成的顾问团队，这对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项目至关重要。但关键职位空着，其他职位雇的主要是从大学毕业不久、几乎没有经验的人。

尼泊尔民航部门聘请的顾问穆拉里·高塔姆在家中。 Rebecca Conwa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工国际一处大院的入口。 Rebecca Conwa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文件显示，最初的建设预算曾预留了280万美元，用于尼泊尔聘请顾问，以确保中工国际遵守国际建筑标准。随着项目的开工，中工国际和尼泊尔将这笔预算挪作他用，只留下1万美元。

高塔姆说，中工国际在顾问到位之前就已开工，而且已经完成的工作都不符合国际标准。中工国际当时已完成了2500米跑道的填土工作，但公司没有测试过土壤密度的文件记录。高塔姆说，尼泊尔方面无人“知道跑道的地基是怎么建的”。如果土壤密度不合适的话，跑道在未来可能会变得凸凹不平或布满了裂缝和坑洼。

还存在其他问题，他说。中工国际设计机场排水系统时没有考虑博克拉地区的历史降雨数据，以及施工现场附近的倾斜地形，没有按照国际建筑标准去做。不考虑这些的话，高塔姆说，机场在大雨期间就有被水淹没的危险。没有确保中国制造的建筑材料的质量的文件，也没有提供建筑部件的中国供应商的信息，他说，这不符合中工国际与尼泊尔签订的合同中的规定。

高塔姆说，他曾向中工国际施压，要求提供更多的信息或文件。但中工集团避开了他们这些顾问，而是直接与航空机构的官员们打交道，而这些官员们不愿与公司对着干，也几乎没有施工经验，他说。2018年11月，中工国际向尼泊尔机构发了一封唐突的短信函，警告说，由于尼泊尔顾问们“不必要的修改”，项目的完工将被推迟。

博克拉国际机场的一处垃圾处理设施。 Rebecca Conwa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来自中国的首个国际航班抵达前，博克拉国际机场的尼泊尔安保人员。 Rebecca Conwa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当月，高塔姆在担任了一年的顾问后沮丧地辞职。他说，在他的经验中，承包商为了利润最大化而偷工减料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尼泊尔方面对承包商“根本没有监督”令他震惊。他说，结果是，承包商得以将项目造价抬高到据他估计是市场价格的两倍，但“质量却打了折扣”。

航空管理局的工程师克里希纳·鲍德尔说，该机构与中工国际一直保持着“令人满意”的工作关系，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外部顾问都提供了监督。他说，偶尔有过语言上和设计标准上的误解，而且他承认中工国际“从未改变过它的态度”。

中工国际通过排除监督从这个项目中榨出了更多的钱。为项目提供贷款的中国进出口银行曾指定咨询公司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来跟踪施工质量、施工安全和施工进度，同时确保尼泊尔官员对中工国际的工作感到满意。

这家咨询公司和中工国际都是国机集团的子公司，机械行业巨头国机集团是世界500强。潜在的利益冲突在2019年变得更加明显，中工国际在那年收购了中国中元，将其从姊妹公司变成了直属子公司。尼泊尔支付给中国中元的费用来自该国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

中国中元负责这个项目的副组长杰基·赵（音）说，他的中国老板叫他不要过于密切地审查中工国际的工作。

“他们说，我们的工作只是确保这个项目造出了一个机场，而不是鸡场，”他说。

赵先生说，中国中元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了公司为博克拉项目工作的人的虚假简历。赵先生的妻子王慧（音）也是中国中元的雇员，她是公司的会计师，她说有人用假证书伪造了她的学历。她大学毕业证书的复印件被涂改过，上面显示她的专业是财务管理，但实际上她是从中文系毕业的。

2022年8月，中国中元解雇了赵先生和王女士，因为他们未按照指示回国。他们说，因为他们投诉了约1.1万美元的未付费用后，公司对他们进行了报复。

记者给中工国际和中国中元发去多封电子邮件和短信，请它们置评在博克拉机场的工作，这两家公司均未回复。

一场涉及“大经理”的致命车祸

2022年底，随着项目即将竣工，中工国际的项目现场经理朱占峰颇为得意。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博克拉将拥有“采用中国标准”的“尼泊尔第一个现代化机场”。

朱占峰没提的是，他三年前曾因夜里酒驾在博克拉撞死了一名行人。据警方的报告，现场一名警官曾怀疑，2019年7月2日晚上11点左右，朱占峰在将走在人行横道上的德为·库马尔·塔芒撞倒时处于醉酒状态，朱占峰当时驾驶着一辆丰田Hilux皮卡车。尸检显示，塔芒因“腹部受到钝伤”当场死亡。

