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6日(星期六)、在日本明治大学举办了题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挑战与日本的作用》的国际研讨会。由：黎安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胡平（原中国民联主席、『北京之春』名誉编集长）、呉国光（斯坦福大学教授）、滕彪（纽约市立大学兼任教授、『中国民主季刊』副编集长）、张伦 （CY塞尔吉-巴黎大学教授）、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学准教授）等学者发表演讲。研讨会由石井知章（明治大学商学部 教授）担任总协调及司会，王柯（神戸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学研究科 名誉教授）及阿古智子 （东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 教授）做点评，徐行（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 准教授）为会议做翻译。参加此次研讨会的现场听众有３００余人。
演讲概要如下：
黎安友：中国的“政治支持”：韧性或脆弱？
大多数中国公民支持现行政权。所谓|“支持”是美国政治学家David Easton描写的“系统投入”的一种形态，包括行为如：纳税、遵守规则，也包括态度，如承认政权合法性。对政权的支持有四种。第一，基于恐惧的支持；第二，基于绩效的支持；第三，基于价值观一致的支持；第四，基于身份认同的支持。清理政权支持的类型、程度和分布，会有助于分析何种事件将怎样影响党国体制的未来。
胡平：屠杀与奇迹
三十五年前，很少有人会想象到，中共专制政权竟然能维持到今天；更少有人会相像到，在中国，终身制居然能复活，个人崇拜居然能死灰复燃。
考察今日中国，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人们很难给它按上一个恰当的名字，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今日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如ui果说它是威权主义，那么它是左翼威权还是右翼威权？我们发现，不论用哪一个概念去套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由此可见，要真确地解读今日中国，仅仅对现状作静态的描述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花气力对历史、对其来龙去脉作动态的描述。弄清楚“是如何”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如何是”。我将试图解读从大独裁者毛泽东之死到习近平建立新的独裁这段历史，并进而提出：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如何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以及国际社会应如何和中国打交道，并帮助中国实现宪政民主。
吴国光：打破“共产党不会垮台”的迷思：论从共产专制下的异议力量到后共产民主制度的建设力量的转型
以自由知识分子为灵魂的中国民主运动，自1970年代末初兴以来，历经近半个世纪的艰辛努力，迄今尚未成为中国政治现实中举足轻重的力量，遑论实现在中国推动民主化转型、建立民主制度的目标。其中，主客观原因很多，不是本报告要探讨的。本报告的主旨在于：着眼于当下即习进平统治下的中国现实，探讨自由运动如何从共产专职下的异议力量、反对力量转型为致力于促成共产党政权垮台并引导后共产党中国走向成功的民主制度的建设力量、领导力量。为什么需要这种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什么？这种转型对于中国民主化大转型的意义何在？实现这种转型的要素有哪些？怎样才能把自由知识分子的理念、视野与谋划转化为中国民主大转型的实际推动力量，并在这样的转化中提高自由知识分子本身的素养与能力？本报告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其中，打破整个中国乃至全球社会总是在中共政权不会倒台的假设下讨论中国问题这一根本迷思，是一个关键问题。自由知识分子的上述转型，也必须首先自信打破这一迷思，从而跳出共产党政权所设定的一系列概念、逻辑、议程与政策来探讨并影响中国的未来。
滕彪：中国政治的极右化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分裂
1980年代后，随着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作为行动的和公共生活的自由主义，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先后兴起，并在官方的控制和打压之下仍得到热烈的响应。维权运动在中国曾一度出现政治化、组织化、街头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但随着习进平的上台和高科技极权体系的建立，维权运动遭到清洗，自由主义陷入低谷。
在毛时代属于“极左”的中共政权，在198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壮大，政治上没有走向自由民主而是越来越成为奉行大汉族主义、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极右政权。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诸多语境的误读或忽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多数成为右翼。在这一背景下，左翼自由主义在中国兴起，面临着政权、非自由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右翼的多重阻击。正在进行的自由主义左右两翼的分化和发展，将对中国政治和社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张伦：主体、权力与转型—兼谈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再定义
中国当下的转型是一种同一过程中包含两种相互交织的内涵的“双重转型”：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共产体制的“后共产主义转型”。近代开始的中国文明转型经历了多重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特殊课题，但也有一些贯穿整个历史进程的基本主题。每一个阶段都有其沉淀，衔续，也都有其断裂。中国共产主义模式的构建，变形及改造的过程，也是这其中一极其重要的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角色及命运见证着这个工程，其思想及行为也形塑着这个工程。是在这种工程中，出现了具有逐渐明晰的权利意识的现代主题—个体，但在毛时代权力的压制下消失。改革开放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这种主题的再生。然而，中国改革模式的扭曲，造成主题复归的缺失，权利的不完成性，这是中国当下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诸种问题的根本。因中国当下新极权主义复归所出现的社会与国家权力的新博弈的核心恰是围绕主体的权利问题而展开的。不管意识形态的偏好如何，中国的自由派需要完成一次新的明晰化，再集结，以争取与捍卫公民的权利的“权利派”为标，界定自身，与“权利派”区隔并展开各种形式的博弈，衡量政治，推动转型。
周保松：金钱、产权与自由—对自由放任主义的一个批判
在中国，自由主义和右派，往往被视为同义词。右派认为，他们的核心价值，是自由。要保证自由，就必须无条件支持放任市场和私有产权，反对社会福利和财富再分配，即使这样做会导致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贫穷。在右派论述中，自由和市场在一边，平等和正义在另一边，而自由主义必须选择前者，放弃后者。
本报告将质疑这种论述。本报告指出，私有财产权的性质，是在保障有产者自由的同时，必然也限制无产者的自由。这意味着，拥有财产愈少者，个人自由便愈少。如果市场会导致贫穷，那么穷人的自由必然因此而减少。换言之，财富的再分配，意味的不是自由本身的绝对减少，而是自由在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
本报告由此总结：即使我们同意右派的前提，级自由是根本价值，也不应该接受它的结论，即放任市场能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和保障所有人的自由。相反，一个重视社会正义和合理分配的社会，反而更有机会实现这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