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生素 A

我的亚裔父母和许多人一样，不理解我的抑郁或焦虑。公开谈论这些情绪对我的影响，就算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话题。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把我的药称为“维生素”。

回想起来，仿佛有一天醒来，我的父母就下令说，这种（抑郁症）药，只是我每天需要吞下去的一系列维生素中的一种，仅此而已。

每天早上，我的 “养生之道” 都保持不变：一片维生素C，一片紫锥菊片剂以增强我的免疫系统， 一粒恶心的鱼油胶囊为了我的大脑健康。然后，在我 16 岁后的某个时候，增加了 50 毫克的左洛复（Zoloft - 抗抑郁药），用于我那无法启齿的 “问题”

我的父母是从台湾来到美国的移民。那段时间，我情绪状况极不稳定，超过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但他们尽力了，虽然闭口不谈我的抑郁症，但至少保证让我吃下我的药。

所以每天早上，他们都会说：“不要忘记你的维生素。”

走过伤痛

在像我这样的家庭中，心理健康是一个需要回避的话题。虽然自杀是美国 15 - 24 岁的亚裔年轻人的主要死因，但研究表明，在所有族群中，亚裔使用心理健康服务的可能性最小。

亚裔的文化中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不谈论个人情感；坚信努力工作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种文化让不少亚裔难以接受精神疾病的存在，也难以理解心理治疗的好处。

我很了解，因为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的父母长期以来一直排斥某些药物和治疗，虽然他们心里明白这是必要的。

当我回想起我生命中的这段艰难时刻，脑海中浮现的是我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处方药剂量减少后，他用切药器煞费苦心地把左洛复药片一片片切碎。我还记得，他每个星期二都请假，带我去看治疗师，虽然他并不信任那位女士，并且和她至少发生过一次争吵。

正如我在最近一次的家庭视频聊天中和我姐说的，虽然我们的父母并不完全接受我的精神疾病，但至少他们能够让女儿得到需要的帮助。

我姐姐愣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你是这么看当时所发生的事的吗？”

姐姐把摄像头转到父母坐的地方，在视频画面里，我的父亲轻柔地哄着我刚出生的侄女在门廊上小睡，这一幅田园诗般和谐的画面得来不易。走过了多少艰辛，经历过无数成长，我们一家人才终于克服了过去发生的事所残留下来的荆棘和伤痛。

但是姐姐随后告诉我，当时真实发生的事情是：我的朋友因为担心我的抑郁情绪和自杀念头，就跑去找学校顾问。学校打电话警告我的父母必须采取措施，不然他们就会让社会服务机构来干预。

耻辱文化

在亚裔文化中，羞耻感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这就是我使用笔名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这也是我 17 岁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的第一次用笔名来写文章。

在中文中，我们有一个“丢脸”的概念，它比“尴尬”要严重的多。

“丢脸”，等同于“失去尊严和地位”。它是一种类似于羞耻的东西，它支配着我们的社会存在。

我们努力学习，才能找到好工作；

我们努力工作，这样就能取得成功；

我们取得成功，便不会让自己和家人丢脸。 

我们只有表现得像个完美的女儿、儿子、母亲、父亲等，作为这个破碎的种族等级制度中的模范少数族裔，我们才不会让我们族裔的所有人蒙羞。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心理学和亚裔美国人研究名誉教授诺兰赞恩博士说：

“如果你通过扮演某种文化或社会赋予的角色来维护你的“面子”。那这就是你丢脸的方式。因为你只要在那个角色上失败了，那么你就会以某种方式丢脸。”

精神疾病，在这个耻辱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我早就接受了自己的疾病，但我仍旧只敢用笔名写作。因为我要面对的不是我的羞耻，而是我父母的羞耻。

在我的青春记忆中有大片的空白，多年来治疗师们就建议我屏蔽掉某些回忆，因为它们是创伤性的。

所以我的记忆只剩下支离破碎的片段，我记得我正试图自杀，而我姐姐在尖叫；我记得我在撕东西，我的手臂上都是鲜血；我还记得和父母不停地争吵，他们似乎真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我最记得的是一种羞耻感，那种躺在沙发上什么都做不了的羞耻，那种感到我的人生都是错的羞耻。在我走出那些黑暗时期后，羞耻感依旧一直笼罩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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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生活

精神疾病患者，在当时我的父母的眼里，和波士顿街头自言自语的无家可归者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他们不承认我有精神疾病。在我的母亲眼里，我只不过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少女。

“我们认为这很正常”，我母亲说，“这就是情绪波动，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是疾病。”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赞恩教授说，这种心态就是亚裔通常不寻求心理健康治疗的常见原因。他们不认为抑郁和焦虑症是真的疾病。他们会说，“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当赞恩教授和他的亚裔求助者会面的时候，会从他们的文化角度来考虑。他会让亚裔父母了解抑郁和焦虑症等疾病带来的实际伤害，比如，如果不接受治疗的话，那么他们的孩子会错过更多的学业。

