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狱中书简》到《自由书简》

今年八月（指的是本文寫作年份1998年，編者註），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波兰的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新著《自由书简》（Letters　from　F reedom）；这家出版社曾经在一九八六年出版过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其间整整相隔了十二年。

这十二年是极其不平凡的十二年。就在这十二年间，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一大批共产专政的国家义无反顾地走上自由民主之路。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它的意义足以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相媲美。

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巨变中，波兰是光荣的火车头。在共产党国家的民主运动中，波兰至少有三个“第一”：第一个赢得合法存在的、真正独立的、有上百万民众参加的民间组织——团结工会（1980年10月），第一次成功地由共产党当局和民间反对派共同举行的圆桌会议（1989年2月），第一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由非共力量组成的中央政府（1989年8月）。

提到波兰的民主运动，除了瓦文萨之外，还有一个名字不能不提到，那就是亚当·米奇尼克。米奇尼克是波兰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工人自卫委员会（KOR）的创建人，团结工会顾问，民主运动战略家；波兰民主化后曾当选为国会议员，担任波兰最大日报《Gazeta　Wyborcza》的主编至今。

米奇尼克被视为杰弗逊（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人，第三任总统）式的人物，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既是思想家，又是行动家。由于他在非暴力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杰出贡献，波兰流亡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洛兹（Czeslaw　Milosz）把他比作甘地。三十多年来，米奇尼克一直是波兰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灵魂人物。

自波兰的团结工会诞生之日起，我就对波兰的事态保持密切的关注。八三年，北京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了一本记叙团结工会运动的书《波兰在十字路口》。我从这本书里第一次知道了米奇尼克的名字。八七年来美后，我有机会阅读到更多的关于波兰民运的书籍文章，其中就有米奇尼克的那本《狱中书简》，还有阿希（Timothy　Garton　Ash）写的《波兰革命：团结工会》（Polish　Revolution：Solidarity）。八八年的一期《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刊出长文专题介绍米奇尼克，我请人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之春》。

不过据我的观察，在中国人中间，甚至在中国的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中间，了解米奇尼克其人其事的仍然不多。这不能不是个缺憾。在此，我不妨借评述《自由书简》之机，对米奇尼克的思想略加介绍。我深信，正在为自由民主而进行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一定能从中吸取许多宝贵的教益。

《自由书简》一书的副标题是《冷战后的现实与展望》（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tiyes），全书共348页，收有米奇尼克的二十五篇文章（包括对话录），按内容分为三部份：一、无望与希望，二、对1989－1990年革命的评论，三、讲演录与对话录。

这些文章有的是政治性的，有的是哲理性的，有的是对当下发生之事的评论和指点，有的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回顾与反思。几篇对话录尤其精彩。一篇是和诗人米洛兹的对话，这是两个知识分子的对话，谈的是历史和文化；一篇是和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对话，这是两个持不同政见者、两个民主政治家的对话，谈的是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和共产主义之后的新时代；还有一篇是和雅鲁泽尔斯基的对话，这是两个旧日的政治对手的对话，一个是先前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反对运动的领导人，一个是前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第一书记，戒严令的颁布者，谈的是团结工会运动和波共当局镇压的那段历史。

二·米奇尼克的心路历程

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米奇尼克的心路历程，用他自己的话，可谓“既典型又不典型”。典型之处是，和许多人一样，米奇尼克也是先从正统意识形态的虔诚信仰者变成体制内的批评者，然后又变成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最后再成为政治反对派。至于他的不典型之处，看来则与他的背景有关，和他的个性有关。

1·“因为我无知，所以我无畏”

米奇尼克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从少年时代起，米奇尼克就以共产主义接班人自居。有趣的是，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很早就开始成为叛逆者。

米奇尼克说，他和别的许多波兰人不一样，别人对党不满，但因为害怕而不敢公开批评；米奇尼克不害怕，因为他天真地认为，党是我的党，国家是我的国家，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党不是一直号召我们要为真理斗争，为正义斗争吗？因此，米奇尼克见到了不符合真理不符合正义的事就毫无顾忌地大声讲出。米奇尼克说：“因为我无知，所以我无畏。”

在一堂历史课上，米奇尼克站起来发问，就二战期间苏军秘密杀害大批波兰军官一事提出质疑：“既然共产党提倡讲真话，那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件事的真相呢？”结果他被老师赶出课堂。那时他才十三岁。

接下来，有两件事给予米奇尼克极大的震撼。米奇尼克父亲的一个朋友，也是个老党员，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关了整整二十年后才重返波兰。另外，米奇尼克的一个亲戚也曾在西伯利亚关了十年，只因为他过去参加过波兰的国军（注：波兰的国军是二战时的一支地下武装力量）。象小说《牛虻》里的亚瑟猛然醒悟到自己受了神甫的欺骗，米奇尼克顿时失去了对共产党的信仰。他对自己说：“信上帝，但不信教会。”这意思是信共产主义但不信共产党。

2·“我不知道要是没了共产党我该作什么”

那以后，米奇尼克拼命地研究理论，努力地思考各种敏感的政治问题。他结识了一批华沙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包括库隆（Jacek　Kuron）和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库隆后来也是团结工会的顾问，米奇尼克称他是“团结工会的教父”。克拉科夫斯基后来流亡西方，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牛津大学，有《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等书问世，在中国哲学界应不是陌生人物。

