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深一度




随着封控，上海数以百万计农民工的打工生活被按下暂停键。他们是摩天大楼和机械零件背后的人，因疫情静止在工地、厂区和租住的城郊出租屋中。收入暂停，物资告急，但外界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有些农民工已经过了60岁，不会使用智能机，也不清楚身处的地点，被隔绝在信息之外。有人也怕自己“成为麻烦”，不敢轻易求助。

除了等待，他们能做的不多。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家里的顶梁柱，担忧着自己的“暂停”会给家里带来问题。

4月22日，上海市人社局出台《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人社部门将加强与方舱医院、各类保供企业、复工复产企业的对接，协调各方力量帮助农民工就近就地用工。全力维护农民工工作报酬、职业保护等权益，还将进一步畅通农民工维权投诉渠道，及时发布政策信息。

桑树叶不知被谁吃了

无事可做，李向伦决定写疫情日志。他喜欢文学，爱写文章，坚持写了好几年，打字不方便，就在智能机上手写。写第一篇时，封控已经进入第19天，他回忆起封控之初的日子。自3月31日起，他所在的嘉定区马陆镇大宏村开始封控。最初李向伦甚至有点窃喜，他不知道自己要被封控多久，只是忙碌半生，这是难得一次能够理所当然休息的日子，除了没有工资。

连续几天，他关掉闹钟，睡到自然醒。然后开始重复的一天：洗漱，做抗原自测，填表单，向公司上报核酸和抗原结果，然后盘算自己剩余的食物，给自己做两餐饭。

今年61岁的他在一家厂里做质检员，在8小时或12小时的班上，他要全程站着对三十几张机床上的零件进行抽检，每个月收入五六千块。早在2004年他就只身来到上海打工，那时小儿子还在读初中，妻子留在老家照顾老人孩子。现在大女儿和小儿子都已成家生子，但李向伦还想在上海继续漂着，他没有医保，想给自己和妻子攒点养老钱，“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More From The Web 

多年来，他一直租住在距工厂不到1公里的大宏村。这里距外滩30多公里，除了为数不多的本地老人，有差不多600位在附近工厂打工的人租住在这儿。除了新建的三层别墅，村里基本上都是八十年代建成的两层老式民房，房顶盖着黑瓦。李向伦住的那栋房子有四间房，改造后，租给了五家。

李向伦的房租每个月600块。10平米的房间内没有卫生间，要出门去村里的公厕。厨房也没有，他在门口的架子上放了一个煤气灶。他想把日子过得讲究点，上一户走后留下了些旧柜子，他添置了电视，还有洗衣机。

封控后的第10天，李向伦的前后邻居和住在二楼的原同事核酸检测呈阳性。他的门口就是楼梯，邻居上楼必须要经过他家。李向伦一直把门关得紧紧的，直到第二天下午6点半，120救护车将邻居接走。李向伦记录下那时的感受，“一夜之间……我真的恐惧了。”

食物不是他最紧要的问题。前半个月，村里发放了两次物资，第一次，一个胡萝卜一根莴笋，笫二次，一个紫卷心菜，两个小土豆，两个小苹果。村子里有个好心人为每戶捐赠了一公斤面条，三个鸡蛋，一斤盐，如果省着吃，可以吃上三天。半月后，他又收到一公斤面粉，一公斤面条，五公斤大米，以及一桶1.8升的油，只是没有蔬菜。

同在上海，在李向伦收到物资的时候，20公里外的吴子良和自己的16名施工队员，正在面临食物紧缺。

这是38岁的吴子良在上海工地上做工的第四年。他的施工队员来自全国各地，最小的二十岁，年龄大的五十几岁。封控前，他们的工作是给嘉定区江桥镇某工地十几栋楼安装消防设施。

今年2月底来上海后，17个人分住在工地上的四间临时宿舍，吃住都在里面。距工地20分钟路程有家农贸市场，平时大家就去那买菜，自己在宿舍做饭。3月底开始，由于疫情封控，施工材料运不进来，工地不得不停工。往日嘈杂的工地，一时大门紧闭。

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封控后的前14天里，他们的全部存货是8个发芽的土豆，3颗蔫了的包菜，3根逐渐变黑的莴笋。没什么人能求助。“我们老板也被封控在里面，他也一样没得吃。”吴子良说。有天吴子良发现，工地边上两棵长出嫩叶的桑树，叶子全被撸光了，“不知道被谁摘了吃了”。

他开始尝试在网上向社会求助。有志愿者联系上他，给每个人送去一箱方便面。他跟志愿者讲，其实也可以去工地的大食堂买饭，但“一顿饭要20多元，一直在涨价，快一个月没活干了，没有工资，大家吃不上几顿就没钱了。”



封控到了第14天，吴子良和工友的所有存货仅剩下包菜、莴笋和发芽的土豆

去哪里领物资？

不得不向外界求助的还有梁向琴。3月1日，她从老家江西来上海找工作，一直和丈夫住在浦东新区张江镇的工地宿舍里。多年来丈夫一直在外务工，她在家里陪读，兼职做营业员，每个月能收入一千来块钱。今年小女儿也考上了大学，梁向琴决定来上海找个工作，陪着丈夫。

年轻时，她曾在上海的电子厂里工作。可是这次再来，一直碰壁，她年龄超过了很多工厂要求的45岁上限。丈夫和工友正在建的路桥项目，再有一个月就完工了，疫情的暴发终止了进度。梁向琴和丈夫以及60个工友被封控在工地的工棚里，两人一个房间。工友里没有年轻人，大部分人都在60岁以上。

处在疫情较重的区域，工地周边村镇的阳性病例每天都在增长。刚开始他们要到最近的韩荡村跟村民一起做核酸，后来村里确诊人数越来越多，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梁向琴和工友多次跟负责核酸采集的人争取，希望让工作人员进入工地给农民工测核酸。争取有了成果，工友不用再去村里排队。

梁向琴成了这些农民工的临时“管家”。有人防护意识不强，她就每天多次叮嘱大家要勤洗手，带好口罩。很多农民工用的都是老年机，只能接打电话，发短信。每次抗原检测完成，她得一个个帮他们上传抗原结果。

韩荡村是距离工地最近的村庄，这轮疫情开始前，大家的快递都会寄到村里。做核酸时，梁向琴和工友了解到村里已经发了好几批物资，有牛奶、面包、盐，但工友们一直没有收到这些物资。工头曾代表工友联系上村里的负责人，但是几次沟通下来，被对方拉黑了。

距离稍远一点的钱堂村，在为村民分发完物资后，曾给工地送来过一些蔬菜。但工地究竟属于哪个村管辖，又该去哪里领取物资，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很快，没吃的了。4月14号，梁向琴在短视频平台上向外求助。第二天，志愿者给每人送来一箱方便面。那天早上，他们已经断了粮，没吃早饭。工地旁的河边，野草发了嫩芽。有工友说，去挖野菜来吃吧，梁向琴拦下，“万一有毒可怎么办，我们也分辨不了”。

接到志愿者的电话时，梁向琴想，起码不用挨饿了。她把消息告诉工友，“他们都不相信，说哪有这么好的人”。但是方便面运到，分到每个人手上时， “一个个看起来就像过年了一样”，梁向琴一阵心酸。

Beautiful Veneer L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