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权力的强大之处，正是他最大的弱点

RICHARD MCGREGOR

2020年11月10日

今年5月，习近平在北京参加中央政府最高议政机构的一次会议。10个月前，有人警告称这场新冠疫情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如今，习近平似乎在所有问题上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Pool photo by Andy Wong

澳大利亚悉尼——自2013年初上台以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权势阶层树敌无数。他们当中，有些是曾经手握重权的官员，后来倒在了他发起的大规模反腐运动中；有些是抵制其中央集权主义本能的经济学家；有些是反对其施行专制手段的学者，例如他决定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然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0月下旬举行的最新会议表明，习近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与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以来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不同，他没有显而易见的对手，也没有可能的接班人。

一些批评者已经闭口不言，还有一些人或者心不甘情不愿，或者识时务地听命于他。那些还敢继续批评他的人，已经受到严惩。

从很多方面来看，习近平的优势都很明显，尤其是考虑到今年年初武汉暴发新冠疫情后，病毒迅速蔓延到了中国其他地方和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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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些新闻标题和美国的政客们惊呼，疫情将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它将是一场社会和政治的崩溃，将暴露出该政权的结构性破产，给习近平在党和人民中的地位带来致命打击。

10个月后，习近平似乎在所有方面都如愿以偿。

中共最近召开了大致上定期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个由370余名委员组成的机构会对各种重大决策做出正式的批准，比如中国的五年计划，或者最高领导人的选择。

在过去几年里，该会议的观察人士通常会尝试着发掘出高层人士变动背后的隐藏含义，或者存在长期不和的各派系（比如“团派”或者“上海帮”）之间的权力格局出现变化的蛛丝马迹。

专家们从来没有过硬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些。共产党的做派总是一成不变：代表们关在开会地点数天时间，所有的媒体不得入内。但多年来，至少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与前任领导人有关联的派系与红色家庭派系之间，存在着争权夺利、讨价还价的迹象。

但在今年，甚至没有人费心去计算“团派”或者“上海帮”的人数。随着习近平在位的时间增加，之前的派系愈发式微。

他的前任胡锦涛（共青团前领导人）自从2012年底将所有的职位交接给习近平以来，甚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名义上的“上海帮”领袖）在胡的任内对高层任命和军队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现年94岁的江泽民身体有恙，反腐调查的威胁将他与亲信们按在原地，让他们不敢动反攻的心思。

而如今，新冠疫情也让习近平的权力得到了加强。

在对武汉疫情进行早期掩盖之后，中国政府非常有效地动用了可任其支配的威权手段。没有困扰某些民主国家的混乱讨论的拖累，中国迅速封锁省界，停止国内旅行，关闭企业，并将无数公民限制在家中——这些措施得以严格执行，部分要归功于国家的监控能力。

一次看似系统性崩溃的危机，很快被重塑为一场关乎民族意志和爱国主义的战斗——这是团结在党的周围，而不是团结在国旗下的那种爱国。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的艰难期，绰号“任大炮”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将习近平称作一个“小丑”。过去，任志强在党内的良好人脉为他的直言不讳提供了保护。但这一次没用了。他因腐败罪名遭受调查，被开除党籍，并在9月被判了18年监禁。

那时候，习近平和中共已经在享受宣传攻势的重大意外收获了。民众很容易看到新冠病毒是如何在中国基本停止传播的，而美国和许多欧洲民主国家又成了一团糟，新的疫情暴发迫使其中一些国家重新进入了封锁状态。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了4.9%，一些经济学者预测，中国经济可能很快就会恢复到疫情前的增长率。

中国与特朗普政府之间日益加剧的对抗，只会助长这种叙事，让习近平得以将各种政策描述为与势不两立、坚决摧毁中国的敌人进行生存斗争的必要措施。

在最近的五中全会闭幕时，中国官媒热情洋溢地称赞了国家领导层“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确定性”。

会后发布的官方公报指出，中国军队必须“全面加强练兵备战”——这是一项值得注意的指令，因为这种会议后的声明往往甚少提及战备情况。

习近平还要加大让中国在关键技术上实现自主的力度。

在党刊《求是》最近发表的一篇讲话中，习近平呼吁中国要锻造“杀手锏”技术，保护自身不受外国供应可能中断的影响。

中国与其说是在脱钩，不如说是在去美国化。尽管特朗普政府自身的政策加速了这种转变，但乔·拜登(Joe Biden)被选为美国下一任总统的现实不太可能在近期从根本上改变事态。

与美国的贸易战已为习近平的国内经济政策提供了推动力，这些政策算是一种平衡措施，既要加强国有领域，又要鼓励充满活力的私企创造利益。

习近平的一些主要经济顾问——如副总理刘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与亲市场的一派站在一起。但习近平似乎在推动国有和私有领域在一种混合经济体制中进行合作，这种体制首先是为了党的利益服务。

私企可以壮大繁荣，但面临着越来越多来自国家的索求。中共不仅要求私企在内部建立党委；这些委员会如今还有望在企业经营的主要方面拥有发言权。

通过这一手段和其他办法，五中全会已经确认了习近平统治的意识形态支柱，最明显就体现在如今已无处不在的“习近平思想”，这是这位主席为了加强党和国家的力量，以及其自身统治所设计的规则。这种对核心原则的重申也有助于党内保守派——中国政治语汇中的“左派”——的焦虑，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批评中国过度偏向资本主义。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要在2050年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现在，这个进程已经被加快了。五中全会提出，中国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与美国同等的富强国家——的新目标是在2035年。

习近平那时将年届82岁，但他很有可能仍然在位，或至少在幕后掌权。

按照中国的政治惯例，习近平本已应该任命继任者，并准备在定于2022年底举行的下一届党代会上卸任。但他还没有这么做。相反，他取消了对自己任期长度的官方约束，比如任期限制。

而这就是习近平统治的吊诡之处。现在他如此紧握党的权力，没有明显的对手，也没有已知的继任计划，但他也在酝酿一场在未来可能全面爆发的领导层危机。习近平权力的强大之处，也正是其最大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