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法学家，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清华法学》主编、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其研究领域主要是法理学、西方法哲学、宪政理论和儒家人文主义与法学。

1.

不幸遭逢历史的垃圾时间，身处阴阳莫名之境，被迫箝口封喉，而周遭道路以目，举国一潭死水。——此时此际，书生该当何为？又能何为？而居然会有所为？此非大转型尘埃落定国族，太平盛世关于社会难题的心理纠结，抑或基于厌倦、恶心与存在的庸凡和餍足，而反者道之动一般悠然不能自已的对于生命境况的书斋形上设问，更非血脉偾张的狂飙突进落幕后“希腊式休闲”（otium graecum）之颓废的宁怡。毋宁，其为法日斯僭主暴政之下，密不透风的铁桶之中，一个“充满尿骚味的水泥笼子”里，当下切己的存在本身，一种表诸为日复一日的“被生活”之生活现状的生命状态。其之活生生，冷清清，凛森森，就在目前，就在身边，就在自己身上，逼迫着当事者无法回避，必得直面迎应。有所思，有所为，可能，也会有所避，有所惧，直至做个缩头乌龟，但绝对不能降志辱身，丧失底线，则所为、当为与能为，其向度、路径和现实可能性究竟何在？徊惶于祸福，辗转在生死，跌宕乎灵肉，拿捏得失，衡估利害，选择趋避，而心魂徜徉于此岸与彼岸，除非卖身投靠或者陷入殊绝的沉默，否则，书生不进牢房就逼居墙角，无以措手足，那么，真的又能怎样呢？！

还是要说话嘛！朋友，首先和终究还得开口，哪怕讴哑难为听也。一日还能说话，就一日绝不闭嘴。此为书生之为书生，而书生事业就是书生事业。进而，不平则鸣，斯为人声，而活着期期为人生。其内在脉络在于，所谓“书生”这一自我选择的定位本身，就已提示一种形上超越，表明了一种道德紧张，而将身心交托于必当尽责之志业。志业意味着不是简单的职业，毋宁，安身立命的天职及其召唤。虽说秉性而言，生命生来就一路奔趋于性命，循此进境，有望承受启蒙和启示，但必须经此自觉之洗礼与洗礼之自觉，从而意识到何谓担当并所有担当，这肉体浑成的身体才涣然而为人生，人生方始期期于兑现生命，进而，受此爱欲鼓荡的生命意志才可能登堂入室，孜孜于恪尽天命。就是说，当此之际，“哪有先生不说话？”，说话是恪尽本分的职志，更是应召奔趋之天职。不是别的，正是思与言，使得书生之为书生，而身体之为活泼泼之生命，生命进而为性命也哉！

正是在此，诗歌是一种天赋异禀的言说方式。愤怒心灵的呐喊、不幸命运的呼救、孤回个体的质疑、苍郁高古的肃穆、人子跟天地的私语、时空广元里的苦涩和悲悯，——凡此种种，经此语言的最高形式，也就是精神的至纯状态，于灵府锻炼成型，一并交付于原始性的澎湃，次第落定在洪荒性的苍茫，湍荡承托于坚韧不拔的爱之砍伐，排浪般迭涌为秘使性的史记式啸傲，而终究星摇月动，天籁萦回，总体性地展现为捧着自己的头颅朝天飞奔而去之太阳自燃般的壮烈。

此之谓诗也，所谓“仓颉式气度”与“亚当型巨匠”，是为大诗！

首先，诗咏的天赋秉性在于彰显语言和情感的私人性（化），以反抗其国有性（化），而使得不开口则已，一开口“说话”便特具异禀，仿如日月破空，而漫天寒雪中一支烂漫。换言之，诗咏的私性特征正好有助于抵抗将活泼泼、性灵灵的个体概作平均值的大众笼统，特别是动用国家话语之偷梁换柱式的泛泛概括化，也就是虚无化，旨在抵抗经此一般化处理而消弭其异端特质的国有性（化）图谋。此在红色帝国党国一体的压迫性话语体系独霸天下之际，尤为凸显。普天之下，要是没有任何异端和异端性的喘息之机，何来精神的孤绝超越；政治大一统之绝对排斥异端不仅致令万籁俱寂，也等于斩截了滋养文明正统的活水源头。就此而言，诗人以其天然的异端性，蔚为人类大家庭中最为体己的外人，诗咏因无不发自一己深心，所以注定只能是旁白，却又一骑绝尘般澎湃着时代黎明的潮声。既然生命并非一次偶然的离题，则诗咏必有其确凿的主题，生命的政治因着政治的生命之托付，这才兑现其语言的公民本质。而诗咏澎湃的后面是思潮汹涌，诗思激越只因冥冥深幽的情思煎熬。从而，诗咏彰显个性的修辞作业本身就是在捍卫个人自由，也就是对于人本身的保卫。

