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曦光(即杨小凯)写的《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一书中的大部份章节，曾经以《狱中回忆》之名在《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杂志上连载。我每篇都细细读过，记忆犹新，但得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1994年)，仍然忍不住去邮购了一本。在我看来，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是我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出版已有四年，英文版也已上市，但似乎未见热烈反响，不过我相信，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此书在五十年后"还会被人记起"。传世之作未必畅销。它也许永远只有少量的读者，但这少量的读者永远不会断绝，世世代代，它都能为自己觅得知音。
在中国，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很多，但描写共产党监狱生活的作品很少，写得好的则少之又少。《牛鬼蛇神录》堪称此类作品中的杰作(顺便一提，刘青写的《狱中回忆》亦是同类作品之又一杰作)。一九六八年，当时还不满二十岁的杨曦光，因为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而被中共当局点名打成"反革命"，整整坐了十年监狱。和一般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不同，杨曦光这本书很少写到自己，他写的几乎全是别人，是形形色色的狱中难友。这中间有地下反对党的领袖，有从事当局不允许的自由经济活动的民间企业家，有强盗，有小偷，有不同背景、不同政见的政治犯，有宗教信徒，有作家，还有国民党时代的官吏。作者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出色的文字工夫，他能用短短的篇幅就把这些人物都写得十分生动。《牛鬼蛇神录》揭示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而又不被常人熟悉的方面。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具有一种非凡的政治观察力和领悟力，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眼睛，更深刻地认识文革，认识中国社会，认识共产党革命。
在杨曦光笔下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凤祥。刘凤祥原任湖南日报主编，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打成群众组织的"幕后黑手"，还涉嫌组织地下反对党，因而被捕入狱，后来被当局处以死刑。刘凤祥一度被关进杨曦光所在的号子里，两人一见如故。就在相识后的第二天夜晚，刘凤祥向杨曦光和盘托出了他的全部政见，他从五七年反右运动讲起，一直讲到文革，最后还预测到毛泽东与林彪的冲突。杨曦光说:"那是我永世难忘的一堂现代中国政治历史课。"在时隔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读到刘凤祥的这番讲话，仍不能不为它的深刻洞见所震撼。
杨曦光很少直接写到自己，但是他通过描写别人，通过描写别人给他的感觉印象和观念啓示，间接地写到了自己，尤其是写到了自己的思想转化与发展。譬如，他从私人企业家卢瞎子那里懂得了共产党词典中资产阶级概念的虚假性，从李牧师那里看到了宗教引人向善的巨大力量，从刘成宇和建妹子的爱情悲剧中体会到中共治下的城市、农村户口制度的可恶，等等。他向比自己有学识的人学习知识，向不同经历的人们了解社会。其实，这些描写也不经意地向读者展现了作者自己的品格，不只是他的好学深思，还有他的顽强、真诚、正派，富于同情心。
真正历经大磨难的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往往只用平实的的语调，特别是在写到自己的感情波澜时，作者下笔很简洁，很克制，别有一种含蓄的深沉。例如作者得知刘凤祥被处决那一段文字，寥寥数语，每读至此，都让我感到十分沉重。
在书的结尾，杨曦光刑满释放，那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毛泽东时代正在被一个新的时代所代替。满怀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杨曦光离开了劳改农场。他不由得想起他的难友，那些死去的冤魂。他对自己说:"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曦光写成了这本书。他为那些逝去的精灵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附录】

光辉的人格榜样丰富的思想遗产
－－追思小凯 
胡平 
 
（此文为胡平在2004年7月24日纽约法拉盛杨小凯追思会上的发言）

七日清晨，打开电脑，读到小凯病故的消息，懊悔莫及。就在上个月前我和澳洲来的朋友交谈，还提起小凯的病情。我说，过几天一定再给小凯打个电话。可是一直还没打，如今悔之晚矣。

