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文章中提到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是李春光。下面是他的口述——

〔李春光口述，文静采访／整理〕

〔作者简介：李春光（１９４０—２０１７），祖籍云南大姚，１９５８年升入中央音乐学院。文革中，是学校造反派组织“北京公社”核心成员之一，以敢讲真话而出名。晚年旅居美国，因车祸客死他乡。〕

我的父亲李一平是１９０４年生人，年轻时候参加大革命，包括北伐等等。但是他看到了政治的污浊、充满了血腥，“国之不国，人之不人”，于是在庐山办学。像徐悲鸿、陈散原（陈三立，陈寅恪之父）、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也包括熊庆来、李四光等等，他们都非常熟悉，黄炎培还亲自去考察。

学校办了八年，蒋委员长去了，请他讲学孔孟之道，我父亲很不客气，说：“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钱，这样的人，没有资格谈孔孟之道。”于是拂袖而去。蒋立刻下了指示，说他“聚众讲学，图谋不轨”，把学校解散了。那是１９３７年的事，散原老人病榻上给我父亲写信，说：“豺狼当道，时日曷丧！与汝皆亡！勿为此戚戚也。”若干年后我们到北京，陈家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你不要看我们家家具破旧，很多都是散原老人的遗物。

１９３８年，父亲带着我哥哥和我妈妈，别人给了他一些钱，这才到了上海。然后坐船到河内，辗转到了云南，在家乡办了一所大姚中学，现在叫“大姚一中”。后来，龙云也知道了我父亲，于是召见。结果我父亲当面告了龙三公子一状，那是当地出了名的恶霸，没人敢惹。龙云觉得很奇特，因为大家都说他儿子怎么好、怎么有出息，只有我父亲讲了很多他看到的问题。龙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最后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我父亲拒绝做官，最后只接受“省参议会的副议长”这么一个职位，而且不拿一分钱。我父亲说：“我知道，如果接受了他的钱，就会失去他对我的尊敬。”

从云南出来，我们在香港住了三年。后来龙云也躲到香港，住在龙大公子家，周恩来就希望我父亲能做龙云的工作，促成云南和平解放。记得龙云当时有一句话，问我父亲说：“你去不去？……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就不去。”那时候，我父亲本不准备去北京的，但是他说：“那好，我去。”就这样，陪着他到了北京。龙云是很正派的一个人，后来给他的地位相当高，做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于军委副主席。我父亲作为教育界的特邀代表，参加了第一届政协。

１９５０年，有一次董必武请我父亲吃饭，说要安排他当云南省副省长。但那时候，我父亲什么都不愿意做，引《庄子》里的话，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熄。”就是说，没我什么事了，你们那套我不懂，我的那套都过时了，只想做一个闲散的人。董老说：“现在情况不同了，人人都要有个组织。”最后让他做了国务院参事，并且要给他一座王府，被我父亲拒绝了。

那一年，我们举家搬到北京。汤用彤跟我父亲是很好的朋友，说：“既然你来了，一定要和我接邻而居。”汤家在小石作，那是很短的一条胡同，大概总共十三号，汤先生就一家家问，看谁家可以租。后来我们住进小石作二号，就在汤家的对门。但是家里人多，不够住，汤先生说：“我这儿有空房，到我这里来。”

老先生、老太太住北屋，汤一介住西屋，我和我哥哥就常年住在东屋，还参加过汤一介和“黛子”（乐黛云）的婚礼。那次挺逗，来的人非常多，有人称赞他们，说：“一个是青年有为，一个是有为青年。”我们就搬个小板凳，坐那儿看热闹。

在香港时候，我上的岭南小学，那是当地最好的学校。有个老师叫刘慧娴，当时在那儿教音乐，后来是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第一任校长。她说我的音乐感觉很好，每到圣诞节，常常让我当领唱，后来就教我弹钢琴，分文不取。所以我学琴很早，大概六七岁就开始了。