可能，在所有的人类精神活动中，诗咏是最为典型的私人行为，它的私人性甚至超过了性爱，或者，绝不亚于性爱。毕竟，“表达器官属于个人”。置身天地之间，晨朝夜半，一己的心灵悸动，应和于大千律动，发而为歌，适为人声，而人言言殊。但是，既然诉诸言说，表诸字纸，则心灵与山河的私语便会进入公共交谈，必然引发同情共感，如同广场宣谕之产生公民后果。也许，卿本无意，而伊人神会，何况所有的诗咏发乎灵府，无不含蕴着基于普遍人性的悠远而深沉之寄托。它们洒向人间，以最具个性化的言说代传普遍心声，用一首诗拥抱世界，并因此而成为世界本身，在接受语词的投诚时也将自己全副交托语词，其情形，其始终，恰为将近两个世纪前英国诗人华滋华斯所谓“以不动而恒动之”（eternal activity without action）。

因而，诗咏阐扬情感的私人性（化），捍卫语言的一己表达方式，不仅是弘扬私我的自我实现，而且，是一种自我启明的修习进程，也是以自我修习而与环绕的和声之相互砥砺的公共进程。而无论是关于真伪的辨识，还是对于正义的追求，绝不可或缺此一公共进程。也正是在此，较诸哲思，诗咏也许是更为坦诚而直率地接近真理的方式。进而，因着托付于语言的可交流性，也就是公共性，使得诗咏更是对于一切压迫，而首先是对于来自国家暴力的反公民性与庸众平均化倾向的冲刺式抵抗。尤其是在本文语境下，诗歌的无羁天性与现代党国一体红色极权暴政的非人性化与反自由的本质正面相撞，后者展现道统的部族仪式宣布轻重缓急皆有制式，并就此锁定了韵律，而诗咏，正是诗咏宣告人类的心跳自有其节奏。考虑到极权暴政“征招仇恨，并体制化痛苦”，如见证者所言，将这两种人类情绪收拢为独占性的“国营事业”，则诗咏歌颂爱与欲，赞美对于邻人的善意和开放的包容，也就是情感的私人性与私人情感的自然性，因此，不仅是对“国营事业”的一种对冲和抵抗，向存在本身发出警醒，更是在身体力行地践履一种人道与政治的生活之际，敞开而非锁闭了生命的多向度可能性，也就是人道地常态生活的必要性。

反面而言，没有气冲交漠的自我语言——真正的母语，也就是故乡——的诗篇难言好诗，而贫瘠和惰性的思旅难为诗思，不敢追赶“出走的自己”的修辞都是赘余，更不用说，附庸之恶的巨人症精神侏儒，他们曾经将人类比作“臭虫”、“牛鬼蛇神”或者“黑五类”，只会诞下敌爱、反人类的不堪的嘈杂。换句话说，假如控诉者即便在指控时还仍然只会使用被控诉者的语言，对此毫无自觉或者无力自拔，那么，除开表明其致思之旅仍然羁縻在压迫者设定的精神窠臼之中打圈圈，更意味着丧失了免于毁灭的最后堡垒。——语言为我们建造的让我们之为我们的藏身之所。正是在此，不仅是我思、我言故我在，而且是，也唯有我这样思、这样言，故我在，也才真在。也正因着“这样”思与言的赋能高下不等，所以在与不在的成色有别，而所彰显和实现的无不为斑斓崎岖却一般无二的普世人性。

其次，诗歌文本不仅是个体的一己心路历程，也是“我们的时代”的共同传记。从根源上来说，就在于存在本身的悲喜交加及其荒谬性，尤其是有死的生命本根上注定的悲剧性，这个熙攘世间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柔情蜜意，让人恨不得生死以之，却总是伴随着决绝的冷酷无情，其祸福旦夕，其生灭无常，令霜晨泪落俱为手足之同情共感，而草木惊心道尽了人族的蜉蝣苍茫，更因其旦夕无常而必须做出庄敬承诺。更何况，万物的秘密冥冥中经由诗咏流泻，命运的心事里珍藏着人类的心史，它们面对苦难和宿命向同类与万物展现善意，决定了伟大的诗篇秉具关于人类命运的神秘寓言性，必定在经天纬地中惊天动地。