第二天，我们北京之春同仁给小凯的妻子吴小娟发去一封慰问信。信是这样写的：

吴小娟女士：

惊悉杨小凯教授病故，不胜悲痛。

我们来晚了。很多话本来是该在杨小凯生前就向他说出的。我们应该在他生前就告诉他我们对他是何等的敬重，何等的钦佩。我们要告诉他：你是我们一代人的骄傲，是华人知识分子的光荣。我们希望让小凯知道，他非凡的经历和非凡的品格，他非凡的资质和非凡的成就，早已完成了一个真正辉煌的人生，一个足堪后世敬仰和效仿的人生。这些话是应该在他生前就让他听到的。但愿这些话能传送到小凯的在天之灵。

谨向杨小凯教授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向你和你们的孩子们表达最诚挚的慰问。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父亲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

《北京之春》同仁
2004年7月8日于纽约

我最后一次和小凯通话是在三个多月前，那天他刚飞至洛杉矶，准备接受一种最新的治疗方法。电话里小凯的声音很弱，说了几句后就把话筒转交给妻子吴小娟。我放下电话后心情很沉重。这和去年夏天那次通话大不相同，去年夏天我给小凯打电话，小凯的声音一如往昔。小凯还告诉我今年（2004年）一月哥伦比亚大学要举行一个有关他的学术思想的研讨会，他会出席。我听了很高兴，为他的学术成就而高兴，更为他的病情稳定而高兴。此后，我还一直期待着和他在纽约见面，但过了一月份仍未见下文，想来凶多吉少。然后我就知道他要来美国就医。医学宣告无力回天，新技术可否起死回生？没人心里有底。有神论者可以祈祷，无神论者唯有焦虑。

大前年，我在墨尔本工作的表妹来电说杨小凯得了癌症，我大吃一惊。我赶忙发电邮向澳洲的朋友探询，很快就收到悉尼钟锦江的回信：“天妒英才！”“小凯查出肺腺癌。”我的心一下就沉了下去。随后我拨通了小凯家的电话，小凯夫妇都接了电话，听上去语调很平静，我稍稍感到一些安慰：现代医学如此发达，小凯毕竟还不老，虽然不可能康复，说不定还能挺上十年八年。

说来我和小凯未必算得上密友知交，然而他的病情却如此令我牵挂，令我哀伤，这或许因为我们是同一代人，同一类人，故而格外相敬相怜相惜。我发现，我有些朋友和小凯并无私交，甚至没见过面，但是他们对小凯不仅深怀敬意，而且还有一种老朋友似的感情，对他的病情也很关切，对他的去世也十分悲伤。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吧。

我是在八五年八六年知道杨小凯其人其事的。当时我在北京，能从朋友那里读到梁恒在纽约办的中文季刊《知识分子》，上面登有小凯的文章，了解到这位杨小凯就是文革期间那篇《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杨曦光。八七年我来美国，夏天应邀参加了留学生经济学会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学举行的第三次年会，在会上结识了小凯，一见如故。他送给我两本张五常的书。顺便说一句，那时候的留学生可比现在的留学生活跃多了，又是组织各种社团，又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又是举行和参加各种研讨会。那段时间我和小凯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后来他去了澳大利亚。我九二年去澳洲时又见到他。再以后，小凯有几次来纽约开会，到哈佛作研究访问，我们又有几次相聚的机会。平时则有些电邮和电话的往来。

小凯潜心治学，他没有参加过民运组织，然而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的关切始终如一，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倡导始终如一。他参加过多次反对政治迫害、争取言论自由的签名活动，他是留学生第一次签名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直到去年，他还在国内发起的一次签名活动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从不忌讳和民运人士公开交往，从不忌讳在民运刊物上用真名真姓发表文章。他那本《牛鬼蛇神录》在结集出版之前就是在《中国之春》上连载的，此外他还在《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上发表过二十几篇政论文章。杨小凯写政论文章，既融入了自己的个人经验与体会，又包含着博览群书的丰富学识。小凯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他的文章富有启发性和挑战性，很多重要问题和重要观点都是他很早提出来的。小凯的文字也别具特色，不雕琢，不堆砌，不故弄玄虚，不故作惊人之语；只是用平实的语言把自己的感受和见解表达出来。读其文，思其人。我猜想，不少连面都没见过的人之所以会对小凯有一种亲近感，多半正是得助于他那朴实的文风。