搬到北京，我是在孔德小学读书。１９５１年，中央音乐学院办“少年班”，第一届是刘诗昆他们那班，小学四年级就可以去报考。有的人什么都不会，五线谱都不认识，但是乐感好，也考上了。父亲觉得我太小，不放心，等第二年我的一个舅舅到了天津，将来有人可以照顾了，这我才去考。那年我十二岁，刚好六年级毕业。

那一次，北京报名的有一千多人。先笔试，放一台也不知什么机器，比如两个音，问你哪一个音高。开始很简单，但音的距离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比半音还小，就是要考你对音高的辨别能力。然后口试，黄飞立老师是我的考官，让我随便弹个什么。当时也没说拼命准备之类，都是有什么就弹什么。然后让我背过去听句子，然后是打节奏，他拿个打火机在钢琴上敲，让我重复。那次北京取了十七个，发榜一看，呦？有我。也没高兴，也没不高兴，这么就去了。

钢琴是我的主科，但进去没多久就发现，我不能学钢琴，为什么呢？因为刘诗昆是钢琴家。虽然这个人不怎么样，在有些事情上，他就是一个恶棍、是个流氓。而且，这个人对政治贼感兴趣，有着一颗莫名其妙的政治野心，但是完全没有政治头脑，文革时候就胡作非为。尽管如此，刘诗昆依然是个天才，很少见、很少见。上帝给了他一双极灵敏的耳朵、一双极好的手，几千万人里也找不出第二个。十七岁在匈牙利“李斯特比赛”上得了三等奖，赵沨就说：“多少年之后，匈牙利的教授们还对此愤愤不平。”因为一、二等奖是给苏联“老大哥”和匈牙利人的，三等奖才轮得到刘诗昆，为了补偿一下，还给他个“特别奖”。刘诗昆非常适合弹李斯特，因为它非常华丽，叽里咣啷、叽里咣啷，那东西对他不在话下。他的老师是海归，从巴黎音乐学院回来的，不过琴弹得并不好，一场音乐会都开不出来，法文大概也不怎么样。所以刘诗昆根本看不上他，平时不练琴，整天胡玩儿，但是他可以百发百中，不弹错音的。那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天才，让我一天练二十五个小时，一百年我也练不成刘诗昆。

但是，我的兴趣比较广泛，除了音乐，我也喜欢诗词歌赋、喜欢古典文学。三岁会背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另外我还喜欢历史，没事儿就到旧书店里乱翻。有一次翻到篇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就把那书买回来，后来知道叫《古文观止》。那篇文章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虽然有好多字不认识，但是我能感觉到文章之美。我还默写过《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那都是中学时背的，也只有那时候才记得住。什么乱七八糟文章我都看，凡是读得懂的都找来，像王若水，那是学界深入浅出的大师之一，我非常佩服他的文章。

１９５５年，附中成立了“理论学科”，老师说：“理论学科可以有现成的学生啊，李春光就是一个。”还有储望华，他是储安平的儿子，我们一直同班。当然他也没显摆，他爸爸再有名，也不是将军，也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部长，不过是一个知名的民主人士，最后无非就是《光明日报》总编，那算什么？包括郭沫若，许多老革命根本不把他放眼里：无非就是舞文弄墨，毛欣赏他，把地位抬得很高。中科院院长、文联主席算什么？我是军区司令，老子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你干吗呢？而且“南昌起义”以后你逃跑了，弄些甲骨文，甲骨文是什么东西？储安平也是，他是办《观察》出的名，但除了文化界，没几个人知道他。所以在“反右”之前，储望华丝毫没有一点儿名人子弟的优越感。他是白丁进来的，人很聪明，也挺可爱，就是个子小。少年班有个规矩，第一年通通试读，不合适的，退回普通中学。储望华个子很小，手也很小，而且手是软的，立不起来，几次考虑要把他退了。但是他的音乐感觉又不错，犹豫来、犹豫去，一直到他附中毕业，钢琴也不是弹得很好。但是这个人很奇特，说：“你们别笑我的个子小，我过了十八岁才长呢，我哥哥就是这样。”果然，过了十八岁他就噌噌噌，一下蹿起来了，琴也越弹越好。

