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香港真正实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罗冠聪

2020年10月13日

9月2日，活动人士周庭在香港大埔警署外与媒体对话。 Isaac Lawrenc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本文选自《世界评论：民主现状》(World Review: The State of Democracy)，这是一份通过思想领袖和评论家的视角审视全球政策与事务的特刊，在年度雅典民主论坛(Athens Democracy Forum)举办之时出版。

对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毁灭性的夏天。由于大流行，演唱会被取消、海滩被关闭、人际交往受到限制。

对于香港的年轻人来说，情况稍微有所不同。他们不仅要面对因缺乏社交接触而产生的孤独感，还要面对因中国影响深远的国家安全法造成的白色恐怖时期。自6月30日出台以来，这项立法令北京得以方便而迅速地用政治起诉来对付这个半自治地区的民主抗议活动。

该法赋予北京及其下属地方当局广泛的权力，可以起诉被控颠覆、分裂国家或勾结外国势力的个人。该法案的具体用语含糊不清，可以任由当权者解释，为操纵和滥用留下了空间，危及我们的言论自由。

去年夏天，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拟议的引渡协议引发了香港的骚乱。一年多过去了，这场运动已演变为持久的斗争，反对警察的暴行，并争取1997年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后北京所承诺的真正自治。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试图倾听，更不用说通过回应抗议者的合法要求来解决问题。相反，中共秉承在世界舞台上的“战狼”外交风格和强硬的国内政策，决定以极端的方式镇压抗议活动，剥夺我们长期享有的权利。

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从新闻中看到抗议者的家遭到突查，或抗议者因荒谬的指控被捕。我的朋友、前同事周庭和著名亲民主传媒大亨黎智英最近被捕，都是令人震惊的政治报复事件。今年早些时候，我担心新法律会被用来伤害我或家人，因此流亡到伦敦，现在，我也因被控违反新法被列入通缉名单。北京支持的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称，反对国家安全法的人是“人民的敌人”。

在香港，与集会、结社、言论、新闻、学术研究、选举程序等方面有关的广泛自由日益受到威胁。8月初，该市最活跃的民主派报纸的总部遭200名警察突查。大学教授们进行自我审查，从他们的研究方案中删除某些可能会被解释为违反新法的课题。抗议者因携带旗帜或标语而被捕，只因上面带有据称不可接受的口号。

当局8月对《苹果日报》总部进行搜查一天后，一名志愿者分发《苹果日报》。依据新的国家安全法，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捕。 Isaac Lawrenc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大多数人现在都不愿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无论是当面还是在网上——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中国政府继续取消反对派候选人竞选公职的资格，无形的自我审查渐渐浮出表面。

由于政府在疫情期间实施限制，禁止所有政治或其他性质的集会，这种压抑的环境变得更加糟糕。然而，香港的民主运动依然活跃。它采取更有创意、更微妙的方式来规避北京在界定违反国家安全法方面不断变化的标准。

抗议者的口号是“像水一样”(Be Water)，这反映了一种顽强灵活的策略，使他们能在几乎不可能亲身举行示威的情况下，继续施加社会压力。这种方法的表现之一是“黄色经济圈”，在这个体系中，民主支持者选择只支持民主派商家，并抵制那些支持警察或与中共有联系的企业。

我们的牺牲的最终目标很明确：我们渴望香港真正由香港人统治和管理，不受中国干涉。这种“高度自治”正是中国政府在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做出的承诺，该声明为1997年的香港回归设定了条件。

鉴于香港活跃的公民社会、长期实行直选的历史——尽管立法机构本身并不完全民主——以及世界主义，香港完全有能力实现自治。事实上，许多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都曾担任过立法会议员。而且他们的当选是无可争议的：在直选席位上，反对党阵营几乎总是赢得多数选票。

这场运动的目的不是摧毁这座城市，而是面对中国的扩张主义，保护我们的传统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支持“法律与秩序”或维持现状的人往往把抗议和起义同破坏和混乱联系在一起。然而，与他们的想法相反，香港的运动不仅通过了良好治理的考验，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出它的团结、流动性、实效性和取得进展的能力。

和其他许多抗议运动一样，我们的抗议建立在彼此的同理心之上。那些掌握权力并且沉迷权力的人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点。

我们所坚持的价值观——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是普世的。它们曾经是香港成功的基石，令香港崛起为国际都会。但随着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正当性跌至谷底，只有进行根本性和结构性改革才能挽救它。反对派并不缺乏统治的能力，只是缺少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