在此期间，米奇尼克还结识了地位显赫的哲学家沙夫（Adam　Schaff）。沙夫当年是波共的头号理论权威，是波兰的胡乔木。但沙夫的思想比较解放，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写过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著作。这些观点直到八十年代还被中共的胡乔木视为异端。另外，沙夫也更博学，对当代西方哲学相当熟悉，从他写的那本语义学引论（也有中译本）便可见其功力。由于沙夫的自由化倾向，后来被撤销党内职务。

米奇尼克对沙夫说，我想成立一个研究小组，行吗？这时的沙夫已经颇有些犬儒味了，不过沙夫毕竟也年轻过，他大概在十五岁的米奇尼克身上看到了少年时代的自己，所以欣然认可了米奇尼克的意愿。沙夫说：“哦，你们是想成立你们自己的俱乐部吧，行啊。你们可以在这里见到华沙的知识精英。要是有人找你们麻烦，找我。”于是，这个由一帮十几岁的少年组成的、后来被称为“修正主义苗子”的小组织就成立了。

在当时的波兰，任何自发性组织都是被禁止的，米奇尼克的俱乐部却侥幸地存在了一年多才被解散。这或许与沙夫这顶保护伞有关，大概更与这帮孩子们都太年轻，当局起先根本没当回事有关。再说，俱乐部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当局没有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当外人。

米奇尼克说，他们这伙少年的共同之处，一是都很聪明，二是都特天真。天真给了他们力量，天真给了他们勇气。他们自称为“寻找矛盾的人”，专门讨论各种犯禁的问题，例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自由问题，苏联干涉匈牙利的问题，波兰是不是需要第二次革命的问题。

俱乐部终于被解散了。米奇尼克的言行甚至传到最高当局。波共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中央全会上对米奇尼克点名批判——那时他刚十六岁。下来，库隆把这件事告诉了米奇尼克。米奇尼克不信：“我没功夫听你瞎掰，我还得补习物理呢。”库隆说：“哥穆尔卡同志不用补习物理，所以他有功夫干这些瞎掰的事。”

一九六五年，十八岁的米奇尼克第一次被抓进监狱，因为他参加了反对当局打击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抗议活动，还深深地介入了由库隆等人发起的致波共中央公开信的活动。起先他没料到警察会找上门。抓进监狱之初，他以为只会关两天——因为连库隆也只关了四十八小时，但结果被关了两个月。

自那以后，米奇尼克就和比他年长的一批异议人士（库隆等人）站到了一起，不过他的观点比那些人还要激进些。他主张波兰摆脱苏联控制真正独立，主张重建议会民主制。年轻的米奇尼克现在已是扬名全国的异议人士了。他决心把反对共产党专制作为毕生的使命。他说：“我的一切都归于共产党。我不知道要是没了共产党我该做什么。”

此后，米奇尼克度过了三年（1965－1968）有声有色的大学生活。拜校园小气候之赐，他和几个朋友甚至扮演了某种合法反对派的角色——在一个不允许反对派合法存在的国家。一次，拉科夫斯基参加了他们的一场讨论会（拉科夫斯基属党内自由派，后来作过波共的末代总理）。米奇尼克们与拉科夫斯基展开了如下一番问答：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理论吗？”

“是，当然是。”

“马克思主义者信上帝吗？”

“不，不信。”

“哥穆尔卡是人还是神？”

“自然是人。”

“既然是人，那么，他能象神一样不犯错误吗？”

“不能，不可能。”

“好了，拉科夫斯基，那他为什么从没犯过错误给人批评呢？”

3·“我要和这个制度一刀两断”

一九六八年是一个转折点。

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上下结合的自由化运动，史称“布拉格之春”。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们十分激动。他们希望波共当局也能推动同样的改革，他们呼喊：“波兰在等待她的杜布切克！”

在华沙，米奇尼克带领着一群学生前往波兰诗人密凯维兹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象征性地表达了对当局的抗议。那时，华沙正在上演密凯维兹的名作《先人祭》。剧中有些台词表达了诗人反对沙俄控制，追求民族独立，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信念与激情。波共当局心中有鬼，责令删除掉那些可能会引起人们联想对比的词句，后来又干脆禁止演出。据说在《先人祭》的最后一场演出，当演到被当局动了手脚的那些段落时，台下的观众几乎全部站立起来，齐声朗诵着被删除的那些诗句，这时已分不清台上台下，分不清演戏与现实，整个剧场充满悲壮的气氛。

这种场景只有在共产国家才能见到，也只有在共产国家的这一阶段才能见到。在这之前，民众缺乏反抗的觉悟，因此不能对一个信号心领神会，引发强烈共鸣；在这以后，窗户纸已经捅破，民众要表达反抗情绪不必再借助于隐喻和象征。唯有在这一阶段，民众已经萌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并且多少感觉到这种情绪的广泛性，但由于专制所织造的舆论一律弥天大网在表面上还未出现裂痕，每个人心里都还对普遍的社会情绪把握不定，这时如果出现了偶然的或有意人为的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借古讽今的、指桑骂槐的信号，这就使得人们能够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因而也是较小危险的方式，直接地渲泄压抑多时的情感和公开地挑战禁忌。