小凯的一生坎坷而又辉煌。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光辉的人格榜样和丰富的思想遗产。我这里只谈谈他的宪政思想。现在，宪政理念已经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小凯则是倡导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早在八十年代，小凯就写文章，对英国光荣革命称赞不已，强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强调私有财产制度的巨大政治功能。他提出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修改宪法，实现政教分离。

小凯是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十分关心。但与此同时，小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十分关心。小凯写过一篇谈后发国家的优势与劣势的文章，指出，后发国家不应该只学习先发国家的技术，而且也应该学习其制度；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应该进行政治改革。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写了一篇长文反驳小凯的观点。正是在这一点上，杨小凯显示出他和目前国内许多同行的重大区别。

大致说来，小凯主张宪政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

一是为了经济改革，为了好资本主义，避免坏资本主义。在小凯的经济体系中，产权制度是核心；而建立健全的产权制度必须要有宪政改革。如果政府的权力缺少制衡，政府就会追求一党之私而损害社会的利益。小凯认为，一个高度垄断的政府权力，其行为必定是机会主义的。这种国家机会主义会使得法治秩序无法建立。在杨小凯看来，“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宪政制度是一种为人民认可并接受其约束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小凯特地指出，“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俄国与东欧的改革成效的认定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的失败，或者认定它们不如中国改革成功。如果考虑到长期因素，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转型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在短期内而取得的收益。如果是那样的话，对中国现在改革的成就就可能要重新评价”。小凯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这无疑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

小凯主张宪政的另一个理由，也许还是更重要的理由是，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的，惟有实行宪政才能结束政治迫害。杨小凯说：“历史唯物论是错误的，经济搞得好不一定政治改革就能上路。德国希特勒的经济政策是最成功的，当时在欧洲第一个走出大萧条，失业迅速减少，经济高速发展，全世界第一个修高速公路的国家，但因为政治专制，走向战争。”小凯说，“中国政府总想与美国结盟，但总是结不了，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专制制度、搞政治迫害、宗教迫害”。小凯强调，“如果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杨小凯曾经因为一篇文章而坐了十年的牢。他对政治迫害深恶痛绝。在《牛鬼蛇神录》这本回忆录里，杨小凯写道：“我想起一九六二年或一九七二年的复旧，它们都带来了理性和繁荣，但却总是伴随着对政敌的残酷镇压。难道共产党的秩序和繁荣总要以对政敌的残酷迫害为基础吗？我再也不是共产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经过十年的劳改，我看见那么多高贵的人成为共产党秩序的牺牲者，共产党残酷地迫害如此高贵的人，我再也不会单纯地热爱那建立在残酷迫害基础上的秩序和繁荣。我相信对政敌的残酷迫害是共产党政权永远难以稳定，不断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小凯写道：“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囚禁的精灵在一起”，“我会永远与一切受政治迫害的人认同”。不要忘记这些话，否则你就不可能理解那个真实的、完整的杨小凯。

小凯在经济学专业领域的成就非同凡响。然而我们都认为，倘若小凯的学业未曾中断，倘若小凯没有十年牢狱之灾，其专业上的成就一定更加出色。也许，小凯终将以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名留青史。不过对于我们许许多多他的同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小凯让我们感佩和亲切的倒是在他专业成就之外的东西，倒是那些和他坎坷经历密切相关的东西：例如他的青春血性，他的正直刚毅，他的平易谦和，他的奋斗不息；他对中国命运的不可抑制的关怀，对政治迫害的不可消解的愤慨。我不知道小凯是否会被历史承认为一个伟大的学者（但愿），但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深信小凯是一个伟大的人。

