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知道我的联审通过以后，我的心情是蛮激动的。”梁柏添在农历春节前接获通知，难掩内心的激动。

他回忆去年6月12号抵达台湾后，生活虽未遭遇太大的困难，但因为离开香港长期与家人分离，尤其像是圣诞节、新年这种家人团聚的节日，他格外想家。此外，联审一度没能过关也让他心情忐忑不安：“联审通过后，将来我能获得工作签证，也表示我在台湾能有更安稳的环境落地生根。衷心感谢台湾政府，给我们这些受到香港政治审判，而被迫流离失所的手足们提供安全的避风港。”

香港抗争者出狱面临天价求偿

2019年7月在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警民冲突是“反送中”运动初期最为激烈的一次，有警员被咬断指头受伤。梁柏添是当时在场被拘捕的抗争者之一，其后他因“暴动罪”被判囚4年；出狱后被香港律政司代警务处处长追讨经济损失，包括当天冲突中两名受伤警员分别336天及42天的全薪病假赔偿、涉及的利息和诉讼费等共172.5万港元。梁柏添因担心留在香港有风险而决定流亡台湾，并申请专案留台。

梁柏添解释，他的案件发生在反送中运动早期，是第二宗民事赔偿案例，也是香港首宗相关人身赔偿事件。同案者共三人，其中一人曾被求偿160万港币后逃往英国，另一人已与香港律政司达成赔偿协议，他则同时面临两位警员追讨总额170万港币的赔偿要求。此外，梁柏添在香港另有三宗案件在审，其中一宗为香港警务处署长向他求偿，但金额未定；另一宗员警虽伤势较轻，也有意要求高额赔偿。

香港反送中抗争者梁柏添 (受访者提供/受访者提供) 

香港抗争者面临二次迫害

自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2019至2020年间抗争者被抓捕与受审的数量超过一万人。梁柏添指出，他们出狱后，在香港仍难以回到正常生活，反而遭遇“二次迫害”：“现今中共及港共政府不仅透过直接身体伤害或跟踪监控打压异见分子，才称为迫害；还会运用法律手段等，断绝我们抗争者重生的可能。”

他对本台表示，香港曾先后经历2011年的“占中”运动与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港府在“占中”运动中吸取教训，就算经过所谓的“秋后算账”，仍无法压制尤其是香港新一代年轻人或学生族群心中的抗争火苗。香港政府从打压反送中运动的经验发现，香港抗争者具有与中国或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基因。

“我们能够在香港那个较艰难或是较沉默的环境之下，还有余力可以燃烧起来。对于脆弱的政权而言，他们认为哪怕只有一个火苗，都要将其熄灭，”梁柏添说。

梁柏添说明他们面临的二次迫害：在政治审判后，还要在刑事条件下加诸政治因素，让他们的案件一直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以他的案子为例，目前面临两名警员合计追讨170万港币赔偿。尽管按照香港法律，可以申请破产解决部分债务，但这不是破产能解决。破产后生活将遭遇严重监控，包括收入、支出等个人资料都会暴露在政府的监控范围内，当局将完全掌控他个人的自由度。

除此之外，梁柏添指出，其他出狱的抗争者还遭遇银行帐户被冻结、再次遭受监视、跟踪，甚至家人受到骚扰等问题。这些举措表面上依据法律程序进行，但深层目的则在于切断年轻人正常融入社会的机会：“我认为，在这方面港共政府做得比中共政府还要积极。”

反送中抗争者出狱面对新环境

在梁柏添抵台后，台湾的济南基督长老教会主任牧师黄春生持续为他提供各项援助。黄春生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梁柏添是反送中运动首批出狱者，成为港府针对抗争者实施“二次迫害”的指标新样态。香港政府不仅将抗争者关押，出狱后更利用民事求偿手段加以压制，让他们无法重获新生。他们即使出狱后努力工作，甚至选择破产，仍需承担庞大赔偿责任。

济南基督长老教会主任牧师黄春生 (受访者提供) 

黄春生说：“这些民事赔偿都是伪造的控诉，抗争者先前认罪，像是暴动罪等，成为警察扣上袭警指控的借口向他求偿。这等于让他们工作的劳力所得被迫拿来给诬告的警察赔偿，这很不合理。”

他认为，香港政府把这些抗争者关起来，将他们压得生活喘不过气，彻底消磨抗争者的抗争意志，这是非常不公道的“二次迫害”：“中共或是港府对自己非常没信心，他们担心这些出狱的人，会不会成为下一波的抗争、更大的力量的推手。因为没有自信和恐惧，所以才需要以这些手段打压出狱的抗争者。”

在台湾，服刑结束的人理应只剩下案底，成为完全的自由人。黄春生提及，也因此在梁柏添申请专案居留审查过程中，台湾方面一度不了解香港所谓“二次迫害”的严重性，而要求他补充资料，以证明留在香港为何仍有风险。然而，香港服完刑期后除了留下案底，还持续存在风险，甚至被罗织其他罪名。

所幸，经过各方半年来的奔走与努力，梁柏添已通过联审，目前等待公文通知。台湾的陆委会回应本台查询表示，对于人道援助专案情形，陆委会没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