局外人很容易低估这种反抗活动的现实意义，因为它看上去太间接、太含蓄、简直是隔靴搔痒。他们也不大明白，为什么这种仅仅是象征性的反抗活动竟会激发民众如此的热情和当局如此的惊恐。问题在于，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它所谎称的民意之上的，所以它最怕这种谎言被公开揭穿。

然而，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下去了。苏军的坦克开进了布拉格的街头。波共当局和波共的军队也参加了镇压行动。一种希望、一种幻想破灭了。

在波兰，当局也发动了一轮反自由化运动。米奇尼克又一次被投入监狱，这次他被关了十八个月——他本来以为至少要关八年。就在这时，米奇尼克完成了思想的一次重大飞跃。象索尔仁尼琴一样，米奇尼克忍不住要说：“监狱，你塑造了我。我感谢你！”体制内批评者的阶段从此结束，米奇尼克对自己说：“我要和这个制度一刀两断。”

这样，米奇尼克开始进入了体制外持不同政见者的阶段。“我们不再试图在官方那里寻求一席之地。持不同政见者建立自己的体系，创造适合自己的环境。你不再把材料交给官员中的自由派，你自己去印刷、去发行。当你路见不平，你不再向官方申冤，你自己就联合受害者，帮助他们。”

在持不同政见者阶段，米奇尼克除了直言不讳，对共产党专政发出道义谴责之外，还在一九七六年积极协助创建了保卫工人委员会。

在第二次出狱之后，米奇尼克被当局强制下放劳动，在华沙的一家灯泡厂当了两年电焊工。这使他获得了很多任务人朋友。波兰的经济改革起步很早，这时已经有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物价也不断上涨。许多任务人的生活陷于困顿，有的工人试图抗争，结果还遭到当局的殴打迫害。保卫工人委员会竭尽所能，给工人家庭提供帮助，并由此建立起知识分子与工人的联盟。

作为身受共产党无神论教育的一代知识分子，米奇尼克自己不信神，并习惯于把天主教的传统势力视为愚昧、保守、反动。但是现在，他开始对天主教有了新的看法，他开始考虑把传统的左派力量与传统的天主教力量结合起来。他在一九七七年把自己的书稿《教会与左派》偷送到法国出版。这本书为形成反共产专制的大联合提供了思想基础。

4·“我开始从政”

事后米奇尼克回忆到，持不同政见者的生活是最轻松的。

这倒不难理解，因为你既摆脱了谎言的迷惑，又走出了恐惧的阴影。你完全按照良心生活，按照信念生活。你有一种道德自我完成的美好感觉。你知道你发出的声音，尽管相对微弱，但终究在发生影响。不错，你在遭受压迫，但正因为如此，你感到自己存在的重要。另外，今非昔比，压迫已经不那么严酷，因此也不难承受。再说，整个社会的气氛大变，一个象米奇尼克这样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尊敬。

但是，米奇尼克也清醒地认识到，“持不同政见者有自身的局限性。如果到达了某一点，我还不能找出一条政治出路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索然无味的说教者，成天在那里翻来复去的讲大实话，好象那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思想。那样的话我就完了。”

在一九八零年炎热的夏天，波兰北部的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团结工会应运而生。米奇尼克立即投入，“从那以后，我不再公开为某一道义上的事而表态，我开始从政。”

以上是对米奇尼克心路历程的一番简述。在波兰实现民主转型后，米奇尼克又经历了两次角色的转换。先是当选为国会议员，由在野政治家变成在朝政治家，然后又退出政坛，专务写作与报纸的编辑，成为一个公众知识分子。不过，这种角色转换和思想演变没有多少关系，故此处不再多说。

三、感慨与联想

阅读米奇尼克的心路历程，令人颇多感慨和联想。

1·关于勇气

少年时代的米奇尼克一直把共产党看成自己的党，把自己看成党的人，所以他不害怕，所以他放言无忌。不过这里也有不合逻辑之处，米奇尼克自己后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既然我们早就知道了别人、包括父亲的朋友和亲戚的遭遇，我们早就该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那为什么我们当年在批评党的时候，没有估计到自己的遭遇呢？我们为什么会以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就不会同样的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米奇尼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此，我不妨试图给出一些解释。

首先，我以为这是出于以己度人的人之常情。正如米奇尼克所说，尽管他当初已经认识到共产党的许多错误，但主观上还并没有所谓反党的动机。你不对党有敌意，你就不容易充分估计到党会对你有敌意。一般人常常弄不清什么是敌人，他们常常把他们恨的人当作敌人，但其实所谓敌人，不必是你恨的人，而是恨你的人。

另外，极权专制不同于传统专制。在传统专制下，臣民还多少有一点批评的空间，专制者有时还不得不下“罪己诏”；极权专制则连这一点空间都取消干净。如果你只知道共产党的专制性，但还不知道它的极权性，你就有可能留下和当初米奇尼克一样的盲点，误以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不会同样发生在自己身上。

米奇尼克说，他早年的反抗纯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要是我们知道百分之九十五的波兰人所知道的，我们就不会那么勇敢了”。的确如此。早期大部分反抗者的勇气是来自天真，无畏是出于无知。例如中国五七年的右派，十之八九是中了“阳谋”，本来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并不是要“向党进攻”。是故，许多早年的反抗者，当他们不再天真不再无知，他们也就不再勇敢不再反抗了。

