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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青年
“你可以把我们弄到雅加达吗？”今年8月底，刘炜（化名）收到一则奇怪的求助信息。
刘炜在印度尼西亚务工超过五年了，在当地结识了不少中国务工者，也不时会收到求助的消息。但这条求助信息在他看来实在太奇怪了，“去雅加达不是买张机票就好了”。
发出这则求助消息的是五名在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务工的河南工人。
在后续接触中，刘炜注意到，这些人缺乏基本的海外务工常识——他们不知道怎样离开工作园区到印尼首都雅加达；不懂得下载当地的约车软件、谷歌地图等；甚至连ATM取款都不会操作。“他们甚至问过我，可以取到现金吗，我们是取人民币还是印尼盾？”刘炜对液态青年回忆。
9月2日，来自这五名工人的求助信出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根据求助信和工人家属提供的信息，自今年6月开始，前述的五名工人想要辞职回国，但他们的护照在入境印尼后便上交至公司，公司安排他们回国的计划一度搁浅，工人持续三个月要求取回护照未果，因而难以自行回国。
据五名工人的代理律师刘毅龙转述，五人在无奈之下，试图用偷渡的方式，经马来西亚回到中国。9月19日，因非法入境，他们在马来西亚柔佛州一处海边被当地步兵逮捕。
出海
“你不是在印尼吗，为什么在马来西亚？”9月19日，张娅杰给丈夫魏朋杰发出一连串问题。
当日早上7点左右，已经一整天没回消息的魏朋杰，突然发来一则消息——他在马来西亚被抓了。
从魏朋杰断断续续的回答中，张娅杰得知丈夫和同乡工友在印尼找了“蛇头”，一起偷渡到了马来西亚，结果“被抓了”，“会送去移民局”。张娅杰尚未搞清楚事情的经过，丈夫便再次失联了。
张娅杰告诉液态青年，魏朋杰到印尼的园区工作大半个月后，就怀疑自己被骗了，并担心无法按照计划回国——彼时，园区里有的工人已经超期滞留了一两年。 Sponsored Content
31岁的魏朋杰长期在工地里打工，2019年前后，他到迪拜工作过几个月，此次印尼的海外工作机会也是当时在迪拜结识的工友介绍的。最初，张娅杰担心新冠疫情风险，不同意魏朋杰到印尼工作。魏朋杰考虑到自己在国内工地的工作不稳定，妻子身体不好无法打工，小儿子才2岁，大儿子还在上小学，他不想错过这个待遇不错的机会，执意去了印尼。
此次和魏朋杰一起偷渡的还有王兰的丈夫张强——他此前长期在全国各地务工，主要做焊工。王兰只知道丈夫这份印尼的工作是别人介绍的，他的务工所得则是其家中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计算过，到印尼工作的话，每个月可以多赚3000元。
根据包括魏朋杰和张强在内的五名工人的自述文章、家属提供的资料，他们在今年3月经人介绍到印尼工作，工作地点在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的莫罗瓦利（Morowali），位于俗称大K岛的苏拉威西岛上，与首都雅加达不在同一岛上。五人在3月入境印尼，并于4月15日正式开始在工地工作，但工作前并没有签订任何合同。
王兰向液态青年出示了一份工程劳务合同模板，并表示这份模板的内容是丈夫到印尼工作后收到的，合同甲方为一家在江苏省注册的建材公司，该公司的业务范围不包含海外劳务派遣。10月13日，液态青年致电该公司，但电话无人接听。
综合家属的讲述和工人自述文章，五名工人在印尼的工作地点是一家名为“某龙”的镍矿产业企业。资料显示，该公司是一家开设在印尼的中资企业，有大量中国籍员工，而五名工人并非直接受雇于公司，他们属于外包公司员工，岗位是焊工和安装工。
