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一名军事顾问发出警告说，中国军力快速扩张，美国阻止中国夺取台湾所剩时间已不多，美国必须思考是否已准备好为台湾而战。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也呼吁特朗普政府现在就确认对支持台湾的承诺，因为台湾是中国在西太平洋一系列挑衅作为的“靶心”，也是拜登政府一上台就要面对的立即挑战。

美国必须为中国夺台做好准备

前美军和北约阿富汗指挥官麦克里斯托尔 

前美军和北约阿富汗指挥官麦克里斯托尔(Stanley McChrystal)上个月曾和一些外交及国防安全专家向拜登团队进行简报。上星期，他在接受美国网络媒体AXIOS的专访中说，中国军事能力增强的速度比人们知道的更快，美国要在亚洲抗衡中国并阻止中国夺取台湾所剩时间已经不多。

“我的担忧是，当我们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中国已经造成一个既成事实(a fait accompli)。他们才刚刚对台湾发动火箭炮攻击。”麦克里斯托尔说，“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为台湾而战？”他认为，中国的导弹能力明显增强，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有能力击沉美国航母，美国必须在军事能力上做更多投资。

台湾是中国一系列挑衅行为的靶心

前美国国防部副次长、现为哈德逊研究所美国海权中心主任克洛普西(Seth Cropsey)说，拜登政府上台后将立即面对严肃的外交挑战，尤其是中国在西太平洋的一系列挑衅作为，而“台湾正是这些挑衅的靶心(bullseye)” 。他说，台湾的民主与中国的专制模式相互矛盾，也威胁到其帝国野心，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阻碍中国海军通往中太平洋的海道。

克洛普西12月4日在《国会山》发表评论指出，终结台湾自治是中国的根本目标，但维持美国作为太平洋的良性力量对美国的经济未来及全球安全一样重要，如果美国不能遵守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在台湾遭到攻击时伸出援手，那将削弱所有美国的安全同盟，“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总统能够忽视这一点。”

克洛普西说，由于中国在地区扩大的挑衅， 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华盛顿政策圈就已经掀起关于如何加强威慑、阻止中国对台使用武力的辩论，那就是美国是否应该改变自1979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所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对防卫台湾做出明确承诺。

他说，这个政策原来有其优点可以提供政策灵活性，但现在问题在于，面对中国不断增强对台湾的军事压力，这个对防卫台湾缺乏正式承诺的政策是否还有任何作用。他认为，现在是终止战略模糊的时候，“只要美国继续维持战略模糊政策，中国的威胁就会持续增强并威胁台湾茁壮的民主，这也是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军事崛起的最大障碍。”

总统应清楚表明不会容忍中国对台侵犯

克洛普西说，特朗普已经在改善台湾防卫能力上做出许多努力，是历来对中国政策最目光清晰的政府。但发出正式外交信号，表明美国不会容忍对台湾的侵犯，以确保中国不会利用美国“战略瘫痪”的时机也非常重要。

“特朗普总统有权力今天就发出这个信号。拜登一旦就职也将立即面对同样的战略现实，他也会有相同的权力来改善对中国武力攻打台湾的威慑，”克洛普西说。

他认为，拜登如果能扩大美国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将有助于缓解地区对中国的担忧，并展现他的政府对于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与韩国等盟友合作的兴趣，他也建议拜登应该持续对台军售，并着重于近程及远程移动型导弹、无人机及水面下技术，不过这还不够。

克洛普西说，美国印太司令部还可以加强威慑，将台湾融入其战争规划、进行高级官员互访、实施港口停靠、举行美国、台湾及其他同盟海军联合演习，并协调与日本增加部队的部署。

对于华盛顿是否应该终结战略模糊政策，美国政策圈赞成与反对人士的主要论点在于何者更能确保台海和平。

美国的“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之争

赞成改变模糊政策、改采战略清晰政策一派认为，在中国军事崛起、对台湾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作为下，华盛顿必须明确让中国知道美国对防卫台湾的决心，一旦对台动武必有代价；反对人士则认为，战略模糊给美国最大政策弹性，使北京无法预知美国的行动，同时也防止台湾因美国会防卫台湾的“空白支票”而对北京采取刺激挑衅行动。

无论美国是否应该战略模糊或清晰，对中国武力攻台的担忧是一段时间来，美国国会议员提出《防止台湾遭侵略法》、《台湾防卫法》及《台湾关系加强法》等立法的主要原因。

眼见本届国会就要结束，这几个法案可能无疾而终，无法及时完成立法程序，有法律学者说，美国国会仍然可以通过提出共同决议案(concurrent resolution)方式对中国发出信号，表明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在防止台湾遭侵略的决心一致。