可是，当米奇尼克从小牛长成大牛，几次被老虎咬伤，但依然英勇无畏，一如往昔，可见米奇尼克上面那句话也只是一面之词。

勇气这东西，部份来自先天，部份来自后天。在后天中，早年经验又很重要。勇气象肌肉，是练出来的。但若一开始，负荷量就大大超过身体的承受力，其效果便可能适得其反。共产制度下的人，大部份都变得很怯懦，有的是压成的，有的是吓成的。米奇尼克由于出身红色家庭而比别人更幼稚，目睹恐怖却未受惊吓。另外，他又成长于非斯大林化之后的波兰，虽然小小年纪就屡遭迫害，但迫害的份量比先前已大为减轻，所以他的勇气非但没有被压垮，反倒因之而增强。

米奇尼克的这段故事如果发生在同时期的中国，至少得判十年八年。在文革前，张郎郎和一帮少年朋友组织过一个名叫“太阳纵队”的文学沙龙。和米奇尼克们相似，张郎郎们也是出身革命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事后张郎郎也问过自己，既然当时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环境，对写诗搞文学的危险性“也有所觉察，但怎么还那么胆大包天呢”？张郎郎也同样归结为“初生牛犊不怕虎”。虽然从父辈的私下言谈中，张郎郎也知道了一些诸如延安时期文艺界内部斗争的残酷与荒谬的故事，但“年少气盛，不但不怕，反而觉得搞艺术的人就得有这么个气魄”。要说思想上的离经叛道，“太阳纵队”——那毕竟只是文学沙龙——比“矛盾寻求者”差得很远，但张郎郎后来的命运却是被判处死刑，几乎送命，另有成员自杀身亡。

2·关于波共

这就有必要讲一讲波兰共产党的故事了。

借苏共二十大的东风，早在一九五六年，波兰就开始纠正斯大林时代的极左路线。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本是党内高层机密文件，但波共政治局的一些人却公开翻印了一万五千份，还直接送交西方记者，惹得赫鲁晓夫都很生气。该年六月，波兹南爆发工潮，示威者冲击当地公安局和党委会，放出政治犯。波共当局下令镇压，酿成流血事件。

波兹南事件使当局深感改革的必要，于是大力改革领导班子。这年十月，波兰的邓小平——哥穆尔卡，在结束了五年的监禁生活后，在万众拥戴下当上了波共第一书记，从此开始了所谓“波兰的十月”的充满希望的新阶段。这比起“中国的十月”（一九七六年十月）早了整整二十年。

在这时，波兰已经着手进行经济改革，领导改革的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在政治上，一九五七年一月进行的新的议会选举，开始实行了差额选举制（早于中共十三大整整三十年），而且还公布了投票结果（今天的中共做到多少？）。意识形态控制显着放宽，人道主义的研究勃然兴起，一些深刻反映具有重大政治敏感性历史事件的电影公开上演，在国际上都造成相当影响。

可是很快地，自由化趋势遭到哥穆尔卡的压制。先是反知识界的自由化，随之而来是压制大学生，最后则是同工人发生冲突。一九七零年冬天，由于经济改革引发物价上涨，导致大规模工人罢工，罢工遭到了镇压，但哥穆尔卡也随之下台。

新上台的盖来克执行了一条比其前任更改革的路线。波兰的经济确有好转，人民的生活也明显提高。到了七十年代末，波兰已成为中度发展国家。在政治上，盖来克几乎每天会见群众代表，并四处视察。政府的“透明度”大为提高，老百姓都知道，政治局每个星期二召开会议并发表公报。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一批非官方出版物（油印、复印），也出现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的组织。当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会打压，一会不管。在团结工会兴起之前，波共的情况大抵如此。

有人说，现在的中共已经很开明了，改革也搞得很不错；因此再去要求什么自由民主就未免奢侈，不知足。让他们和二十年前的波共比比吧。在苏东波过去十年之后，中共的一党专制还没有结束，有人说是因为中共的政绩更出色。其实分明是中共的专制更恶劣。天下的共产党专制都是靠暴力维系的，哪里的共产党越开明，哪里的一党专制就结束得越早。

3·关于反共

米奇尼克在领略到共产党的厉害之后，还要坚持反抗。这又是为什么？

米奇尼克写道：“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共产主义？为什么我们甘愿成为受压制的少数派，而不愿意加入所谓大多数在极权专制的世界里讨生活？”

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米奇尼克说，共产主义是谎言，而我们追求真理；共产主义意味着驯服，而我们坚持独立；共产主义是奴役、恐惧和书报检查，而我们要求自由；共产主义摧毁传统，而我们认同传统；共产主义是不公不义，而我们相信公平与正义；共产主义是掠夺，是懒惰，是贫穷，而我们追求理性、效率和繁荣；共产主义压迫宗教，而我们主张良心自由。总之，不论你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不论你是喜欢社会主义还是喜欢资本主义，你都应该反对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够形成反对共产专制的大联合，道理即在于此。

米奇尼克坚决反共，但是他不同意把共产主义学说仅仅视为一派胡言。诗人米洛兹讲起，有一次他对一个西方人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力的思想理论。对方立刻指责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诗人对此大不以为然。米奇尼克深有同感。他补充道：“谁要是说马克思主义除了恐怖就再不是什么东西，就证明谁不能理解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经历和别人的痛苦。”