１９５７年“鸣放”，储安平说：现在大家只给“小和尚”提意见，但是我要给“大和尚”提意见。于是有了“党天下”的说法，说党控制了一切。储安平很悲惨，后来是大右派，新娶的年轻老婆也跟他离了，嫁给另外一个人，就住在他们家附近。所以储安平几乎天天看见，他所钟爱的年轻美人在人家的怀抱里。大概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就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那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文革时候，刘少奇都没人关心了，储安平已经是“死老虎”，谁管你？储望华对此也只字不提，而且那时候，他已经是惊弓之鸟了，压力非常大，一定要表现得极为革命。所以后来他的许多行为，我都完全可以理解，也能够原谅。

１９５７年，那时储望华还小，对很多事不了解，

也不知道轻重。但是到了１９５８年上大学，储望华想学作曲，不让他进，那就是当头一棒。因为作曲、指挥、理论，这三个系都是把政治条件放首位，第一条就是家庭出身，地富反坏右、家里有“关管杀”的都进不去。当时储望华的专业已经很好了，于是钢琴系把他招了，并且后来被留下来。作曲是他自学的，８０年代开了作品音乐会，周广仁亲自上去给他弹。所以我就说：你们不要胡吹，老说“名师出高徒”，没有这回事。而且现在造成一个风气，音乐学院争抢学生，好的都到林耀基那儿去，不然你就接受点儿“困难户”。其实应该倒过来，“高徒出名师”，给你个榆木疙瘩，再大的本事也教不出来。

我和储望华比较要好，不过，我对他的批评也是直言不讳。我说：“你的聪明是万花筒式的、七巧板式的，我们拼不出来，这是你的聪明。但是你的音乐缺少热情，没有一个乐句、没有一个音可以拨动我的心弦。要知道，我并不是心中无弦的人。”平时我们就比较好，那次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也哭了、我也哭了。

我是１９５８年附中升本科，应该１９６３年毕业，但是大四时被派到朝鲜。经过四个月的语言培训，转到平壤音乐舞蹈大学，校长金元均，《金日成将军之歌》、朝鲜国歌就是他谱的曲。在那里，我见过五次金日成同志，见过无数次金正日“小子”。我那时候二十二三岁，他比我小两岁，是金日成大学的学生，老来找我们搭葛。至于为什么把我弄到朝鲜去，你愿意听吗？那我可以简单讲一讲。

在那里，有几件事情我的印象极其深刻，首先就是物资极其匮乏。作为留学生，我的伙食费一个月是一百多块钱朝鲜币，有个“阿妈妮”（老大娘）专门给我做饭，那就很高级了。但是在食堂，我看见学生吃什么、教师吃什么。第一，终年没有肉，第二，终年没有一滴油，只有一点点鱼干。朝鲜东、西海岸应该有很多渔场，但都变成军事设施，布满了鱼雷之类，根本不能捕鱼，所以老百姓吃鱼都很困难。商店里，苹果和大花生还比较多，但是没有糖果，没有饼干，那么小孩子吃什么？平壤气温跟北京差不多，夏天很热，加上它的那个沥青路质量不好，软得可以沾到你的脚后跟上。小孩子没的可吃，就把那个沥青抠出来，软软和和的，放在嘴里嚼，像吃橡皮糖似的。当然那一定不好吃，他也未必会吞下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任谁说，我也不会相信。

再比如，那儿有一个特供商店，上下两层楼，面积很小，专供外国人和高级干部买东西。其实无非就是日常要用的，钢笔、墨水、鞋油之类，但是要持特供的卡片，而且每个月有限额。金正日是没有限额的，后面跟一个尉官，随便什么东西，他用手一指，那个尉官就给夹着，我看见他的这种“表演”不止一次。