是啊，伟大的诗篇无不为寻根之旅，在寻找自己的历史进程中，穿透往世今生，而今古俱至于我心，一往情深漫漫乎移情于普世。创世说的理想春华烂漫，末世论的理念沉郁苍茫，原不过激情和理性之相爱相杀。而铁石一般的人间现实与绮丽梦想的云奔霞驰，讲述着怔忡朦胧和启示开敞的一体两面，织就了诗意葱茏的山重水复。原始的生命力悍然跋扈，时代的冲击性怵目惊心，令人性在试炼般的歌咏中愈发厚重丰饶，俱现为天人往还的情仇恩怨。它们是我们的发生论和存在主义生存状况，也是我们寻绎理念却又肉欲多端的心史与情史。毕竟，我们靠记忆存活，人类从来就活在历史中，同胞的幽灵自过去和未来不停召唤，所以记忆女神不仅是希腊神话中的诸缪斯之母，也是人类之为真正人类的母亲。而所谓的历史，朋友，其为深一脚浅一脚的旧迹斑斑串联而成的“影子的世界”，是废墟的不间断叠加，所以我们都是不同时态的废墟，又是哀复后哀的废墟检阅者。当此之际，唯有诗咏，逃脱了洪荒，俯瞰我们的命运，而藐视时间并为时间的过客人类祝福。

就此而言，诗咏表明人类的天真犹存，难怪诗人咏唱“诗歌是文明的童年”。故而，纵然动辄兄弟阋墙血流成河，但人类至今的历史依旧是“天真时期”。世界还是天地初开的那般鸿蒙，却又老迈得足够世故，处处可能杀机四伏，时时不惜以血祭奠。可一旦诗歌消失，歌诵不闻，则天真不再，便是世界陷入蛮荒而蜕至“堕落时期”之际，连血也无，只因泪枯心死。这饱经沧桑的天真啊，仿佛真如诗童所咏，“神的故乡鹰在言语”。另一方面，心灵不堪重压，总是渴盼解脱，而尘凡覆盖下的肉躯和心灵均需洗涤，则没有哪一种方式较出神的自我缺席状态更能达臻此效。某种意义上，诗咏使得“我”让“我”放空，或者“此刻”被“此刻”悬置，可能就那么一会儿，甚至就只有一刹那，但是，仿佛平憩于林泉而熟睡的婴儿，我们因此洗濯而回归自然之子的简净，我们因此简净而复享红尘万丈里的宁怡。

想一想吧，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征伕仰头一声吼，那积郁既久的多少辛酸和不平，尽倾于无奈与豪迈，抑或，跟命运好歹讲和却继续頡颃之玩世不恭，适为诗思涌发为情思，情思诉诸讴哑，讴哑将顿挫的人生略微抚平。他是自然之子，是一切伪浪漫的对立面，在裸陈天地之恩和人族之爱的同时，更讲述了其为天地受难者的人间戏剧。而呵斥与责难，拒绝友谊，不再好客，欺负异乡人，敌爱，俱为堕落。就此不妨说，诗咏的国度是天真的城邦，诗咏是应和着心悸的童话，也是人族拒绝堕落的白日梦。——好一个白日梦！据此更可断言，不闻诗咏鸦雀无声的国度是堕落的，不许放歌的国度不论如何标榜，也只会是蛮荒之地。其间缘由辗转，就在于这个世界满目疮痍，而人世自打诞生起就已经千古溃疡。人性神伤于自己的阴晴圆缺，却只能眼睁睁无可奈何花落去，唯真实接引而连通的终极出路，也就是退路，一座通往逃城之路，不期然而然，所有然而然，如笔者此前所述，恰是绝对而至上的唯美，一种化爱为剑、而铸剑为犁的爱之唯美与唯美之爱。其间缘由，转进一层，亦正如吾国先贤论及浮屠之教，喟言其名为慈，而实为忍，一旦情不容己，忍无可忍，“则愤然一决而无所恤矣！”所论为普世人心，又何尝不是诗咏的喷薄之道也。

是的，诗人不就是肩扛修辞而唯美至上的命运的征伕吗！哦，你是春天失传的故事的最后歌手，你又是秋天秘密的第一个耳语者，你更是在失眠的夜晚以更鼓为安葬异端的队列送行的更夫。不，你就是异端，你是异端本身，而自己为自己打更，自己为自己送葬！