据死者的兄弟纳宾·塔芒说，事故发生后不久，中工国际找到塔芒的家人，提出付给他们100万尼泊尔卢比（约合7500美元）的赔偿。家人拒绝后，一名中工国际员工告诉塔芒家人，“人已经死了”，“最好还是了结了吧”。

后来，中工国际提出付给他们加倍的赔偿，并给塔芒家人留下在新机场内开咖啡店的空间。这家人住在乡村的一个小破屋里，他们接受了建议。中工国际说，朱占峰从监狱出来后才会给塔芒家人付钱。

“致死人命是重罪，”纳宾·塔芒说。“他们把这当作了一笔小交易。”

德为·库马尔·塔芒的母亲抱着他的照片。塔芒被机场的一名项目经理驾车撞死。 Rebecca Conwa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塔芒的兄弟纳宾·塔芒说，中工国际把人命关天的事情当作交易。 Rebecca Conwa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法庭文件显示，案件开庭审理时，朱占峰的律师辩称，塔芒当时喝了酒，而且是他“自己撞到车上的，而不是车撞倒了死者”。朱占峰的律师还说，塔芒的家人“已经拿到了葬礼费”。朱占峰说，他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喝了一瓶啤酒，撞上塔芒时，他在很小心地开车。

朱占峰被判犯有“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个月，低于该罪的一年最高刑期。服刑50天后他被保释出狱。他避免了更严重的车辆过失杀人罪的指控，这个罪名最高可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时报与朱占峰联系时，他表示“不方便”讨论这件事，并让时报向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交所有进一步的询问，但大使馆没有回复记者请求置评的电子邮件。

朱占峰对四个月的刑期向博克拉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法院做出了对他有利的裁决，法院认定酒精或不小心驾驶都不是造成死亡的原因。2021年2月，法院将朱占峰的刑期减至已服刑的时间。

纳宾·塔芒说，中工国际和尼泊尔当局都得到了他认为他们想要的东西：机场建设没有中断。

“撞死人的司机是一名大经理，负责机场的大部分工作，他们想让他尽快获释，”他说。朱占峰获释后，纳宾·塔芒打电话询问咖啡店的事情时，中工国际不再接听他的电话。

托克罗地区，德为·库马尔·塔芒和家人的住处附近。 Rebecca Conwa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托克罗的稻田里劳作的民众。 Rebecca Conwa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新篇章”和并不繁忙的机场

2023年1月1日，尼泊尔总理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正式启用了该机场。不过，当地当天的头条新闻是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发推文称，博克拉机场是“中尼共建‘一带一路’的一张亮丽名片”，尽管机场的建设早于“一带一路”倡议。

今年6月，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陈松称博克拉机场是“一带一路”合作的“新篇章”。尼泊尔主要英文报纸《加德满都邮报》做出了回应，标题是《博克拉新机场遭受损失，中国大使再操地缘政治重拳》。

陈松后来对时报说，中国“不会把（‘一带一路’）的名字强迫于尼泊尔”，“但我们会按照自己的计划做事”。

对于尼泊尔来说，博克拉机场与“一带一路”的联系充满危险，因为印度对中国的倡议持怀疑态度，这对一个在吸引国际航班上有困难机场来说是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印度航空公司有飞往博克拉的计划。

尼泊尔最大的航空公司佛陀航空表示，已提交了从博克拉到印度北部城市瓦拉纳西每周飞行两个航班的申请，以后还希望增加飞往德拉敦和德里的航班，但印度政府尚未批准这些申请。

中工国际2014年委托进行的一项可行性研究曾预测，博克拉机场能用运行利润来偿还贷款。但这个预测的假设是，该机场从2025年起将有28万名国际旅客进出。到目前为，还没有国际航班飞往该机场。

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机场难以产生偿还贷款所需的收入，尼泊尔政府官员已要求中国将贷款转为赠款。达哈尔今年9月下旬访问北京时，中尼两国曾发表声明称对博克拉机场的竣工和运营表示“满意”。中国同意开通更多飞往尼泊尔的航班和航线，包括飞往博克拉机场。

但两国声明并未提及任何免除博克拉机场贷款的计划。

博克拉费瓦湖上的龙舟。 Rebecca Conwa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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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suke Wakabayashi是时报驻亚洲商业记者，常驻首尔。点击查看更多关于他的信息。

Claire Fu在首尔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大陆的新闻。点击此处了解更多关于她的信息。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