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即将于下周举行人大政协两会，为未来提供路线蓝图。中国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最新出版《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 转型八论 》，提出从习近平的“逆转型”到中国大转型的新思考，而中共届时的统治可能遭遇挑战。吴国光认为中国已经没有由上而下变革的可能，只有大规模的民变才能促发官变和制度之变。吴国光博士从不同社会力量的互动，预测中国在后习近平时代可能出现四种前景。

习近平“逆转型”将中国历史带入“垃圾时间”

《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转型八论》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最近在纽约博登书屋出版。这套书推出正值《北京日报》批评的“垃圾时间”和“躺平”这些名词受到高度讨论。

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认为，垃圾时间”谈的是中国的预知结局且无力回天的意思，代表中国改革开放走入死胡同中。”吴国光认为中国的“垃圾时间”是习近平 “逆转型”的结果。吴国光指出，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前夜开启了这种“逆转型”进程，将中国带回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

他说，过去的中共模式是一方面高压维稳，一方面给老百姓发财改善生活的机会，以换取人民不挑战中共一党专制。现在习近平的“逆转型” 减少了中国人曾经享有的若干经济社会自由和发财机会，把中国带入“垃圾时间”。

“垃圾时间”证明北京从前引以为傲的中国模式--- 不计代价发展经济和进行维稳的制度失败了，因此这也是人们反思这种模式并寻找出路的机会。他指出，如果“垃圾时间”意味“小民绝望”，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无法改变个人命运，人民就会开始思考是中国制度框架是否存在问题。

吴国光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的逆转型不意味它必然带来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大转型，但这种逆转型为在中国结束共产党制度的大转型带来了可能。

“逆转型”或开启中国“大转型”的破局之门

吴国光乐观地相信中国人会生活在一个权利有保障和民主的体制之下。他的想法经历过几个阶段的演变。吴国光曾经在邓小平和胡赵体制时期参与高层政治改革政策制定，就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纳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当时他相信“中共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把中国推到一个进入民主化的门槛”，但最终这次改革以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收场。

吴国光博士曾经在1990年代提出中国政治转型两阶段论：即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再从威权主义转型到民主。他表示这是因为自己看到了台湾从威权过渡到民主的例子和中国引入市场因素改革，结果是中国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民主化则沦为空想。

时至今日，吴国光提出了他的最新中国转型“民变论“。吴国光对美国之音《纵深视角》说，习近平“逆转型”带来的是大众利益普遍受损和小民绝望带来的诸如白纸革命和陕西浦城职业高中这类反抗事件。他认为这种小型“民变”如果进一步扩大，镇压就难以奏效，并可能在政权内部产生镇压与妥协的意见分歧，这就是民变触发官变论，这个时候破局可能就出现了。

后习近平时代中国“大转型”的四个想象

吴国光博士预测了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四种可能前景。第一是“邓小平二世”模式再现，这种前景的特点是“邓二世”成为中共核心，掌握关键决策权，但高层会有部分权力分享。吴国光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高，因为这需要中国再现一个邓小平，在细数了李强、蔡奇、曾庆红、温家宝等领导人之后，他认为现在中国已经没有第二个邓小平出现的土壤。

第二种是经过权力斗争后再出一个野心家，意即“习的状态被复制或者延续，”也就是 “习二世”模式。吴国光认为这种情形只会持续加剧社会不满，难以成为中共可持续模式。第三种是回到胡赵模式，推动共产党进一步改革。他认为这种模式只是理论上有可能，现实中还看不到中共里面有新的胡赵这样的人物。

第四种是出现新生社会力量。如果现在习近平完全不掌权了，他说，“那么我相信，社会力量在全国各地都会蜂拥而起。”不过，他也不敢断言中国就此一定走向自由民主法治。

除了吴国光之外，其他外国学者也探讨了后习近平时代的各种可能性。自1970年代就开始观察中国发展轨迹的法国汉学家白夏告诉美国之音，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会变成一个集体领导党，并反省习近平执政时期的错误。

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中国研究研究员约书亚•艾森曼和托马斯•S•塞克斯顿（Joshua Eisenman and Thomas S. Sexton）2024年5月在美国《国会山报》发表联名文章，指出要抵制对中国未来政治轨迹“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的诱惑。”他们警告说，中共权力的缰绳很可能最终落入中国版普京的手中，也就是目前在安全国家机器中默默无闻的官僚，因为他们深谙如何在体制内行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