由此，诗咏是时代的证词，不仅承载了千秋万代的救世梦想，而且，诗咏营造了世界，就是世界本身。歌唱！歌唱！这肉声，以天合天，求仁得仁，而恰恰指向人类的明天……

再次，诗咏以倾述来留言，致当代与后代，从而，留言既是馈语，也就是遗言。可能，在所有的人类精神形式中，诗咏是仅次于圣经层级的元典性文本。伟大的诗篇，诸如汨罗江畔的屈子行吟与爱琴海边的盲圣游方，关于浮士德的灵魂交易和失乐园的地覆天翻，堪为文明奠基的大经大法，足当千秋万世的启示箴言。其因开天辟地而秉具寓言性，还因席天幕地而仿佛卓绝乎神人交通，复因戒律般的醒世恒言令自己直接成为神圣文本，更因黑旗杀出重围的城廓而绝地求生般昭显了救赎与自我救赎的万古惨淡。可也正因为此，何其不幸而有幸，这一切进而赋予其遗言性，一份对于人族失望至深而又热忱至极的殷切嘱托，一种因热爱人类而不得不走离人群之回返与融入。故尔，族人们世代传诵仿如历史的敕令，跨越时空的心灵时时时含咏如手足连床夜雨，并在层累的理解和复式阐释中保持永恒的启示性。无论是天地初开时，“引动了黎明山海碰撞的连锁”，还是英雄时代联翩潮涌的梦想与荣光，抑或至暗时刻死海沉舟待掘般之劫后静谧，乃至于认得“人类的寂寞”的夤夜沉吟，伟大的诗篇如朝霞的芒刺灼伤大地，裹挟着黎明浴血降生。众生应和着音韵闻鸡起舞，伟大的诗篇因众生而于感动中神谕般引吭，似乎，并为众生引航！抑或，因其遗言性，诗歌如同墓志铭，成为生死间之今古众生的互救契约，帮我们渡越生死，而终究不免于生死。

就此而言，诗人是当世的异代流亡者，也是来自异代的当世审视者。去国无家，身心系于当世却又仿佛灵魂出窍，行脚于往古与未来，他们将喃喃诗咏当作诀别的信函，致前人，致今人，更且致后代；这普世沧桑印证了万有即乌有，纵然，“我们所有的劳役不过是祖业的重复”，满载着畸零者的累累败北，但人类的命运绝非只是虚无，所有的人子都是神子，完美之境仍然值得人类去努力，为此，诗咏为帜，唤友人，吁敌人，其皆为人也。不管是所谓外在的流亡，飘零异邦或者局处帝国边陲，其畸零身影踟蹰于长河落日，其对空绝响撩拂着大漠孤烟；或者，所谓内在的流亡，俯仰河山带砺的掌纹里之星汉迢迢，感慨生之执念早已在身陷原初绝境前便已成人性，而贫瘠若天堂。——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形之下，他们在精神的异己状态里纵情今古之天高地阔，在反抗心灵的流离失所中徜徉生死之夐古悠远。哦，这些各有缺陷斑斓的完美者，这些生前就已成为幽灵的送葬的人，他们的讴歌俱为人声，如同沉默之古老；他们的影子里蕴藏着天命，可天命从来不就是人命吗！而人寿几何，无论正午时分还是日落苍茫，阴阳各有本分，世界如其所是，恰如诗咏：

