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  

每年的5月3日是联合国创立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踏入29周年，在《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两周年之际，有资深香港记者表示，新闻工作者面对最大的挑战，是独立而不受控制的传媒愈来愈少，加上国安法的红线无法说清，记者无所适从下容易自我审查。不过，在艰难的处境中，记协主席陈朗升寄语年青人及所有新闻工作者，社会仍然需要真相、有人讲公道说话，在能够承担个人风险的情况下，坚持继续报导。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3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旨在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并且提醒各国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提醒各国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被侵犯的现象仍然存在，世界各国有很多新闻工作者，因为提供每日新闻资讯而被捕入狱，甚至英勇牺牲。

国安法红线下香港记者忧以言入罪

今年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创立29周年，在《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两周年之际，过去接近一年多家持反对声音的传媒被逼停运，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及《众新闻》等，数以十计新闻工作者被拘捕，控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等罪名，不准保释需要还柙等候审讯。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新闻工作者面对最大的挑战，是独立而不受控制的传媒愈来愈少，很多新闻工作者都会担心国安法的红线，可能被以言入罪。

陈朗升说：“大家(新闻工作者)都会担心是有那条”红线”，以言入罪那样，大家的担心是合理而且需要的，感觉上好像已经停了一波了，即是《苹果》、《立场》已经都停(运)了，之后暂时都未见有(其他行动)，但是接下来的日子是不是真的没(事)呢﹖大家都会忧虑。”

陈朗升继续做记者关注民生议题

作为前《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升去年12月底经历公司在国安法下被逼停，多名同事及前同事被拘捕，未审先囚4个多月，不过，陈朗升仍然坚持新闻工作，2月中加盟《苹果日报》前员工开设的网媒”Channel C HK”。

陈朗升表示，主要是由于他真的很喜欢做记者，不过，他坦言现在的报道范畴，较少涉及当局认为危险或者敏感的议题，包括民主及政制发展等。

陈朗升寄语年青人及所有新闻工作者，社会仍需真相，有人讲公道说话，在能够承担个人风险情况下，坚持继续报道。（美国之音 汤惠芸） 

陈朗升说：“敏感的或者叫做危险的，你(当局)不喜欢听、不喜欢别人讲，不想讲，那好吧，不讲吧，我们讲其他东西吧，讲一些实际的民生议题，讲一些市民的投诉，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即是其实自己都要想的，我们从来想有新闻自由、有言论自由，是希望社会有民主、有自由、有进步，所以大家就会生活好些，如果现在你不喜欢我们讲那个制度、不想讲那个制度的话，觉得那些是西方、西方的东西就是不好的，中国不是、香港不是行这条路的，好吧，我们不讲那些，我们就讲怎样令到我们的生活好些，所以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空间的。”

批李家超对新闻自由说法毫无逻辑

今届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星期六(4月30日)出席7家传媒机构合办的电视答问会，李家超被问到如何捍卫新闻自由时，形容新闻自由有如”身分证”已经在市民的口袋里面，重申”香港已经拥有新闻自由”。

陈朗升表示，李家超对新闻自由的言论令人难以理解，毫无逻辑可言，他批评香港目前如果还有新闻自由的话，也好像是双重标准，而《基本法》承诺的新闻自由，到现在也好像没有明确的保障。

陈朗升说：“还有新闻自由的话，就不是某些人的特权，不是只有一些人有自由，可以随便骂、骂到政府”趴下”(跌倒)都不会有事，一些人就讲少少、讲一点点都已经连采访都没得采访了，他(李家超)对新闻自由的承担有多少，我想都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已经看到了。我解释了很多次的了，香港的新闻自由是《基本法》写下的，那是受惠于当时香港人心思变，如果不是一个这么开通的《基本法》的话，那个年代一半的香港人都走了，这个是当日北京及伦敦对香港人的承诺来的，但是这一块(新闻自由)是受惠于当时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而出现，其实我们是没有任何很实质，究竟政府有些什么守则，是要尊重新闻界、尊重采访自由、新闻自由，其实是没有的。”

寄语年青记者狭蓬中为香港市民发声

有77年历史的日本外国记者协会，今年4月底向”香港记者”颁发今年度该会”新闻自由奖”亚洲区特别奖，以表彰香港记者的工作，并借此微小的方式，表达该会对于香港记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的支持，由记协代表”香港记者”领奖。

陈朗升表示，他在网上代表香港记者发言，希望日后日本外国记者协会会将奖项寄到香港，让所有的香港记者可以看看这个奖项，他坦言有担心获奖可能被当局认为”勾结外国势力”，所以得奖感言都不敢讲太多，主要是想鼓励年青的新闻工作者，在狭蓬中为香港市民发声。

