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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记者国安法红线下坚持继续报道
日期:5/1/2022 来源:网络 作者:网络

世界新闻自由日29周年 香港记者国安法红线下坚持继续报道 

2022年5月2日 01:23 


《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两年,有资深香港记者表示,新闻工作者面对最大的挑战,是国安法的红线无法说清,记者们无所适从下容易自我审查。(美国之音 汤惠芸)

《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两年,有资深香港记者表示,新闻工作者面对最大的挑战,是国安法的红线无法说清,记者们无所适从下容易自我审查。(美国之音 汤惠芸) 


香港 —  

每年的5月3日是联合国创立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踏入29周年,在《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两周年之际,有资深香港记者表示,新闻工作者面对最大的挑战,是独立而不受控制的传媒愈来愈少,加上国安法的红线无法说清,记者无所适从下容易自我审查。不过,在艰难的处境中,记协主席陈朗升寄语年青人及所有新闻工作者,社会仍然需要真相、有人讲公道说话,在能够承担个人风险的情况下,坚持继续报导。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3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旨在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并且提醒各国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提醒各国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被侵犯的现象仍然存在,世界各国有很多新闻工作者,因为提供每日新闻资讯而被捕入狱,甚至英勇牺牲。

国安法红线下香港记者忧以言入罪

今年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创立29周年,在《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两周年之际,过去接近一年多家持反对声音的传媒被逼停运,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及《众新闻》等,数以十计新闻工作者被拘捕,控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等罪名,不准保释需要还柙等候审讯。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新闻工作者面对最大的挑战,是独立而不受控制的传媒愈来愈少,很多新闻工作者都会担心国安法的红线,可能被以言入罪。

陈朗升说:“大家(新闻工作者)都会担心是有那条”红线”,以言入罪那样,大家的担心是合理而且需要的,感觉上好像已经停了一波了,即是《苹果》、《立场》已经都停(运)了,之后暂时都未见有(其他行动),但是接下来的日子是不是真的没(事)呢﹖大家都会忧虑。”

陈朗升继续做记者关注民生议题

作为前《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升去年12月底经历公司在国安法下被逼停,多名同事及前同事被拘捕,未审先囚4个多月,不过,陈朗升仍然坚持新闻工作,2月中加盟《苹果日报》前员工开设的网媒”Channel C HK”。

陈朗升表示,主要是由于他真的很喜欢做记者,不过,他坦言现在的报道范畴,较少涉及当局认为危险或者敏感的议题,包括民主及政制发展等。

陈朗升寄语年青人及所有新闻工作者,社会仍需真相,有人讲公道说话,在能够承担个人风险情况下,坚持继续报道。(美国之音 汤惠芸)

陈朗升寄语年青人及所有新闻工作者,社会仍需真相,有人讲公道说话,在能够承担个人风险情况下,坚持继续报道。(美国之音 汤惠芸) 

陈朗升说:“敏感的或者叫做危险的,你(当局)不喜欢听、不喜欢别人讲,不想讲,那好吧,不讲吧,我们讲其他东西吧,讲一些实际的民生议题,讲一些市民的投诉,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即是其实自己都要想的,我们从来想有新闻自由、有言论自由,是希望社会有民主、有自由、有进步,所以大家就会生活好些,如果现在你不喜欢我们讲那个制度、不想讲那个制度的话,觉得那些是西方、西方的东西就是不好的,中国不是、香港不是行这条路的,好吧,我们不讲那些,我们就讲怎样令到我们的生活好些,所以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空间的。”

批李家超对新闻自由说法毫无逻辑

今届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星期六(4月30日)出席7家传媒机构合办的电视答问会,李家超被问到如何捍卫新闻自由时,形容新闻自由有如”身分证”已经在市民的口袋里面,重申”香港已经拥有新闻自由”。

陈朗升表示,李家超对新闻自由的言论令人难以理解,毫无逻辑可言,他批评香港目前如果还有新闻自由的话,也好像是双重标准,而《基本法》承诺的新闻自由,到现在也好像没有明确的保障。

陈朗升说:“还有新闻自由的话,就不是某些人的特权,不是只有一些人有自由,可以随便骂、骂到政府”趴下”(跌倒)都不会有事,一些人就讲少少、讲一点点都已经连采访都没得采访了,他(李家超)对新闻自由的承担有多少,我想都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已经看到了。我解释了很多次的了,香港的新闻自由是《基本法》写下的,那是受惠于当时香港人心思变,如果不是一个这么开通的《基本法》的话,那个年代一半的香港人都走了,这个是当日北京及伦敦对香港人的承诺来的,但是这一块(新闻自由)是受惠于当时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而出现,其实我们是没有任何很实质,究竟政府有些什么守则,是要尊重新闻界、尊重采访自由、新闻自由,其实是没有的。”

寄语年青记者狭蓬中为香港市民发声

有77年历史的日本外国记者协会,今年4月底向”香港记者”颁发今年度该会”新闻自由奖”亚洲区特别奖,以表彰香港记者的工作,并借此微小的方式,表达该会对于香港记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的支持,由记协代表”香港记者”领奖。