另外还有一点，包括后来我在美国，有一次跟他们闲聊，我说：“如果你们去北朝鲜住上一阵，你就会知道：相比之下，中国就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天堂。”文革多好啊，可以给任何一个领导人贴大字报，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反，包括省委书记等等，你想反谁就反谁。对毛的个人崇拜，那跟朝鲜人对金日成，根本就不能比了。

比如他们那儿，人人家里都有收音机，但只有一个台，所以只有一个钮可以动，用来调音量的大小。特供商店里，有从中国、苏联进口的收音机，但在出厂之前，把所有频道都焊死。像什么短波、长波，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呢，人人都要戴像章。除了厕所、洗澡房，无一例外，所有、所有的地方都要挂金日成像，像佛龛似的供在那儿。我住一间单独的房子，他们也送来一张金日成像，而且给我一个同样大小的镜框，让我找张毛主席像放里面。我说“没有”，他非常惊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再比如我的导师，那是很有学问的人，有一次问我：“听说在中国，什么戏种都可以演，这是真的？”我说当然是真的，京剧、昆曲，还有秦腔、山西梆子等等，乱七八糟加一块儿，那得数以百计、数以千计。他特别羡慕，因为金日成对传统的东西，喜欢的他保留，不喜欢的就禁绝。比如潘索里，那类似中国的评弹、京韵大鼓，特别有味道。在苏联大百科全书里，专门有个条目讲一位潘索里艺人，把他捧为世界级的大师。但是，金日成不喜欢这东西，当面挖苦说：“我就讨厌你那个‘呜……’”他一讨厌不要紧，这位大师立刻被贬到北方严寒地区，在一个小道的歌舞团当了普通乐队队员。

课堂上举例子，我听过一点潘索里，不到一分钟，那简直太迷人了，就跟我导师说：“跟中国音乐比起来，大概只有苏州评弹可以跟它媲美，太有魅力了。”一句话说到他心里，跟我讲了上面这些，他当然对此愤愤不平。

工作组走了以后，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先是保皇派当权，叫作“主义兵”，以附中小孩儿为主。其实，那就是一帮不大懂事的“红五类”，很多都是高干子女，特别是军队干部子女，拿鞭子抽人，毫不客气。但是这些人都比较尴尬，比如忽然某一天，啪，他爹被打倒了，他又“黑”了，所以“主义兵”的寿命不长。后来，渐渐有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派，我们这派叫“北京公社”，一共就三十几个人。不过我们很铁，始终都叫“北京公社”，不像“红岩”“战斗团”之类乱七八糟什么的，最后联合起来，叫作“１１１４纵队”。因为那天是１１月１４日（１９６７年），就起了这么个名儿，我们还讥笑他们，说是“要、要、要死纵队”。

我不是“北京公社”核心组的成员，从来没当过头儿，但他们说，我是“不是头儿的头儿”。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写上报材料，一般都是一式三份，总理一份，“江青同志”一份，康老一份。康生是大书家，可惜当时我没收藏一幅他的字。今天文物卖那么火，你要有幅康生的字，立刻就可以脱贫，呵呵。

那时常常开“中央文革”碰头会，不时地有接见大专院校群众组织的代表，那是总理主持的，像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等，这些人我都见过。１９７０年，有一次为各个文艺团体下放的事，专门开了这么一个会。总理说：“李春光来了吗？……你到前面来嘛。”为什么把我叫过去呢？因为在此之前，我为我的好朋友郑伯农绝食五天，这事闹得很大。郑伯农的父亲郑公盾是“中央文革”文艺组成员，顶撞了江青被抓起来，一家子都受牵连。有一阵子，我们把郑伯农藏地下室、藏天花板上，直到工、军宣队来学校，这才不得不把人交出来。我替郑伯农鸣不平，结果把我也关了起来，于是就绝食。父亲写信给总理，最后是总理亲自过问，才把我放出来，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走到总理跟前，他问我多大了，我说三十岁。总理一秒钟的间隔都没有，立刻就说：“解放时候才上小学嘛，你是‘两门’干部。”过去有种说法叫“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直接进机关门。他说：“不过学校也算机关，你也就算‘三门’了。”接着又问我是学什么的，声乐，还是器乐？我说是学理论的，总理说：“哦？那你是理论家了，实践了没有？”我愣住了，答不出来，总理说：“理论，还要实践。”

