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举办论坛 聚焦中国人权

2024.09.26 14:18 ET

图为游客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博物馆前挥舞国旗 

路透社图片 

00:00/06:17 

由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举办的年度"中国论坛"（China Forum）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幕。与会人士强调，抵制共产主义有赖于美国两党、社会各界组织以及全世界的协同合作，同时还需要新的政策工具。

中国社会存在广泛不满情绪

在9月25日的开场演讲中，“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中国研究主任兼高级研究员、知名新疆问题专家郑国恩博士表示，自2017年开始，中国政府在新疆执行了大规模“再教育”和高压治理政策，而后这些政策被使用到疫情控制的动态清零措施当中；经过调整后，北京又以一种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形式，用在了“再教育”香港和香港人上。他说，“习近平在新疆采用的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整个国家的治理方式，社会的微观管理和对个人行为的控制。”

郑国恩指出，在习近平任期内，中共这个列宁主义政党的全部能力都被动员起来，以便实现其最终目标——政权稳定。当局甚至不惜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这无疑对这个国家是一场巨大的赌博”。

中国和亚洲国际关系领域知名学者沈大伟则在其主题演讲中，提到对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观察角度：中国持续长达10年的反腐败运动使大约150万人受到了中纪委的处罚，其中包括1名常委，42名中央委员，71名解放军将领，两名中央军委委员和4000多名军官。他认为，反腐败运动一方面清洗了党和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经济发展的车轮失去了润滑剂：“清洗的制度化使政党系统和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午夜敲门的恐惧中，这使整个社会失去了平衡。”

在被禁止步入中国9年后，沈大伟在今年4月得以随同一个代表团去了北京。他的感受是，“中国社会存在广泛的不满情绪……，许多社会阶层受到一种普遍的漂移感和不确定性的困扰”。沈大伟认为，习近平看起来似乎完全掌控了局面，没有真正的迹象表明他受到来自党内、政府、军方或安全部门的挑战，但在国家的基层，特别是知识分子、妇女、年轻人、私营企业、IT公司、高净值商人、香港民众、维吾尔人、藏人和许多普通官僚当中，“存在着相当大的不满情绪”

沈大伟表示，习近平自身也处于一种“极度不安全”的状态。他举例说，2013年时，习近平所规定的国家安全领域只有11类；而11年后，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2类，包括政治、领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安全、技术、网络、生态资源、核、生物、太空、极地、海外利益和许多其他领域。在最近一次党代会中，“国家安全”在习近平的讲话中出现了91次，比“发展”要多得多。

“这反映出习近平是一个感到极度不安全的领导人。”沈大伟说，“当然，他在发现国际敌对势力的同时，也发现了许多国内的敌对势力。”

图为２０２１年中共百年大庆北京民众庆祝现场。（路透社图片） 

在谈到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判断时，沈大伟强调，中国不只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还是一个从发展阶段向发达阶段过渡的国家。在这种过程中，“政治机构必须宽容”，而如果一个威权制度没有办法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不能给人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治理的目标，仅仅是维持权力，那么这个政权就失去了统治基础。

美议员：积极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在会上表示，美国必须重置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他举例说，“他们经常这样做，挑选一个(产业的)全国冠军，给予大量补贴，然后试图以不道德和非法的做法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半导体领域是这样……，我们在电信和其他领域也看到了这一点。”

他还提到，一家与德国大众汽车合作的中国工厂在美国生产电池，“而我们的州政府正在补贴它，他们还从美国纳税人那里获得联邦税收抵免，但它们实际与新疆的强迫劳动有关。美国需要与那些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完成创新，而确保美国的经济不能以任何方式依赖这样的生产模式。”

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Raja Krishnamoorthi)则指出，中国经济“生产超过内部需求，无论是玻璃、纸张、钢铁，甚至电动汽车都是如此。然后，他们以压低竞争对手、摧毁竞争对手的价格出口过剩产能。”

克里希纳莫蒂还提到，中国企业正在试图通过转移地点来逃避关税，比如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计划在墨西哥设厂，然后把车辆从墨西哥运进美国，以逃避关税。“其实这些在墨西哥生产的车辆并没有增加任何价值，我们必须将其作为贸易犯罪起诉。”他说，“我们正在准备新的法律。”

学者：民主国家应该联合起来

人权和外交政策学者索菲·理查森在会上指出，联合国人权系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当政者未能有效保护其公民或因某些国家本身就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北京政府不仅在过去几十年中限制这一系统的作用，现在还在显著削弱它”。

理查森说，中国政府签署了许多国际人权条约，但是拒绝同意个案投诉机制，使得个体公民难以提出上诉。同时，中国政府还拒绝与联合国的独立人权专家合作，并阻止民间社会的参与，以此达到逃避其政府责任的目的。比如，2022年关于维吾尔地区人权犯罪的报告，最终未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投票中获得通过。理查森呼吁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为遭到人权侵犯的受害者发声，否则，“我们虽然坐在华盛顿的五月花酒店里，但我们也是生活在北京的压迫下。”

与会的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凯利·库里在会上，同样批评了联合国面对中国政府时的做法。她说， “人权体系的核心概念是属于个人，而不是国家或任何政府的命令。但中国共产党正在试图将这个概念颠倒过来。”她呼吁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采取更主动的立场，对中国政府的威权行为表达公开的批评，并为人权受害者主持正义。

记者：朱丽叶     责编：何平      网编：伍檫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