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苏绍智先生

苏绍智是中共党内高官（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所长、中央写作组组长、《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我与之势隔云泥，知名而不识其面。直到这天涯海角，偶结比邻之緣。

原以为一个马列所的所长，必是苏斯洛夫那种严肃古板、口风很紧的政治人物。其实大不然。他兴趣广泛，思路开阔，说话也比较随便。

他已经不再相信，党的领导有可能实行民主改革，也不认为许多流亡菁英和党内改革派推崇的 “民主社会主义”，能实现公平正义救中国。他说，即使取消了特权，职务的影响力也可以成为资源，为管理层所用。这些特权以外的利益，平等外貌下的不平等，是政治经济学的盲点……如此等等，说到哪里是哪里。即使重大话题，也说得轻松随意。

有一次说起来，他说他还是觉得，中国面临的困境，也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有关。不论具体内容是什么，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的总和，也就是凝聚这个民族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的民族，无限多元的民族，就像没有箍子 的木桶，不待外力敲打，自己就会散掉。我说我很困惑：有时候，挑战人类文明的正是某种传统文化，比如伊朗、阿富汗的传统文化，还是断了好。他说，广义的人类文明概念，不等于某种狭义的传统文化。按逻辑这是两个层次上的问题，混淆不得。我说我觉得，逻辑上各是各，实际上很混淆。比如郭沫若有文化，比没文化还坏。日本人被绑架到朝鲜，大和魂武士道都没了。强悍的高丽棒子，在北韩奴颜婢膝。也许，中国困境的出路，正在于 “‘人心不古”   。

他说，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访问时，发现以色列人对这类问题特别有兴趣，从二战前后、集中营内外的许多个案，挖掘文化与人性、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关系，已经写了很多书。他读过几本。谁的什么，和谁的什么，都很受启发。他说他觉得，以色列的强大，离不开他们对犹太教的信仰。奥斯威辛、达豪，特莱布林卡毁灭了许多人的肉体生命，却反而提升了这个族群的灵魂。那个所谓 “奥斯维辛以后无诗” 的灵魂，冷酷无情，但是不可战胜。我没读过那些书，只有点头。

在海外，他是唯一同我谈我的作品的人。我在台湾三民书局出的两本文选，没人看。万万想不到，居然他看了。意见不是泛谈，大都具体中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摊子铺得太大，涉及面太广，没说透也没法子说透。观点对不对是另外的问题，就算对也没有说服力。《艺术与政治》太政治，有意识形态先行的嫌疑，你不是反对意识形态先行的吗…… 如此等等，都很对。他说他最喜欢的一篇，是《屈子何由泽畔来》，如何如何，也很对。我说此文被编辑删掉一段，说宋高宗赵构怕钦徽二帝被救回来就得让位，所以要杀岳飞。动机强烈鲜明，但是不可告人，就让秦桧背锅。一背就是千年，成了历史铁案。这种悲剧，有甚于抱石怀沙。他说，你要注意，别让毫无证据的猜测，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他的专业，与文艺美学无涉，有这方面的兴趣和相应的审美能力，真没想到。更没想到的是，他是满族，清代皇室后裔。爱收藏名人字画，所示藏品，大都不俗，连拓片也苍古浑穆。有一个小小的非洲木雕鳄鱼，来美后在跳蚤市场买的，极其概括生动，显出藏家眼力。小雨比我还喜欢，看得眼睛一亮一亮。客厅里挂着一幅沈从文的手迹，自抄其诗，署名上官碧；一幅毛泽东的手迹，也是自抄其诗，林克给他的。我说，这东西，该和希特勒的水彩画一样值钱吧？他说，何必言钱。

“江左风流王谢家，尽携书画到天涯。”看来好像是，不打算回去了。住房选址，地势较高，邻居相距较远，中间一大片，是社区的公产。他花钱整顿了一下，花木布局讲究。隔着当窗修竹望出去，梨花院落，柳絮池塘，匠心不让李渔。他说这里弄不到大石头，只能这样了。香港《争鸣》杂志的老总温辉来看他，很羡慕，竟然买下了下面那栋房子。但是一直没再来住，不知下文如何。

苏夫人胡鉴美，是《人民日报》编辑，大部分时间在国内。来美时见了，话题丰富。特别是，谈起京剧、民俗、“虫鱼之学”，都很内行。有一次说到京剧，她举了个例子，说某老戏骨扮演某忠良指斥某奸臣，两根手指发抖，充分表现出愤怒的烈度。要练得能两根手指发抖，该费多大的功夫！而台下的观众，能注意到手指发抖的，又有几个……她说，这种细节，包括脸谱、服饰，唱腔，鼓点的配合等等，是京戏的精华。她说她怕，随着几位老戏骨的凋零，这些成为绝学。我听之，印象特深。从事美学研究，而这方面的知识全无，说来惭愧。

桌上一方端砚的反面，刻着她年轻时写给苏绍智的一首五言古诗，发以 “买得端溪砚”，结以 “落笔起相思”。兴寄无端，吐音清淑。遥接东晋余绪，今世已难再得。读之我想，要说“最后的贵族”，在章怡和的康同璧之后，该就是他们了吧？当然他们之后还有，那就是新贵了。新旧之间，除了价值观，还隔着一个古典的学养和气质。新贵各色各样，在美国大多居住在富人区百万豪宅。唯独他们阮囊羞涩。落户蓝领社区，只能感慨不已。

中国学社解散后，没了基本收入，生活日渐困顿。他不会开车，去个超市、邮局、银行、医院，火车站，全靠邻居阮铭的夫人阮若瑛接送。后者也已入老境，常感精力不济，赖以鼎力相助，他纍表过意不去，但也只能如此。去开个中国人权理事会，先要到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普林斯顿搭火车，到纽约中央车站，还要再换乘地铁。体力不支，后来就不去了。给自由亚洲电台写专栏，视力衰退，阅读书写都难，后来稿费又削减掉一半，一周七百元变成三百五十元，也就不写了。

万不得已，终于还是，回中国去了。若瑛大姐很久没接到他的电话，打电话去也没人接，颇纳闷儿。后来知道时，他已在北京了，很吃惊。我们从若瑛处得知，也很吃惊。这么大的事情，连个招呼都不打，小心得也太过分了。异议人士回国，难免悔过求饶。特别是他这种，还得有“通天”渠道上书，最高领导点头。临深履薄，也可以理解。回想起他和夫人最后一次来家小坐，虽没说要走，留下一件纪念品：小雨喜欢的那个非洲木雕鳄鱼，也算是无言的告别吧。很多年来，一看见这个木雕，就会想起他们。

转自《华夏文摘》。链接：http://hx.cnd.org/?p=244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