    而既被目为一条河总得继续流下去的  

    这世界老这样总这样——  

    观音在远远的山上  

    罂粟在罂粟的田里  

这是逝于生前的诗人向往世、今生和来世耳语般晓谕的寓言，也是回到前意识的时间里超脱创世与毁灭的永世纠缠而向历史的致意，你与我，他和她，在此喃喃啾啾中彼此走近，以拥抱识别手足胞谊，并终究释然于颓然地撒手。只因人子皆有故土，而人族必定流亡，所有的存在都是一场幸存，每一刻都可能是临终时分，大地花园里人类终究而言的彻底败北并不能印证神的凯旋，而日升月落、山高水远的平淡无奇翕动的创造与毁灭的韵律，坐实了多少卑微却高尚，又在赦免自己的同时，将多少罪福的无端、无辜复无奈一笔勾销。诗咏追述故土，瞻瞻其流亡，不尽怅惘，惟有祝福。况乎，人族不仅需要忍受神鬼，更要时时对付自己——自己们，而终究不得不讲和，和其光，同其尘，而终究玉石俱焚，同样，到末了惟有咏诵。所以生命需要自己的情欲，人类不能没有但丁和屈原，万般存有俱为苦海航渡的难兄难弟，“大山的囚徒”不正是驭舟“慈航”的奴隶桨手吗！诗人类神的人性和诗咏属人的神性，就这样在伟大的诗篇中天衣无缝地浑成一体；对于终极存在的形上热情反转为关于尘世悲辛的无上挂念，反之亦然。——而这一切的底蕴正是人类的爱欲澎湃、爱欲澎湃啊！爱欲啊，爱欲的诗性沉醉和热血疼痛，使得你成为一切人类意志的本质和世界的太初之元，而构成了一切立法的合法性，一切合法性的正当性，一切正当性的神圣性。之所以说诗咏自我立法，并为人世立法，而诗人是第一立法者，其因在此，而不止于此矣。

诗的空间便是历史，也是未来，只要语言的最高形式一息尚存，则为文明垫底的精髓幸存，而文化不致死绝。当此之际，虽说人兽几希，但一线天真使得终究微茫犹在。这便有光，而要有光，终究会有光，恰如都得死，死是宿命，而人皆有命。现实是，不仅人是有死性的物种，而且，显而易见，文化或者文明也是会死的，一不留神野蛮会在一瞬间返归人世，蛮族浩荡攻入了永恒之城，将理性主义进步论的历史乐观痛击得一地鸡毛。古往今来，多少文明香消玉殒如大浪淘沙，多少文化了无遗痕唯存泪痕。瀚海的百丈冰下居然掩埋着一只榆木的断桨，因为那里曾有远古的先民击楫中流，捕鱼捉蟹，画舫流觞；颓垣的灰烬表明火烧明烛，可人间几度怜花淡薄，莺歌燕舞中不知不觉已然月华浸冷。更何况，谁能想象，毒气室伴随着古拉格遽现于锦绣大地，夹边沟的尸骸竟然依旧是兴凯湖边枯槁汉子的梦中温柔之乡。当此之际，如同穿越文明废墟的风雨，诗歌作伐时间，自毁灭中化育出自己的创造，仿佛雪原冬夜炉中的火种，卑微而倔强，落魄却高贵，携七孔清风轻举高扬而大荒振袂，如淡淡月色映照着灰烬中的死色，却恰似十万八千如意莲花。诗人愣怔于人世的苦难，潜幽秘会幽冥的人性，而独悟于文明的普世苦痛，将人生的悲欣转化为一己生命的形而上学，既在为这个人世立据，更且在哀挽着滋润人文——这一种语言所承载的具体文明——之际为它命名，或者，永劫之后，孜孜萦念，为其留下一帧日暮时分的精神遗照，用一缕诗谶覆盖于民族的遗体之上。

是的，诗歌未能阻止奥斯维辛和古拉格，可能，也没法安慰夹边沟辗转泥涂的孤魂野鬼，但一个没有诗咏的世界在沦于鸦雀无声之际只会更加野蛮。之所以废墟和劫灰意象，关于文明和野蛮的人性沉吟，对于爱和怜悯的咏叹，以及对于迁徙、流亡和远方之远的怀乡思亲般竭诚向往，特别是对于大劫痛定思痛的预言式警惕，成为所有诗咏恒久不衰的主题，而一唱三叹，就在于这一线微茫实在太过微茫，必须时时温习，处处提醒，“猛踢黑暗一窟窿/成太阳”，而让太阳照耀着我们全部的情感，人类的心肠才会如解冻的土地，才会彼此照映如打着的灯笼。

否则，一朝滑落，伊于胡底矣！

而不论滋养还是存遗，只因为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所以诗咏反抗的是文明意义上被殖民的亡国奴身份及其心态，展现理解的同情而非断然的判决，借淋漓浩气为故国招魂，以普世的怜悯取代一昧责难，从而，大水汪洋中浑穆一葦航渡，在彻底无家可归的接天荒原中寻找家园。君若不解，暂且罔顾古往今来流亡者家族和现代已还流亡诗人团体的文明象征意义，请自反面回看七十五年来汉语祖邦的物象与人心之物种退化式的起承转合，顿时，全都一目了然。在此山海广袤，苏俄式共产主义的蛮族征服导致华夏的文化亡国，或者，仅剩一息迁延的几几乎亡天下，起自昨天，而犹在目前。此较苏俄本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连过来人布罗茨基事后遥看两相比对，也曾经不禁感慨系之。那承载着千载斯文的温雅汉语堕落为党国八股的杀气腾腾，下作为市井下流痞式的谎话连篇，再退化为精神奴役和政治压迫的无耻话术，而终究沦落为服务暴政的打手般的工具，在斩断文明的连续性之际，将除忆术连通于洗脑术，荼毒了几个世代的亿万人心啊！