曾在该公司工作超过一年的佟军（化名）向液态青年透露，园区的中国籍工人大多有三种来源，第一种是受聘于“某龙”在国内的总公司，属于总公司的外派员工；第二种是由一家专门为该公司派遣中国籍工人的劳务公司招聘而来；第三种则是外包公司聘请的工人，外包公司主要承接园区的基建工作，包括设备安装、电焊、盖厂房等。
园区的环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其中，外包工人的管理体系是完全独立的，公司并不会直接管理外包工人。此外，外包工人的宿舍、食堂、薪酬待遇都完全不同于公司正式员工。佟军介绍，前者通常只能住在板房，要自己做饭，薪酬都靠和外包老板谈，受伤后的医疗也没保障，“说白了就是农民工”。
没有护照的“皮球”
2021年6月中旬，魏朋杰最初的预感应验了，老板透露了一个消息——他们可能无法在6月回国。
五名工人在自述文章中讲到，按照原本的约定，他们在印尼每天工作9小时，每月保底工作27天，每天薪酬是500元人民币，每月生活补贴1万元人民币，总工期是五个月，他们会在工作第六个月现场结清薪水回国。此外，在中国的14天隔离期还能得到每天200元人民币的补助。
然而，在6月中旬收到合同后，他们发现合同中每月生活补贴大幅度降至1000元，工资也不会一次结清。日常工作中，他们的工时增加至每天9.5小时，工作时稍微休息就会被记录下来，作为扣工资的理由。
发现合同条件和约定不符后，五名工人拒绝签合同，并想辞职回国。
这时，老板提出，每人要交纳7.5万元人民币才可以安排回国，但从6月12日到7月5日，他们都没有得到老板的明确安排，期间老板也不再给他们安排工作，他们只能每天在宿舍里等待。
除此之外，五名工人发现了更致命的问题——护照不知道在哪里。他们记得，抵达印尼的隔离宾馆后，护照被安排统一放在盒子里，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护照。在一段家属提供的工人和外包公司人员交涉的录音中，外包公司工作人员说，“没有我们的同意，你是拿不到护照的”。
佟军告诉液态青年，他作为“某龙”的员工，护照也在抵达印尼后被公司收走，需要回国时，才会把护照发回给他。他还提到，他的同事在提出辞职后，公司先是拖延处理，特意不安排工作，还要求他每天支付六十元的生活费。“少点人干活，公司没事，但老百姓耗不起，拖几个月，你还得领着礼物去道歉，继续上班。懂点法律的，也得耗几个月才能走。”佟军说。
10月13日，液体青年致电在国内的“某龙”公司的印尼招工部门，接线人员表示不清楚扣押护照的情况，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扣押护照的内部投诉，并称“领导全部不在公司，不清楚”。而位于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肯达里的“某龙”公司电话则无人接听。
在宿舍等了超过20天后，五名工人遇到一名声称是“某龙”二期工程的外包公司老板，他表示，每人交5万元就能被安排回国。7月6日当晚，这名老板安排了车，把他们从三期工程接到了二期工程——两地相距有超过十小时的车程，二期工程位于肯达里的莫罗西(Morosi)。
远在国内的工人家属在得知丈夫们出海打工遇上麻烦后，也一心只想让他们尽快回国。
王兰和张娅杰透露，她们为那五万块钱凑了半天，其中包括来自亲戚的借款、银行贷款。那之后，张娅杰也因家中没有收入，要到外地工厂打工。
钱交上去了，但五名工人却没有如愿被安排回国——从7月中旬到9月，他们先是被安排了核酸和核酸抗体检测，其中一人的抗体数值没有通过；第二次检测后，其余四个人也没有通过。此后，五人便开始了隔离生活，后续的几次核酸抗体检测中，他们均被告之未能达到回国标准。收了他们“回国费”的老板，此时则称没有航班。至于护照的具体下落，他们打听不到。
“我们只想回去，别无他求。但之后我们变成了一个没有护照的皮球进退两难。”他们在9月发出的求助信中写道。
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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