在《法律事务》(lawfareblog.com)博客网站上，美国和平安全研究中心法律及政治学者帕特里克·贺米(Patrick Hulme)上星期针对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如何对防卫台湾做出“战略清晰”的表态提供政策建议。

国会处理台海危机的历史借鉴

贺米说，尽管美国国会议员提出许多支持台湾的法案，但法案内容大多和战略模糊政策一致使用模糊性的文字，对于传达美国坚定反对武装攻击台湾的决心效果不大，无法保证一旦冲突真的发生，这些议员是否真的能够承担政治风险，对于授权总统使用美国军力投下赞成一票。不过，过去国会在几次台海危机时的做法可以为这个困局提供参考。

他说，1950年韩战爆发后，杜鲁门总统下令第7舰队巡防台湾海峡，防止中国攻击台湾，但1953年继任的艾森豪政府认为，正是由于杜鲁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关于美国的太平洋防线不包括台湾和朝鲜半岛的公开表态，才使得北韩共产党政权以为对南韩的侵略不会受到美国干预、未能充分理解美国对防卫南韩的决心，因而导致流血冲突，数百万人丧失性命。

1954年12月，为了台海和平，艾森豪政府与当时美国承认的中华民国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但是当1854-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中国解放军对金门及一江山、大陈离岛发动攻击时，贺米说，艾森豪认为尽管共同防御条约显示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但仍不足以展现美国的清楚承诺，为了改善台海和平前景，艾森豪寻求国会授权总统使用军力防卫台湾。

福尔摩沙决议案

1955年1月，美国第84届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福尔摩沙联合决议案》(H.J.Res. 159, the Formosa Resolution)，“授权总统使用美国军力，保护福尔摩沙、澎湖及该地区相关位置及领土的安全”。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瓦克斯曼(Matthew Waxman)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到，由于《福尔摩沙决议案》成功阻遏了中国对台湾的侵犯，艾森豪政府1957年又寻求国会另一个授权使用军力的《中东决议案》(Middle East Resolution)阻止共产党对中东地区的进犯。贺米说，这些决议案后来成为接下来《古巴决议案》及涉及越南的《东京湾决议案》(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的模式。

不过贺米认为，如果现在要沿用同样做法来处理台湾议题，由国会正式通过“使用军力授权法”(AUMF)的联合决议案，针对解放军攻台给予总统出兵防卫台湾的权力，尽管这无疑将对北京发出强烈信息，但在目前的时机下也会过于咄咄逼人，“如果它被视为是美国的过激作为，2020年复活的《福尔摩沙决议案》可能反而有加剧台海紧张的意外效果。”

此外，贺米也认为，在国会通常都不愿批准“使用军力授权法”，眼前又没有立即且急迫性威胁的情况下，这个选项在政治上也不太实际，因此约霍的《防止台湾遭侵略法》也不太可能通过。

保护台湾但不挑衅北京：美国如何寻求平衡？

贺米说，任何法案想要在近期内通过，必须非常小心地一方面表达国会对保护台湾不受军事侵犯决心，另一方面也不会不必要地挑衅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其他立法工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而表达国会意见的共同决议案就是其中之一，在1995-96年第3次台海危机时，国会便以此方式表明美国防卫台湾、寻求台海和平决心。

1996年3月21日通过的参众两院共同决议案称，“美国国会意见认为，美国致力于台海军事稳定，应该协助防卫中华民国(亦称台湾)，一旦它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导弹攻击或封锁。”

不过贺米说，如果像第3次台海危机时一样，等到危机发生时再通过共同决议案表明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时间上可能会太迟，不仅无法逆转已经造成的损害，而且解放军能力已经远远比30年前更为进步，即便美中之间只是短暂的冲突也会十分危险，因此美国必须更主动防范台海发生战事的风险。

贺米认为，台湾已经在国会享有跨党派的支持，为了朝向更为战略清晰的立场，表达国会与行政当局对于防卫台湾、避免台海发生危机一致的决心，最好的做法就是由国会在冲突未发生前先通过一个表达国会意见，但其中含有正式授权总统使用军力条文的共同决议案，如此国会可以避免现在批准战争授权，但却依然可以展示出，一旦必要时，国会也有足够票数可以批准战争授权。

他说，随着中国军事能力增强，关于美国如何表明对台湾安全承诺决心的辩论还会持续，国会与行政当局必须采取一致的作为才能保护台湾免于共产党侵略，在危机发生前表明美国的决心才能减低战争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