陈朗升说：“是希望鼓励到继续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当中包括很多年青的朋友，他们其实可以不选择这条路的，但是他们都选择了继续在这里工作，其实我们社会是需要记者的，即是无论你(在)香港是什么政治想法，如果所有好的记者及好的传媒都走了，这样再差些是不是更好呢﹖这个是一种想法，或者有些人说香港已经没得搞了，新闻自由都死光了，我相信都是一个过程来的，过程中不是即刻明天就变做”零”了、”零自由”那样，我们在狭蓬里面、在那个空间里面都继续做(报道)，都希望尽量帮市民，尽量帮到香港人。”

出生于80年代，香港土生土长的陈朗升引用中共以故领导人毛泽东的说话，”我们不干，谁干”，寄语年青人及所有新闻工作者，社会仍然需要真相、有人讲公道说话，在能够承担个人风险的情况下，坚持继续报道。

陈朗升说：“(有志的年青人)都尝试一下”入行”(当记者)，看看社会是怎样的，其实新闻、做记者除了会写一些敏感议题，最重要是我们认识社会，我们比市民更加认识社会，所以当我们去接触一些议题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些分析、报道的时候，我们怎样帮到社会，我们是相信这一套的，所以我们是应该要尝试去想、去做到。”

资深记者指国安法红线无所适从

曾任职无线电视、有线电视新闻部以及《立场新闻》等传媒机构的资深记者林彦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新闻工作者面对最大的挑战，是国安法的红线无法说清，记者无所适从下容易自我审查。

林彦邦表示，香港新闻工作者最大挑战，是国安法的红线无法说清，容易自我审查。（林彦邦社交网站照片） 

林彦邦说：“那个”无法讲得清”的原因，其实都有人问过譬如警方，又或者政府官员，到底实际上那条”红线”是怎样的呢﹖怎样才是会危害国家安全等等﹖但是从来在官方那里都只是得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例如”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想法，你自己会知道的”，诸如此类，变成其实不知道它们是不是故意要营造这样的效果，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因应的所谓红线是什么，变成很容易会出现一个自我设限，或者某程度上的一些自我内部审查的情况，就为了去规避那个很难以具体去划定那个为位置的一种风险，到底应该你如果要缩、要退的话，要缩还有退到什么位置呢﹖这件事情可能在不同的机构，又或者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展现。”

煽动罪或令记者更自我设限

林彦邦表示，另一个值得忧虑的是，当局除了去到中国国家安全的层面之外，还引用好像比较轻微的指控，例如《煽动罪》针对新闻工作者，他认为这样会令到问题更复杂，因为《煽动罪》的指控相比国安法可能比较”虚”，更令新闻工作者无所适从。

林彦邦说：“相对来讲是比较”虚”的指控，即是因应着你某一些言论，或者某一些的文章，或者某一些报道，就可以说你有”煽动”了，而你有这个所谓的”煽动”意图，是不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煽动对象的，亦都不需要证明有人被你煽动到的，所以它(当局)指控你是有煽动，这样已经是足以被拘捕的了，而在现在香港的现实里面来讲，只要被拘捕之后就很难拿到保释，变成很大机会就会出现一个如果它指控你”煽动”，你就会随即被捕、被冻结资金，然后公司可能要停运甚至结业，然后人就出不来(被关押)的一个连锁反应，变成你要更进一步除了国安法之外，还要避开这个所谓的”煽动”那个可能性，是愈来愈难了，变成亦都有可能引伸到一个愈来愈夸张的一个叫做自我设限，或者愈缩愈后。”

成立个人新闻平台记录港人港事

记者问及，在《立场新闻》等传媒机构相继被逼停运，区家麟等资深新闻工作者因《煽动罪》被拘捕，面对这么大的挑战，林彦邦为何在最近成立一个人的新闻平台”ReNews”，继续记者的工作﹖

林彦邦表示，从社会层面而言，自从去年中至今年初，《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及《众新闻》等传媒机构相继停运后，香港的网络言论墙静了下来，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空隙，有不少市民觉得失去了看新闻的兴趣，他认为这个现象与香港社会整体气氛一直走下坡有关，他觉得很多事情仍然在发生，应该要去记录，让留下来生活的香港人知道这个城市发生什么事，在自己能够承担风险之下，他选择继续做他喜欢做的记者工作。

联合国在1993年创立”世界新闻自由日”，让世界再次重温《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所阐述的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基本权利的重要意义。没有这些权利，就无法实现民主和发展。独立、自由和多元化的媒体能够确保透明度和落实问责制，促进社会参与和法制并有助于消除贫困，因此对民主社会的良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