我想，米奇尼克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经历。象他这样聪明勇敢的人也一度迷恋过共产主义，可见那套理论本身绝不简单。我们不愿意我们千辛万苦思考探索的那段精神历程，到后人手里只变成一个简单化的武断结论。共产主义恶梦已经过去，我们需要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如果只是简单地把这一切说成是愚蠢，那并不能使我们由此变得聪明，而只会使我们陷入另一种愚蠢。

4·关于六八年人

对米奇尼克而言，六八年是难忘的一年。我们知道，就在这一年，在西方也发生了学生造反运动。二十年后，米奇尼克有机会和当年美国的、法国的学生领袖交谈，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感。米奇尼克总结道，虽然当年彼此的抗争目标和抗争手段都不一样，有的还互相对立，但仍然惺惺相惜，因为同是六八年一代人，我们毕竟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反权威。

无独有偶，国内学者朱学勤也提出过“六八年人”这个概念。不过，朱学勤笔下的“六八年人”是指当时一小批较早摆脱狂热，对文革开始进行某种批判性思考的青年，不是统指所谓红卫兵一代。

近些年来，海内外都有一些老三届或当年红卫兵与造反派致力于中国的文革造反运动与同时期西方学生造反运动的比较研究。我的一个老朋友以任之初的笔名写了一本书《红卫兵与嬉皮士》，提供了不少有趣的材料和中肯的分析。

我还读到过作家张承志（当年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和它的命名者）的一段话。他强调红卫兵运动的青春性和叛逆性。他写到：“应该说，不是法国五月革命的参加者，不是美国反战运动的嬉皮士，是我们——我们这一部份坚决地与官僚体制决裂了的、在穷乡僻壤、在底层民众中一直寻找真理的中国红卫兵——才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象征。”

据我所知，不少人至今仍强调文革的所谓反官僚体制的积极意义，对毛泽东身为最高统治者却又主张不断革命、造反有理总有些敬佩。这些人不知道，大独裁者都是不喜欢官僚体制的，虽然他事实上又离不开官僚体制，正象大资本家不喜欢中间商、但又离不开中间商一样。一个人不断地造反、反叛权威，其逻辑后果是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是让天下只留下自己一个人的权威，是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还能有别的结果吗？

红卫兵运动貌似反叛权威的运动，其实，它恰恰是权威主义的运动。就象“毛主席领导我们反潮流”这句悖论式口号所揭示的那样，它是在权威的指挥下释放某种青春反叛性，因此当然是被扭曲的反叛性。红卫兵自称“毛主席的红小兵”，注意这个“小”字，它不是指职位低下，不是“小官”的小，它是指幼小，表示对一个“大”的依赖，并以此为荣。

至于对所谓底层民众的崇拜，看上去象是民粹主义，其实还够不上。六十年代的中国，谁最是底层民众呢？黑五类。毛思想的最荒谬之处在于，先是以被压迫者的名义打倒原先的所谓压迫者，从而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大的压迫者，但同时还要垄断着“被压迫者”的美称，另一方面，则是使别人成为最悲惨无助的被压迫者，但同时还背着“压迫者”的罪名，以便进一步加强对别人的压迫，并把它叫做“反压迫”。

米奇尼克对西方的六八年人有相惜之感，但他并不赞同他们的很多观点。譬如说，他坚决不同意把西方学生抗议美国人的越南战争和他们抗议苏联人入侵布拉格这两件事相提并论。他的导师、克拉克夫斯基干脆指出，西方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带有法西斯倾向。

四、在民主运动中

1·自我克制的革命

米奇尼克是一位杰出的民主运动战略家。他审时度势，为波兰民运提出了一套“自我克制的革命”的理论。

考虑到共产党力量的强大，尤其是还有东邻苏联的虎视眈眈，米奇尼克深知，波兰的自由民主不可能一步到位。他认为首务之急还不是建立民主，而是赢得自由；不是向共产党夺权或是分享权力，而是限制共产党权力的范围，是在共产党政府之外开辟出一片自由的活动空间，建立起真正的民间社会。

关于自由优先的思想，关于民间社会的思想，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早就提出过，因此并不新颖。但是，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们能把这种思想运用于极权社会中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那无疑是个创举。什么叫独创性？独创性并不是无中生有。独创性就是在前人的成果上又向前跨出一步。

团结工会不是共产国家中第一个独立工会，但它是第一个迫使当局承认其合法存在的独立工会。人们爱谈论“第一”，由于共产专制只手遮天，它能把最初的抗争消灭得不留痕迹，因此，我们所能知道的种种“第一”，其实都不是第一，而是“第N+1”。包括最近国内的组党活动，有人说这是第一，以前只有秘密组党，公开组建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党，这次应是第一。这些朋友忘记了，如果不是有人公开组党遭到镇压，后来者何苦转入秘密？

团结工会成立的那天，米奇尼克并不在场。他本来是想劝阻工人们不要急于成立工会的，因为他耽心当局会镇压。当他正打算从华沙赶到格但斯克时，却被当局扣住。于是，工会就在没有听到他的意见、又出乎他的估计、但绝非违背他的理念的情况下破土而出了。