我在总理面前站了四十分钟，单独谈话二十几分钟，中间有人吵吵要发言，总理说：“你不要打断，我跟他说几句嘛。”后来他跟旁的人说：“他们送来的材料，摞起来有这么高（按：用手比画，约一尺），我都仔细地看。”那都是我写的，比如像“孙、方、舒、危”，总理一定是有印象，说：“‘孙、方、舒、危’这四个人比较注意了，但是一定要把材料搞清楚。”原话就是这样，我一个字都不会记错。总理又问：“你们‘山’上一共多少个人？”我说三十几个，“一直没有下‘山’吗？没有参加他们的学习？”我说没有。总理说：“看来，你们两派影响都不大。”那时候“１１１４纵队”是多数派，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九十，但不能撼动一个小小的“北京公社”，一个人都拉不下去，就跟“钉子户”似的。可惜我们也不能感动他们，没一个人投奔到这儿来，所以总理说了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两派都不能控制音乐学院的局面。

总理说：“文艺界难管，很复杂，谁也不愿意管，就让我来。我哪里管得了呢？想来想去，那就只有把你们送到部队去。”后面的话我记不住了，大意是：下去以后，劳动很辛苦，刚开始腰酸背痛，你们要慢慢适应；不要晒的漆黑、把身体搞坏了，以后回来还得搞你们的专业，该跳舞的跳舞，演戏的演戏。本来我们坚决反对下放，但总理讲得很诚恳、很体贴，非常的吸引你。后来又说了一通，总理说：“你看，这些意见能不能供你们参考？”我立刻就说：“总理指示完全符合实际，非常正确，我们一定照总理指示办。”他说：“不要说‘指示’，我也不了解情况，什么时候一句话说错，又贴大字报了。……我们这些老头子，说话软趴趴的，不带劲。‘王关戚’说话带劲嘛，你们就喜欢听他们的话。”

记得总理还说：“你是李一平的儿子吗？你看，你家里我都晓得。……鲁迅的文件你读过吗，‘四条汉子’你知道不知道？”他不说“文章”，他说“文件”，这有一点奇怪。问我“四条汉子”，我说我知道，他皱了皱眉头，说：“你怎么知道的呢？”我说家里有一套《鲁迅全集》，我读过，他说：“那是因为你父亲有这方面的接触了，很多人不知道。”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希望我说“不知道”。那时候，工宣队正跟我们闹得很厉害，会上总理就拿我举例，说：“比如李春光吧，今年三十岁，解放时候他九岁，才上小学嘛，‘四条汉子’、文艺黑线跟他有什么关系？”

“北京公社”里有个叫云德海的，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在食堂里蹬三轮买菜，文革时，我们都叫他“云司令”。那次他也去了，并且要求发言，说：“工宣队根本就没做检讨！”总理说：“怎么会呢？”“那是假检讨！”总理说：“怎么会是‘假检讨’？他们两篇检讨的稿子，都是我看过的嘛。……年轻人，敢于提意见是好的，但也要懂得尊重领导。领导嘛，总是经验多一点，但是领导也会说错话。谁不说错话呢？不要抓住一句错话就没完没了。”他是两头做工作，后来一个工宣队的人站起来，总理忽然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四十六岁，“是不是党员？”他说是。总理说：“老工人、老党员，就要懂的爱护年轻同志。列宁说了，‘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是可以原谅的’嘛，不要说起话来就硬锵锵的。毛主席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录音，你们都听过吗？那是多么慈祥。”然后他立刻补充一句，我想他不是很由衷，说：“林副主席，也是这样嘛。”