此情此景，不是别的，恰如德国诗人所咏，正所谓“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

在此，如果说反抗国有性（化）维护的是个体尊严，那么，反抗亡国奴与被征服者身份所捍卫的则是文化尊严，而以含咏于普遍人性的普世文明价值为旨归。——诗咏的韵律让官腔官调成为笑话，诗歌与友谊的美德之血肉相连令基于阶级阵线的全面内战终将土崩瓦解，而记诵和朗读的私人活动展现了人性的温度，复活了文明的记忆，及其对于启示的开放性，使得全能的国家监控破败沦落为处处漏风、终亦必轰然倒塌的危墙！尤有甚者，诗咏所讴歌和传达的普世人性的呼唤之灵魂不屈，及其对于生命和它的复杂性的包容，在令法日斯意识形态的野蛮性和压迫性不打自招而无地自容之际，进而，在文明论和伦理学两个维度上釜底抽薪，将它所标榜的政治统治正当性的面纱撕得粉碎！

这是文野之战！涉关整个人类的品位，不分国别、族群身份和文化类型。正是在此，诗咏让人类寻找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的家族成员，人世追求在语言中安居乐业并终究会安身立命，人类有望成为人类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应当也可能成为友爱共同体。也正是在此，一种关于共同栖居的家园与分享的大地的古老含义，及其同情的崇高，也就是诗咏的古老含义。好客，友爱，善待邻人和同胞，心怀对于天下苍生的普遍善意，感悟自然而不违天意，既是基本人性，也是需要时时护持的伦理。换言之，一种道德秩序同时也是美学秩序，而诗咏的道德意义从来都因与道德的人性善好追求同其生死，这才美仑美奂。此间情形，恰如阿赫马托娃所畅想的那样：“朋友和兄弟相聚在一个单身母亲的房间，那个房间叫世界诗歌。”而所谓伟大的诗篇，面对人类生命的脆弱与坚韧，都是挟带着跨文明胸臆并彼此同情的“混血的情人”。

在本文语境下，说来蹊跷，而委实再正常不过的是，语言的公民诗咏位处边缘和流放状态，远离帝国主题，却反而赋予了自己以空间形式，而将政治中心的残暴邪恶、各有各的坏法，却又平庸无奇——“平庸的……疯子”——暴露得一览无余。从而，不仅将帝国贬斥于道义低洼，也等于将帝国及其意识形态放逐至政治和文明的双重边陲，如同大理石的断垣残壁令帝国变成了传闻。所谓边缘，不仅是地理概念，也是伦理—文明概念，更是政治概念。其为地理概念，讲述的是流亡诗人遭贬帝国边陲，进而必得离乡去国，以空间换取时间，或者，终生在祖国的荒凉内陆飘零，生死由命，存亡在天，时间就此变成一成不变的空间，时空扭结成待决人伕必得佝偻钻过的一格格囚笼，每一天的生存及其最大奢望不过是幸免于难，仿如大海上的每一秒都是与海浪的一纸靠不住的契约。其为伦理—文明概念和政治概念，意味着诗咏的长吁短叹对于帝国的疏离，诗人的神驰八极与所谓的主流叙事绝然划清界限，特别是他们和它们的绝地啸傲与帝国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如果不是针锋相对的话。进而，也正是这一边缘和流放状态所造成的远离帝国主题的政治间架，反而赋予流亡者以空间形式，甚至于时间上的偌大余裕，令苦难行吟托起了沉重的额头，意味着他们的微茫却沉重虽在大地形同虚设，却又指向极为深邃的允诺；他们和它们无比深阔地揭示出的生命此在是如此之在而不在，却又无往而不在，不正欹嵚沥落地展现出了存在本身一去不回头的漂泊性，终究，凝练成一个流亡者关于苦难的近乎神性的形而上学吗？！