由不同政见者转变成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家，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因为这两种角色有不同的要求。米奇尼克说：“俄国人建立了一个高度发展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化，其中有两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他们是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但是他们的观点不能从道义上转移到政治上来。”“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不是政治性的，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政治就不同了，政治总是需要妥协的。”

有些品质对不同政见者是必备的，也是高贵的，但对于政治家却完全不适用。“突然，要取胜这一点变得十分重要”，而不同政见者的崇高之处恰恰在于他不在乎成败。一个因为坚持自己主张而不惜走进监狱的不同政见者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一个因为坚持自己的策略而使运动遭到镇压的政治家却只能是蹩脚的政治家。

另一个问题是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作为不同政见者，你不怕群众不理解不追随；但是作为政治家，你必须要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孤家寡人可以是不同政见者的骄傲，但却是政治家的失败。身为不同政见者，你自己坚信你是在代表人民讲话，但是，除非人民认同你的讲话，否则，你的自信、你的自我感觉良好在政治上就没有什么意义。另外，如果大多数民众虽然在暗地里赞成你的主张，但慑于专制统治的淫威而不敢公开地站出来支持参与，那同样于事无补。所以，作为民主运动的政治家，你还必须在激发起群众道义热情的同时，考虑到群众的风险意识，找出一种能让他们切实投入的办法。在这一点上，团结工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2·米奇尼克与瓦文萨

对手常常比朋友看得更清楚。雅鲁泽尔斯基正确地指出，瓦文萨、米奇尼克在战略上是鹰派即激进派，在策略上是鸽派即温和派。用瓦文萨的话：“我激进得很，但我不想找死。我非赢不可，我可不愿意输。”

说来也有趣，米奇尼克与瓦文萨虽然在战略上和策略上都很一致，但两人的关系一度搞得很僵。团结工会运动虽然是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保卫工人委员会多年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主体毕竟是工人，因此，作为工人领袖的瓦文萨便有些自大，不大瞧得起知识分子异议人士。再有，波共当局拿着庞大的工人群体不好办（就象八九期间中共当局拿着庞大的学生群体不好办一样），于是就用抓“幕后黑手”的策略，挑出库隆、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重点攻击，说是只有和这些“黑手”划清界限才肯和团结工会达成协议。瓦文萨一来是避免对手抓把柄，二来是趁势强化自己的地位，也采取了一些小动作排挤米奇尼克等人。这让米奇尼克很恼火。事后瓦文萨说的也坦率：“站在你的位置，碰上和我这号人打交道，如果我是你，早把别人打破头了。你这人很君子，我的头还好好的。”也许是身为“老革命”却受排挤之故，那时，米奇尼克很不相信瓦文萨，疑心他向共产党让步太多，到头来把团结工会弄的和共产党官办工会相差无几。直到当局突然袭击实施军管，瓦文萨和米奇尼克一道被抓，这种猜疑才冰消雪融。米奇尼克说，那以后，我和瓦文萨好得象同性恋。

瓦文萨堪称政治奇才。他老谋深算，冷静清醒。团结工会赢得合法存在，一位西方记者问，你们干嘛不改为政党呢？他说不愿意，“既然可以用锤子敲，为什么非要用脑袋撞”？记者说，今天的波兰，最惊奇的是人民已经毫无恐惧。你同意吗？瓦文萨立刻警觉起来，他说：“等等看……我听说有一种海洋动物会游到沙滩上自杀。我有点怕。可能我们也在干着类似的傻事。你不能不顾现实，自我陶醉，不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错误。万一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不幸的是，许多团结工会的人让胜利冲昏了头脑，结果遭到波共当局的重重一击。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全国戒严，实施军管，取缔团结工会。

团结工会运动遭到严重的挫败。米奇尼克也被捕入狱。一年后他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波兰的教训，文中讲到团结工会内部的两派之争，在后期，运动开始失控，温和派不能掌握形势。尽管在两派之争中，“很难说哪种声音占上风，不过激进派的嗓门更大。常常是那些来自大工厂的年轻工人，迫使团结工会的头头们采取更激进的步骤，结果是越来越收不住，尽管瓦文萨和库隆好几次都想收。”

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团结工会进行了顽强的、坚韧不拔的抗争，终于在八年多后，再一次使波共当局坐上了对话席，开始了解束一党专制的胜利进军。

一九九二年四月，米奇尼克和雅鲁泽尔斯基进行了一次长谈。由于雅鲁泽尔斯基同意召开圆桌会议，朝野双方共同推动民主转型，米奇尼克原谅了雅鲁泽尔斯基。他俩已从冤家对头变成了朋友。

这次对话十分珍贵。因为在这次对话中，两个先前的对手各自交换了彼此的想法。这在雅氏方面尤其难得。你几时读到过一个专制者吐露心声呢？

五、两个前政治对手的对话

1．雅鲁泽尔斯基其人

说来颇有讽刺意味，反共的米奇尼克出身于共产党家庭，父母都是老党员；波共头号人物雅鲁泽尔斯基却是出身黑五类，出身地主家庭。如果说，早年的米奇尼克由于以共产主义接班人自居而不怕共产党，不知利害地批评共产党，到头来变成反共的异议人士，那么，雅鲁泽尔斯基的情况看上去正好相反，雅氏是由于从小就怕共产党因而忠于共产党，以至于最后成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准确地说，雅鲁泽尔斯基对莫斯科是既害怕又忠诚。和他的许多同时代的军人一样，雅氏崇拜苏联，既崇拜苏联的理想，又崇拜苏联的强大。雅鲁泽尔斯基不是不知道共产党的严酷无情。在二战期间，雅鲁泽尔斯基还是少年，由于父亲的问题，一家人被苏联当局强行下放到西伯利亚，他的父亲死在那里，母亲和姐姐差点被饿死，雅氏本人，也由于受西伯利亚长年白雪的刺激而伤了眼睛，以后一直戴着黑眼镜，并由于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留下腰病。