那天的会一直开到深夜，中间总理要去处理文件，让大家休息一下，有的人就趴在桌子上睡起觉了。大概过了四五十分钟，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就说：“总理一天没有休息，明早九点钟还有个外事活动，我有一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待会儿总理出来，如果没有特别紧急重要的问题，可不可以就不要主动提问了？”后来总理出来，大概已经过了十二点，他让大家继续提问。大家不吭气，总理说：“哦，刚才讲到‘二流堂’，这个事情我要继续把它讲完。否则，我们这些老头子死了，没有人能讲的清楚。”又讲了一通，关键一句话是：“这件事和郭老没有关系，不要扯到郭老身上去。”“二流堂”当时成为一个大案，吴祖光、黄苗子等等都成了右派。我看过黄苗子的亲笔交代，里面乌七八糟，各种低级下流的事儿都有。其实，“二流堂”这个名字就是郭沫若起的，怎么会和他没关系？

之后，总理又问：“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还不吭气，于是总理就翻他手里的那份名单，开始主动提问。“中央歌舞团，你们那里跑了几个人，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再详细讲一讲。”那人很啰唆，讲了十几分钟，总理说：“你们现在一共关了多少人？”那时候抓“五一六”，都是隔离审查，他大概说是七十，具体我忘记了。总理说：“怎么会这么多呢？材料确实的有多少？”那人又说了一个数，总理反应很快，说：“哦，减少了一半，我还是不相信，不可能的嘛。”后来他又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提问，最后说：“把你们送下去，那是因为没有办法了。但下去以后，我不是不管你们了，有什么事情，你们还可以写信来嘛。”

就这样，谈到差不多快早上七点了，总理说：“还谈吗？……天都亮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就到这里吧，好不好？”于是就这样结束了。那是多么客气、多么和蔼，听着舒服极了，多少年都没有人这么跟我们说话。工宣队，那都凶得跟流氓一样，什么时候用过这种口气？

十天之后，我们就下放了。中央音乐学院分三个地方，其中部分师生、教职员工到了清风店，被３８军接管。３８军很牛了，在全国野战军当中，是装备最好的一支机械化部队，说：“马克思有个助手是恩格斯，列宁有个助手是斯大林，历来都是这样。毛主席也有个助手，那就是林副主席，而３８军就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铁军’。”这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还教我们唱他们的军歌，直到林彪出事，那都是后话了。

下去以后，第一个月不干别的，下发总理发言的材料，叫作“五九指示”，让大家学。因为我是总理单独找去谈话的，材料上开头好几页大概都是这个。那我当然就成左派了，成为音乐学院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但他们没想到，我是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脾气。毛主席说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连着写了三份意见书，搞得他们很恼火。那个“二号”人物，是个团副政委，在大会上说：“我要提醒你啊，因为写意见书而犯错误的，大有人在。胡风不是写意见书吗？彭德怀不是写意见书吗？李春光就是音乐学院的胡风、彭德怀。”所以，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五一六”，把我也揪出来了。

“五一六”确实有这么一个组织，叫作“五一六兵团”，我也搞不清是哪里的。北外有个“六一六”，也是公开贴大字报，说总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毛是造反派的首领，保皇派保的是走资派，他们认为，周是保皇派的黑帮老大，所以光明正大的反周。总理曾经有一句话，说：“那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我见‘六一六’的几个人，有几个的口才真是不错。我希望‘六一六’出几个人才。”要知道，那是反总理的一个组织，但是周希望，他们能出几个人才，我对这个的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后来，大规模的抓“五一六”，那就变成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凡是反总理的都是“五一六”分子。那３８军最凶狠了，所有造反派都被打成“五一六”，没有一个漏网，也包括我在内。关了我一年多，说我“反军乱军”，于是拳打脚踢，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这很可笑，我怎么会反对总理？但是“县官不如现管”，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发生，很晚才公布，所以那年没有“十一”游行，说是为了战备。那时候我还被关着，但我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发现“十一”那天的《人民日报》上没有毛主席像，也没有发社论，我就知道要有大事发生。后来又过了一阵，已经比较冷了，忽然下达通知，讲林彪事件。我属于被审查对象，比革命群众还要晚几天知道，但听了以后，我是一身的冷汗，毛骨悚然。