陈朗升表示,他在网上代表香港记者发言,希望日后日本外国记者协会会将奖项寄到香港,让所有的香港记者可以看看这个奖项,他坦言有担心获奖可能被当局认为”勾结外国势力”,所以得奖感言都不敢讲太多,主要是想鼓励年青的新闻工作者,在狭蓬中为香港市民发声。

陈朗升说:“是希望鼓励到继续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当中包括很多年青的朋友,他们其实可以不选择这条路的,但是他们都选择了继续在这里工作,其实我们社会是需要记者的,即是无论你(在)香港是什么政治想法,如果所有好的记者及好的传媒都走了,这样再差些是不是更好呢﹖这个是一种想法,或者有些人说香港已经没得搞了,新闻自由都死光了,我相信都是一个过程来的,过程中不是即刻明天就变做”零”了、”零自由”那样,我们在狭蓬里面、在那个空间里面都继续做(报道),都希望尽量帮市民,尽量帮到香港人。”

出生于80年代,香港土生土长的陈朗升引用中共以故领导人毛泽东的说话,”我们不干,谁干”,寄语年青人及所有新闻工作者,社会仍然需要真相、有人讲公道说话,在能够承担个人风险的情况下,坚持继续报道。

陈朗升说:“(有志的年青人)都尝试一下”入行”(当记者),看看社会是怎样的,其实新闻、做记者除了会写一些敏感议题,最重要是我们认识社会,我们比市民更加认识社会,所以当我们去接触一些议题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些分析、报道的时候,我们怎样帮到社会,我们是相信这一套的,所以我们是应该要尝试去想、去做到。”

资深记者指国安法红线无所适从

曾任职无线电视、有线电视新闻部以及《立场新闻》等传媒机构的资深记者林彦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新闻工作者面对最大的挑战,是国安法的红线无法说清,记者无所适从下容易自我审查。

林彦邦表示,香港新闻工作者最大挑战,是国安法的红线无法说清,容易自我审查。(林彦邦社交网站照片)

林彦邦表示,香港新闻工作者最大挑战,是国安法的红线无法说清,容易自我审查。(林彦邦社交网站照片) 

林彦邦说:“那个”无法讲得清”的原因,其实都有人问过譬如警方,又或者政府官员,到底实际上那条”红线”是怎样的呢﹖怎样才是会危害国家安全等等﹖但是从来在官方那里都只是得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例如”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想法,你自己会知道的”,诸如此类,变成其实不知道它们是不是故意要营造这样的效果,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因应的所谓红线是什么,变成很容易会出现一个自我设限,或者某程度上的一些自我内部审查的情况,就为了去规避那个很难以具体去划定那个为位置的一种风险,到底应该你如果要缩、要退的话,要缩还有退到什么位置呢﹖这件事情可能在不同的机构,又或者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展现。”

煽动罪或令记者更自我设限

林彦邦表示,另一个值得忧虑的是,当局除了去到中国国家安全的层面之外,还引用好像比较轻微的指控,例如《煽动罪》针对新闻工作者,他认为这样会令到问题更复杂,因为《煽动罪》的指控相比国安法可能比较”虚”,更令新闻工作者无所适从。

林彦邦说:“相对来讲是比较”虚”的指控,即是因应着你某一些言论,或者某一些的文章,或者某一些报道,就可以说你有”煽动”了,而你有这个所谓的”煽动”意图,是不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煽动对象的,亦都不需要证明有人被你煽动到的,所以它(当局)指控你是有煽动,这样已经是足以被拘捕的了,而在现在香港的现实里面来讲,只要被拘捕之后就很难拿到保释,变成很大机会就会出现一个如果它指控你”煽动”,你就会随即被捕、被冻结资金,然后公司可能要停运甚至结业,然后人就出不来(被关押)的一个连锁反应,变成你要更进一步除了国安法之外,还要避开这个所谓的”煽动”那个可能性,是愈来愈难了,变成亦都有可能引伸到一个愈来愈夸张的一个叫做自我设限,或者愈缩愈后。”

成立个人新闻平台记录港人港事

记者问及,在《立场新闻》等传媒机构相继被逼停运,区家麟等资深新闻工作者因《煽动罪》被拘捕,面对这么大的挑战,林彦邦为何在最近成立一个人的新闻平台”ReNews”,继续记者的工作﹖

林彦邦表示,从社会层面而言,自从去年中至今年初,《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及《众新闻》等传媒机构相继停运后,香港的网络言论墙静了下来,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空隙,有不少市民觉得失去了看新闻的兴趣,他认为这个现象与香港社会整体气氛一直走下坡有关,他觉得很多事情仍然在发生,应该要去记录,让留下来生活的香港人知道这个城市发生什么事,在自己能够承担风险之下,他选择继续做他喜欢做的记者工作。

联合国在1993年创立”世界新闻自由日”,让世界再次重温《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所阐述的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基本权利的重要意义。没有这些权利,就无法实现民主和发展。独立、自由和多元化的媒体能够确保透明度和落实问责制,促进社会参与和法制并有助于消除贫困,因此对民主社会的良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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