现在的人恐怕已经很难理解，既然雅氏早年就深受共产党迫害，怎么还不反抗，怎么还会忠于共产党呢？其实这种情况在当时相当普遍，很多人都是对共产党既害怕又忠诚。对很多人来说，这两种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感情非但没有彼此冲突，反而互相强化，越忠诚越害怕，越害怕越忠诚。

在《君主论》一书里，马基雅维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身为君主，“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因为畏惧常常意味着憎恨，不过“一个人被人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这是可以很好的结合起来的”。有些当父母的，就能够使小孩子对他们既爱戴又畏惧。

共产党曾经做到了这一点，斯大林、毛泽东曾经做到了这一点。问一问那些老革命、老干部，有几个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既畏惧又爱戴，既害怕又忠诚呢？

分析起来，这种敬畏心理的形成并不复杂。一方面，他们相信共产党的事业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为了事业的成功，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和统一的意志，这就需要在内部实行严格的纪律并随时清除敌对思想和敌对份子。他们何尝不知党的领导人也是人不是神，因此也有可能犯错误，有可能冤枉好人，甚至自己都有可能成为错误的牺牲品，但即便遇到这种情况，党的统一仍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个人就该逆来顺受，个人仍然无权反对党。

正是在这种自觉自愿的绝对服从的基础上，一个强大的党机器就出现了，而高居于党机器顶端的领袖，也就因此而获得了绝对权力。党员们忠于领袖，因为他们把领袖视为事业的化身，党员们又害怕领袖，因为领袖随时可以把自己压成粉末。他们越是害怕自己被领袖镇压，他们就只好越是向领袖表示忠诚；他们越是向领袖表示忠诚，他们就越是赋予领袖更大的力量，从而使自己越是陷于孤立无助，因此也就越是害怕领袖。到后来，人们对领袖的迷信已经削弱，但恐惧心里却依然存在。雅鲁泽尔斯基始终害怕俄国人，据他说，这就是他要实行军管的主要原因。

2．雅鲁泽尔斯基是怎样为军管辩护的

米奇尼克与雅鲁泽尔斯基的对话，中心议题是军管。

雅鲁泽尔斯基为军管辩护，他说实行军管是为了避免苏联的武装干涉。“两害相权取其轻”，雅氏说，如果我们不军管，苏联人就会出兵干涉，波兰将沦为第二个匈牙利，第二个捷克斯洛伐克。

平心而论，雅氏的理由并非全无根据。团结工会的兴起，在共产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恐慌。捷克和东德的共产党头头先后发表讲话，声称对波兰的“反革命活动”绝不能坐视不理，任其发展。苏联的勃烈日涅夫多次向波共当局施加压力。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云集波兰边境，以演习为名行威胁之实。我们知道，早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时，勃烈日涅夫就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论”。按照这套理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同属于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因此，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都是有限的，任何一个国家出现了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逆流，其它国家都有权利、有义务去干涉，去制止。雅氏强调，问题还不在于苏联人是否已经下定决心要派兵干涉，问题是一旦苏军入侵，后果不堪设想，“这个错误我们犯不起”。

但是，雅鲁泽尔斯基的辩解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在当时，苏联人自己的处境就十分困难。新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对苏态度相当强硬，而美苏两国间的实力差距也比前些年要大得多。一场侵占阿富汗的战争就已经使得俄国人身陷泥潭难以自拔，波兰是东欧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俄国人要下决心武装干涉，真是谈何容易。

再说，团结工会运动是一场自我克制的革命。在八零年八月的格但斯克协议上，团结工会方面作出了两个重大妥协，一是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一是表示不脱离华约。这就在争取最大自由的同时，尽量避免给共产党镇压和苏联干涉留下口实。因此应该说，在当时，苏联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并不大。

米奇尼克进一步指出，就算波共实行军管客观上避免了苏联入侵的危险，那也只好比一个窃贼从水中救出一位女士，他不是为了救出女士本身，他是为了取下女士脖子上的金项链。米奇尼克认为，波共实行军管的直接动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权。

雅鲁泽尔斯基承认，刺激他们作出军管决定的直接原因是出于保护政权的考虑。他一再提到团结工会方面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的Radom会议，在这次会上，连瓦文萨都讲到“打倒共产党”，这使得当局大为震惊。后来，波共当局在广播上多次播出Radom会议的录音——当然经过官方的剪辑，用来为军管作辩护。

雅鲁泽尔斯基对米奇尼克说，有时他自己都纳闷，当时他干吗不跳上飞机，找到瓦文萨，劝告他冷静点呢？米奇尼克说，“打倒共产党”这句话只是说说而已。雅氏抱怨道，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下那只是说说而已，让我们知道你们并不希望硬碰硬。“不过”，雅氏说，“我不可能去找瓦文萨，就是去了也没用。我知道瓦文萨当时在工会中的地位已经被削弱——他后来在自传里写到这一点，他不可能不作出强硬的姿态”。

