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的一位老师病了。

从我家往右数第二位邻居：生病了。

往左数第二位邻居：生病了。

“我不知道我怎么被传染的，”一个现在身在医院的好朋友说。“你只要染上了一点……”然后他的声音逐渐消失，病情太重了，话都说不完。

他几乎连一张床都没有。医生说他需要的药物在印度是找不到的。

我在我的公寓里，等着被感染。这就是眼下在新德里的感觉，世界上最严重的新冠病毒危机正在我们身边蔓延。它在外面，我在屋里，我觉得我也会染病，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周六，在南德里的一家医院，一名新冠病毒患者等待接受治疗。 

印度现在每天新增感染数字多达35万——比大流行开始以来任何国家都要多，而这只是官方数字，大多数专家认为这个数字被极大低估。

新德里——有2000万人的印度庞大首都——正在遭受灾难性的打击。几天前，阳性率达到了惊人的36％，这意味着接受测试的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受到了感染。一个月前，这一比例还不到3％。

感染已经扩散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医院人满为患。成千上万的人被拒之门外。药物用完了。救命的氧气也用完了。病人被困在医院门口望不到头的队伍里或是家中，大口喘气。

尽管新德里已经采取了封锁措施，但病毒仍在蔓延。这座城市的医生和新德里的一些高级政客正在社交媒体和电视上向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发出绝望的求救呼吁，乞求氧气、药品和帮助。

专家们曾经一直在警告，新冠病毒可能在印度造成严重破坏。这个国家非常庞大，有14亿人口。并且人口稠密，很多地方非常贫穷。

周日，在南德里，人们在锡克教徒的礼拜堂外面接入氧气。 

这与我们去年在印度的第一轮感染中目睹的截然不同。那个时候是对未知的恐惧。现在我们了解了。我们了解疾病的整体、规模、速度。我们了解第二波疫情的可怕力量，在同一时间打击所有人。

在去年的第一波感染中，我们一直担心但并未真正发生的事情现在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崩溃，倒下，意识到许多人将死去。

近20年来，我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曾在战地报道，在伊拉克被绑架，并在多个地方被判入狱。

而这以另一种方式令人不安。我无法知道我的两个孩子、妻子或我自己将会成为轻症患者然后恢复健康，还是会生重病。而且如果我们真的病了，我们将去哪里？ICU已满。许多医院已经关上了大门。

在这里被称为“双突变体”的一种新变体可能是破坏的元凶。科学研究还处于早期，但就我们所知道的，这种变体包含一个突变，可能使得病毒因而更具传染性，而另一个变异可能使其对疫苗具有部分抗药性。医生们很害怕。我们采访过的一些人说，他们已经接种了两次疫苗，但仍然患上重症，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

周五，在德里的临时新冠病毒护理机构。 

所以，你能做什么？

我试图保持积极的心态，告诉我自己这是最好的免疫增强剂之一，但是我发现我在公寓的房间里踱来踱去，精神恍惚，无精打采地打开罐头为孩子做饭，感觉身心俱疲。我害怕看手机，害怕再收到一条关于朋友病情恶化的信息。或比这更糟。我肯定上百万人都有这种感觉，我已经开始想象这些症状：我的喉咙痛吗？有没有隐隐的头痛？今天感觉更差了吗？

我住的地方是南德里，现在很安静。和其他很多地方一样，我们去年实行了严格的封锁。但现在这里的医生警告我们，这种病毒的传染性更强，得到帮助的机会比第一波时要小得多。我们很多人都不敢出门，就好像外面有让我们根本不敢呼吸的有毒气体。

印度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国家，这有利也有弊。这里有很多人，有很多需求，也有很多苦难。但它也有大量的技术、工业能力和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前几天晚上，当新闻显示一架印度空军飞机装载氧气罐从新加坡运往国内贫困地区时，我差点哭了。政府实质上是在空运空气。

周五，在火葬场搬运因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人尸体。 

不管我们在德里感觉多么困难和危险，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流行病学家表示，这一数字将继续攀升，到8月份，全国每天报告的病例将达到50万，印度死于新冠的人数将多达100万。

事情本不必变成这样的。

印度直到几周前还做得很好，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它进行了封锁，消化了第一波疫情，然后开放了社会。它保持着较低的死亡率（至少据官方统计是这样）。到了冬天，生活在许多方面几乎恢复了正常。

我在1月和2月外出报道，开车穿过印度中部的城镇。没有人——我是说没有人，包括警察在内——戴口罩。这就像这个国家在第二波疫情来袭时对自己说的：别担心，我们能搞定。

现在很少有人有这种感觉了。

莫迪在他的支持者中仍然很受欢迎，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指责他未能让印度为应对疫情激增做好准备，并在最近几周举行了密集的政治集会，但几乎没有实施预防措施，这可能是超级传播事件。

“社交距离规范已经完全被抛开，”德里的一名新闻广播员前几天在播报莫迪的一场集会时说。

许多印度人也对疫苗接种的速度感到不安，只有不到10%的人口接种了一剂疫苗，只有1.6%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尽管这里生产了两种疫苗。

周一，在新德里的一个火葬场，新冠病毒罹难者被集体火化。 

在印度，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富人可以减轻许多危机的打击。但这一次不一样。

一个人脉广泛的朋友动用自己的整个网络来帮助他身边的一个人，那是一个患有新冠重症年轻人。我朋友的朋友死了。再多的关系也没法让他进医院。病人太多了。

“我想尽一切办法想给他弄张床位，但我们都做不到，”我的朋友说。“一片混乱。”

他感到切肤之痛。

“这是一场灾难。这是谋杀。”

除了为家人弄到不能外送的食物外，我很少冒险。我戴两个口罩，尽可能地避开更多的人。

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四个都被困在家里。我们试着玩游戏，我们试着不去谈论谁生病了，或者谁在这个被围困的城市里奔波，寻找他们可能找不到的帮助。

有时我们只是静静地坐在客厅里，看着外面的榕树和棕榈树。

在漫长、寂静、炎热的下午，透过敞开的窗户，我们能听到两种声音：救护车的声音。以及鸟叫的声音。

周六，人们在火葬场外哀悼。 

Jeffrey Gettleman是时报南亚分社社长，常驻新德里。他是普利策国际报道奖获得者，著有回忆录《Love, Africa》。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邓妍、晋其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