由此，疏离——不管是因为外在的流亡还是内在的流亡所致，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中心—边缘”的根本否定，而“中心”最受不了的就是它刻意制造并竭力鄙视的“边缘”之不屑，从而，遭受疏离者反而由此保存了自己的本原位格。尤其是内在的流亡使得诗人自甘边缘，在仿如生前的死亡状态里冷眼侧视舞台中央的粉黛裙钗，而一刹那消隐了中心的中心性，屏蔽了当世的当代性，所谓的中心于是蜕变为它自家的自吹自擂，所谓的灼灼此刻不过表明永恒的暂时性，从而，关于中心—边缘的帝国定义就此倏忽飘散如海市蜃楼。

经此辗转，流亡者以流亡为友，流亡以流亡为自己的城邦，而边缘就是中心，就是人类此在与彼在交会的超在之在，而终究无所谓边缘，更无所谓中心，只剩下漠视一切的空无，万物唯有匍匐。中心，“凭高一笑，问君何处炎热？”哦，你在远方之远；存在，“明朝回首，天涯何处风月，”咳，你意味着永远的漂泊性。而世界观说到底是一个关于漂泊性的问题，生命的漂泊感跟出生和定居一来俱来，无可慰藉，酿造了人世本身令人忧伤而无奈的漂泊况味，漂泊性于是蔚为人间性，以及——不多不少——人性。漂泊先于话语，而话语承载了漂泊，话语和漂泊均先于帝国，并将在帝国覆亡后依旧存续；人族因漂泊而歌哭，并终究歌哭于漂泊，略如屈子的行吟：“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更何况，存在本如一羽飘蓬，从来恒为暂在，非要说永恒，则唯一的永恒便是暂时性，而这一切源自其边缘性，也毁灭于边缘性，更成就于边缘性。

“让死人埋葬死人吧！”岁月更替，逝者的声音，峥嵘大块，终于在后代——明天——的口中朗朗。

大荒啸傲、以哑默震聋喧哗的“流亡者”，就这样，变成了“归来者”。

也正是循此脉络，那位雪原高地上劫后蹒跚归来的诗奴，仿佛头戴荆冠，才会如此豪迈：

    九死一生黄泉路  

    我又来了：  

    骨瘦如柴，  

    昂起的——  

    还是那颗讨厌的头颅。  

不宁唯是。面对深刻周纳如天罗地网的文字大狱，诗咏展现了高超的语言不服从策略，语言的最高形式在此困顿挫厄中独具天缘，最终让自己名副其实。为此，需就“失声”与“失语”略作分辨。心中澎湃，文思泉涌，并且笔力堪当，实际上也正笔走龙蛇，却因身陷囹圄，或者体力不支，或遭箝口噤声，也可能自愿哑口无言而陷入殊绝的沉默，以至于不着文字，或者，“只为抽屉写作”，此为——被迫的或者自愿的——失声。当年梅公锁喉，决绝于倭寇，坚屏于敌伪，堪为一例。城头换帜后沈从文先生之不得不默，书空咄咄，击缶鸣鸣，是为又一例。陈寅恪先生回首清末戊戌已还国史，喟言“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概亦为自愿与被迫之失声尔！另一方面，心如死水，文思枯寂，以至于失去了动笔的思欲或者能力，或者纵有情思如缕，却再也无力征伐题材和体裁，思路失落，下笔万难，无法成文，所谓“笔头子不听使唤了”，此为失语。失声未必等于失语，但长期的被迫失声、自我禁锢的缄默或者异国流亡遭逢的文化孤岛般的枯寂，创作力的衰减乃至于消亡，其结果必为失语无疑，而失语的结果自然是失声。纵有此前的作品行世，但作者其实已成故人，活生生印证了何为诗咏的“今古之际”与“生死之间”。就自愿失声而言，其所展示的或为妥协，但绝非臣服。而且，纵便失声，也未必一定失语。只待春来，便笔下生花，而山花烂漫矣。昌耀归来，而纵笔驰骋，呕心沥血的文字华滋华斯，如草原五月迎风摇响的铃铎，又如滂沱雨夜的霹雳破空，湍荡蒸腾，云起雪飞，同样正好堪为一例。