“可是”，米奇尼克说，“据Kiszczak将军说你们在两个月之前就作出了实行军管的决定”。

雅氏回答道：“我们只是在技术上作好了准备，但是还没有到必须按电钮的地步。”后来，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包括苏联方面的压力增高，整个气氛越来越紧张，这样他们才迈出了这一步。雅氏解释说，起初，他们也试图先采取缓和一点的措施，首先下令禁止罢工，如果这招不灵，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不过有人耽心，如果团结工会不理睬罢工禁令，发动总罢工以示抗议，当局就只有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措施，所以还不如一出手就强硬些。雅鲁泽尔斯基说，当他决定按下电钮时，他得到了同僚们的一致支持。

雅鲁泽尔斯基认为，军管这件事要从两个角度去看。第一，军管是否可以避免？如果不军管，情况又会怎么样？第二，军管是怎么贯彻的？它造成了什么后果？雅鲁泽尔斯基说，他下令军管是不得已，是两害取轻，但是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连他也认为太过份。他还说：“我承认，在军管后，我们没有勇气再开展对话。毫无疑义，我们本来是该早一点恢复对话的。”

3．米奇尼克的反驳与应答

认真研究雅鲁泽尔斯基的辩护词，你会发现要驳倒它还并不那么容易。我想，关键的一点是，后来，雅鲁泽尔斯基又同意与团结工会谈判，并共同开始了波兰的民主化。有了后来的这件好事，连带着也就使原来的那件坏事显得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坏，好象还真的是情有可原。

米奇尼克指出，如果说在下令军管时，你得到了同僚的一致支持，那正好说明你们在维护专制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证据可以显示出你们之中有谁想到过放弃旧体制建立新秩序。

米奇尼克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不错，在军管前夕，团结工会运动内部激进派越来越占上风，但是这里的激进派，无非是不满足于已有的自由，还进而要求民主罢了。所谓“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也绝不是要用暴力推翻，而是希望通过民主选举赢得政权。团结工会没有作任何暴力革命的准备，这一点共产党也是很清楚的。

当时的波兰，国家与社会呈尖锐的二元对立：国家（即政权）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社会却已经是民主派的天下。连米奇尼克这种“自我克制的革命”的倡导者也忧心忡忡，生怕共产党搞“秋后算账”。毕竟，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共产党从来没有向民主力量作出过实质性的让步，现在，团结工会之所以能够享有某种自由的空间，完全是他们奋力争取的结果，当局方面的让步则完全是被迫做出的，很可能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一旦让运动停止下来，当局难道不会反攻倒算吗？

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自我克制的革命”取得空前胜利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种革命的最大困难。依照当时的内外形势，团结工会只可能赢得一场有限战争，事实上，他们本来就只打算赢得有限的胜利，而且，他们已经赢得了有限的胜利。问题是，因为胜利的有限性，总是显得很不可靠，总是让人觉得芨芨可危。共产党方面也有同样的不安全感。共产党方面唯恐让团结工会趁势夺了权，团结工会方面则唯恐让共产党搞反攻倒算。双方本来都未必有进攻的意图，团结工会并没有指望马上民主选举赢得政权，共产党也没有打算消灭团结工会复辟极权统治；但是为了自保，双方都表现出某种进攻的姿态。这样一来，冲突就很难避免了。

冲突是可以避免的，米奇尼克说得对，只要当局明确作出民主的承诺。关于苏联入侵的疑虑问题也是一样，因为团结工会也同样耽心苏联人找到借口出兵。为了避免这种最坏的可能，团结工会完全乐意和当局达成协议。米奇尼克对雅鲁泽尔斯基说，如果你们向我们坦诚相告：喂，伙计，别走得太远，否则苏联人就要打我们了，而我们打不过苏联人。可是，你们从来不用这种语言和我们说话，你们总是用旧的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说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说什么要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这只能让我们认定你们还愿意当莫斯科的代理人，还愿意复辟极权统治。简言之，如果你雅鲁泽尔斯基在当初就用现在这样的语言和我们对话，讲明你的苦衷，表明你确有政治改革的意愿，一切都好说好商量，有什么困难解决不了的呢？

军管造成的悲剧是不容否认的。米奇尼克说：“你问我该怪谁，对此一问题我有不同的答复。”

第一个答复：米奇尼克在下令军管的当天发表声明，愤怒指责共产党是强盗，是罪犯，你们打从一开始就妄图镇压我们。

第二个答复：米奇尼克对库隆等朋友讲起过，也该怪我们，我们错误地判断了形势，我们以为共产党还会作出更多的让步。共产党下令军管当然是共产党的错，但是我们事先没有估计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错。

第三个答复：在一九九一年春天的莫斯科，米奇尼克告诉俄国的民主派：“你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和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因为俄国要是实行军管，连西方都会支持他。”米奇尼克反复劝戒他的俄国朋友：“你们千万不要老想着你们自己多正确，老想着你们是如何的有决心坚持你们的立场。”米奇尼克说：“那时，我讲出了以前我从未讲出的话——对于波兰的军管，我们这一边也有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未能创造出一种对话的语言。如果一种妥协破裂了，各方都是有责任的。”

4．要成功，不要成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