——北京之春

胡平：告慰小凯在天之灵－－为追思杨小凯文集出版而作

今年7月7日，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因病去世。9月，香港明镜出版社推出由陈一咨先生主编的纪念文集《中国向何处去？－－追思杨小凯》。全书共385页，收入了四十几篇文章，作者有杨小凯的妻子和女儿，有小凯少年时代的邻居和朋友，有小凯海外求学时的老师和同学，有小凯的同事、同行和学生，还有许多小凯远远近近的友人。从这些文章里，我们可以相当完整地了解到小凯坎坷辉煌的人生经历，深邃丰富的学术成就和思想遗产，以及他刚毅朴实的人格与人品。这本书收入的文章质量都很高，难免有遗珠之憾，但绝无滥芋充数之作。在近些年来出版的名人纪念文集中，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本。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小凯的学术成就受到同行的高度赞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杰佛瑞.萨克斯写道：杨小凯“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和严谨的经济理论家之一，也是经济学家中最有创造力的思索者之一。”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对杨小凯的成就推崇备至，他在2002年和2003年两次提名杨小凯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布坎南说：“杨小凯跳过二又四分之一世纪的带有误导性的经济学分析，把我们带回到亚当斯密那里，领略其基本洞见，并且富有想象力地运用现代分析技术重新阐释。杨小凯的贡献由此深入到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经济学的核心领域。”由此可见，小凯认为他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相比于新古典经济学，有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比于牛顿的经典力学，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说来有趣的是，杨小凯想当经济学家的愿望，竟然是在文革期间蹲监狱研读《资本论》时萌生的。小凯研读《资本论》，发现“劳动价值论毫无道理”。这就釜底抽薪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不错，小凯的这一发现并不算新，西方的边际效用派早就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但是小凯毕竟是在不知道前人思想的条件下，凭着自己的独立思考（还是在监狱中！）而得出这一结论的，那证明了小凯具有高度原创的思想能力。事实上，小凯后来提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把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的重要性重新引回现代经济理论并使之数学化，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思想的萌芽正是来自他早年在监狱中思考提出的问题。小凯经济思想的这一形成与发展过程，给思想史留下了一段佳话。

杨小凯妻子吴小娟的文章，回忆了和小凯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朴实无华，感人至深。它无意中再次印证了那句名言：“在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性。”读吴小娟的文章，我发现，在与杨小凯结婚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小娟一路辛苦走来，为了使小凯免除后顾之忧，小娟独自承担起全部家务，抚养三个子女，终年操劳，竟没有过过几天松心的日子。小凯死后，小娟度日如年，其痛苦不可言喻。小娟写道：“平时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从来不想死的事情，可是小凯走了以后，死对我来说不是一件惧怕的事了，而是我所盼望的事情。”这里，我们再次向吴小娟女士致以深挚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杨小凯有着传奇性的生涯和多方面的成就。他的人格和他的思想都值得我们学习。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杨小凯一生的奋斗与思考也有过很多变化；但是有一点却始终未变，那就是他对政治迫害的强烈反感。小凯一直呼吁，中国必须立即停止政治迫害，中国必须订立自己的人身保护法，必须禁止因为人的思想、言论或信仰而治罪。我认为，杨小凯的这一观点在当前的思想混乱中具有极大的澄清作用。是的，笼统地谈改革，笼统地谈激进渐进，笼统地谈经改政改，笼统地谈稳定不稳定，笼统地谈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反而容易使人钻牛角尖误入歧途。我们首先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迫害这个焦点上：要不要反对政治迫害？要不要禁止政治迫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杨小凯宣称：“我会永远与一切受政治迫害的人认同”。我们可以说，反对政治迫害是杨小凯的灵魂。在纪念杨小凯的时候，我们尤其不能忘记这一点。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胡平)2004-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