转进一层来看，由此往前，在约瑟夫·布罗茨基，对于母语的依恋和反抗，让他成为了英语的“客人”，既未失声，更不曾失语，反而平添了一重天地，而天高地阔。此为不多的个例，罕有其匹，也仿佛难得复制，但却一灯孤明般地印证了人类心智和心性的无上辉煌。在某个国度的某个法学家，学术写作之路既已断绝，不仅被驱逐出同人共同体，更主要的是失去了跟本土同胞分享的任何可能性，但却以咏唱之键敲击诗弦，同样可能失声，却不曾失语，事实是绝不曾失语，只不过斗转星移般更换了一种言说形式，从而，在抵抗失声中抵抗失语。他们和它们联手，以固执决绝地反抗横加的无端，而以无所望焉慰藉了无可慰藉的无辜。——我站在我的身旁，看看屠夫究竟如何肢解我，了然于彼此“因为灭绝所以繁衍”；风雨掠过，雷电扫过，纵便是一片树叶，是的，一片树叶，每一片树叶都会于反射中做出自己的反应！

故而，所谓诗咏高超的语言不服从策略，不仅在于其委婉比兴和象征借代的经略，锦心绣口，为规避文字狱的重重设构提供了广大的修辞可能性，而且，更在于诗咏本身既然堪为语言的最高形式，则暴政的粗鄙不文对此莫名所以，一筹莫展，而将其反文明的愚蛮暴露于光天化日。如同克宫斯魔对于肖斯塔科维奇的瑰丽诡谲也只能装聋作哑，这才有旷世奇才之幸存，而大音峥嵘。它们横翔捷出于浊世沧桑，而血脉偾张地沉雄于狞厉世界，并在一代代的辗转传诵中流芳千古。想一想吧，那红高粱映血之地的百年创剧痛深，必经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外衣包裹才散知于千家万户，其为小说之道成全了讲故事的深心大愿，而“指东打西，山歌寥哉”，则诗咏之“语言不服从”，同此源流，共此患难，终亦必汇涌于公民不服从惊涛拍岸之决绝、坚忍与仁慈。

这就不能不说到前文所述之语言的公民本质和公民后果。如果言说的语境只限于所谓的民主城邦，古代的与现代的，尤其是现代的民主国族，其现代政经大局早已底定，历史似乎终结，则歌咏的一大外溢效应便是以歌咏灼痛人性，如布罗茨基所言，来逼令民主制度时刻处于启蒙状态，而于滋养共同体生活方式的人性基础的作业中，保卫民主和宪政。与此相反，置身法日斯党国暴政铁桶，每天都得面对这个史无前例的“现代巨兽”，其之荒诞而真实的情形是，“一次关于树的谈话也几乎是一种犯罪”，则边缘行吟的诗咏不仅是诗人一己关于罪恶和创伤的记忆，对于这种人种退化返祖式野蛮的切身见证，而且，诗咏展诵了已逝与在世的全体沉默者的嘱托，而势成公共告解，意味着在使诗咏自身成为公民的语言之际，并使诗人由此而成为语言的公民。而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形下，诗人是并且总是人性的牛虻，也是文明的更夫，更是社会共同体的吹哨人，而恰为帝国巨灵的敌人。由此，孤独个体的诗人与一个武备皇皇的帝国的对峙，“一人反抗全体”式的精神抵抗和道德紧张，便成了创世以来一切人文体系中不时上演的人世景观，也是孤独个体在生前的死后之最后的坚韧不拔，不得不然，所以然而然，有所然而然矣！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必须说出来，必得唱起来，低咏高啸，长歌当哭，哪怕只有一位读者，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位观众，甚至于，哪怕其声弱如游丝，踉跄着青春的口吃，但却不绝如缕，拼尽全力——全部的良知、理性和教养——只能说出一个“不”字。正是这一朝天吼，扫除了存在的非在性而赋予其温度、形状和生死之存在性，意味着吾人被迫羁于命运却又在命运之外赤身裸体的纵身一跃，表明造化之物身为时空的产儿，但却以“太初有字”为杠杆而跳出了普遍的时空，这才真的拥有了时空，而在同时用生者和死者的声音说话之际，为他们全体发声，泪眼迷蒙地悯恤了生死永恒对抗之两败俱伤。而且，正因为被屏拒于此生，而在生活之外的生活中旁观侧视此世此际的他人——一个好像自己的他人，汇聚了芸芸众生的自我——的尘凡生活，从而，仿佛过上了来世的人生，一种洋溢着温馨人间性的冰寒冥府般生活，并享受了神游于往世今生的无上自由。进而，终究而言，诗歌是溺水者的语言，诗人因自我呼救的呐喊，携语词的处子之身，赶着太阳早出晚归，反转而成怀揣天籁之通灵信使矣……

章润

甲辰桂月廿八，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故河道旁，秋意烂漫而心意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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