“你需要理解他们”，赞恩教授说，“很多亚裔父母历经艰辛在美国打拼，努力养家挣钱，只希望孩子能上进，能有更好的生活。但有一天孩子忽然抑郁了，这让他们难以接受。”

然而，我悲哀的想，再多的理解也无法解决问题的症结，一个16年来我一直不想提起的事实是：我的母亲当时根本不相信我。

在那次视频后的两周，我终于和母亲谈起这个问题。

“那时候我确实很生你的气，我甚至认为你只是以生病为借口，来逃避学习”，她说。

“如果当时我们知道精神疾病也是一种病，我们会做任何事情，我们会牺牲一切”，她说。

很久以后，那是在我大学毕业后，当她偶然发现几本没有被我撕毁的杂志后，才忽然意识到了我曾经经历过的痛苦深渊。

母亲和我谈到当时学校的态度多非常糟糕，逼迫他们带我去治疗，并让医生给我服用他们不信任的药物等，我们终于开始和解了。因为我意识到，在我一直感到被误解和被捆绑的整个过程中，我的父母也是如此。

代际创伤

我的母亲其实早就知道我试图自杀。“但我不认为这是严重的事情，因为我小时候也曾经有一次割手腕，就像你一样，十几岁的少女，要知道，情绪特别容易冲动。”

母亲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说起这件事，没有留意到我早已泪流满面，无语叹息。

母亲接着说，她当时并不是真的想自杀，所以没有割的那么深，她只是想从她的父母那里得到一些关注，因为她的父母也只关心她的成绩。 

这是我第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我的母亲。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的母亲如此努力地推动我上进。因为她自己也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

最近，当美国的亚裔群体因仇恨行为而受到创伤时，我也在重温我青少年时期的创伤。 我想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在不面对过去的幽灵的情况下照顾好自己和他人。

亚裔美国人的经历并不是都一样。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代际创伤。这种创伤与历史上的战争和种族灭绝联系在一起，也与现在面临的贫困、仇恨和歧视联系在一起。

“我们的父母，父母的父母，以及他们的祖父母，经历过大屠杀、战争和贫困，但他们很少谈起，他们只是默默地把这些痛苦和创伤一代代的传下去”，美国亚裔和太平洋岛民心理健康协会的郭主任说。

“背负和承受痛苦对我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他说。“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母亲曾告诉过我很多家族的旧事，可以追溯到二战，离开祖国的祖父母。这些流传在血脉中的伤，塑造了我的父母，影响了他们思维和行为方式。

出于对长辈的尊重和服从，我们背负着祖先的创伤，然后原封不动地传给我们的孩子，铸成了这一代又一代人难以挣脱的牢笼。

“所有的创伤，无论大小，都会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产生长期影响”，郭主任说。

“一旦你到了这个国家，就会有想成为美国人、成为主流的压力。在我们那时候，你会因为你吃的食物、你的长相、你的语言等等而被取笑。所以会有一种压力要你抛弃你的过去，你的身份，你的习俗等，这是很大的创伤。”

我想起我母亲十几岁时的经历，很多像她这样的女孩最终成为了像我这样的女孩的母亲。她们会给她们的女儿一样的人生建议，要坚强，要有自信，这是我母亲对我的要求。

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她所期望的那样坚强，那么自信。但我做不到，也不需要做到，没有人必须坚强，必须完美，必须一个人承受一切。

晚上，当一切都安静下来时，我有时会问自己是否对父母感到生气。 

我记得在我 31岁生日那一天，我开玩笑地说，这真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年龄。然后震惊地意识到，31岁正是我母亲生下我的年龄。我的母亲在 31 岁的时候已经做了两次母亲。而 31岁的我觉得自己还像个孩子，对一切都不确定。

当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才是我真正成长。

成长-治愈

了解你的父母其实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也很惶恐害怕，但他们却竭尽所能，为了你而尽力而为。

当我告诉父母我正在写这篇文章时，他们并没有反对。我的母亲是我最大的粉丝，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印刷品上总是很高兴。然而，当我给他们读这篇文章的初稿时，母亲说她晚上无法入睡，想到我手臂上的疤痕，她感到内疚。

我理解，她并不是为我的精神疾病感到羞耻，而是为自己没做好一个母亲感到羞耻。

我理解，因为这曾经也是我的羞耻。因为羞耻，我把血淋淋的手臂藏起来不让父母看到。因为羞耻，让我在父母面前若无其事，装出一张笑脸，拒绝向任何人求助。

但是今天，我以笔名发表这篇文章，并不是为我的精神疾病感到羞耻，而是为了保护我的父母，不让他们因为第一次为人父母而手足无措做错了事，就感到羞耻，

我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让新一代的亚裔父母不要害怕为人父母，

为了让新一代的亚裔青少年不必再感到羞耻。

我们的家庭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路。我的父亲现在可以满怀钦佩地谈论大满贯冠军大阪直美和她的心理健康立场。

而我的母亲则对我说，“你要负责任地生活，因为你有爱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