震惊，非常震惊，而且充满了恐惧，之后又带着一种茫然。林彪突然变成这样，可见中央上层的斗争有多么尖锐激烈，完全出乎你的想象。忽然我就有一种感觉，像我们这样的人，将来可能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从那时起，我对毛的信任度就大幅度的衰减了。后来又批林批孔什么的，越搞越荒唐，而且有人依然极其忠心耿耿地跟着江青跑，我就觉得不能原谅了。我们家跟汤家很熟，像汤一介，我们从小就住一块儿。但是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他还那么积极，到体育馆作报告之类。因为那些材料都是他编的，现在叫“国学大师”了，但你就没有一点儿头脑，那批林批孔是干什么的？

１９７５年８月８日，我写了一篇大字报，后来被历史博物馆拿走了，给我一个复印件，现在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前几年有人把全文贴在网上，叫“李春光１９７５大字报”，回头我可以传给你。

那时候，忽然传达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七二五批示”，那是一部关于大庆石油的电影，歌颂余秋里。不管怎么样，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把大庆油田搞起来，那就是丰功伟绩，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所以大家看得都很来劲。但是，歌颂余秋里就是歌颂刘少奇，江青不干了。文化部搞了个“十条”，把电影批得体无完肤，说是非同小可、不可等闲视之，等于这就是个反革命“毒草”。当然大家就很气了，编剧张天民给毛主席写信——其实他也不敢写，是贺龙的女儿贺捷生鼓动的，而且她神通广大，给送了上去。毛主席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当时我们正在首钢劳动，全给叫回来，在天桥剧场听传达毛主席指示，后面是文化部核心组的表态。回来以后，系里找间大课室，组织大家讨论，但是冷场，没有一个人发言。因为这是天大的事儿，谁也不知道背后到底是怎么样，既不鼓掌，也不交头接耳，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党支部书记说：“李春光发言，你带个头儿。”当时我一听这个批示，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很震动。没想到毛会讲这个话，会支持一下人家对江青荒谬、霸道的反抗，这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了，根本没想到。党支部书记发话，我站起来，说：“凭什么让我带头？你怎么不带头？”后来有人要发言，是个积极分子，看风使舵、向上爬的那种。但是他的水平不高，不会看风，也不会使舵，愚蠢到还要拍文化部的马屁、抱江青的粗腿。他说：“听了文化部的表态，我很感动。从前毛主席有对文艺的两个批示，中宣部、文化部根本不让我们知道，但这次不同了。毛主席批示才几天啊？立刻就传达了，直接传达到每个党员和非党群众，而且回来让讨论，征求大家意见。这，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之下、经过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文化部。”

本来我对这人就很看不起，他慷慨激昂说了这段话，我忍不住了，说：“我说两句吧。”这一说就不可收拾，前前后后大概有三四个小时，有无穷的话要说，而且都说出来了。当时，我们每天的记录要上报文化部。那个记录员人很好，但是文化水平很低。关于我的记录一共两页半，我一看，哎呀，很重要的话他没记上，不重要的话写了一大堆，而且写的不清不楚、错白字连篇。党支部书记跟我比较要好，说让我看看，修改认可之后签字。于是我就写：“错漏甚多，李春光。”

后来我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它写成大字报。回家之后，很快，简直是不假思索，哗——，就写下来了。我妈妈在旁边，我写一页，她看一页，然后就唉声叹气，说：“你真要贴啊？……哎呀，你真的要贴？”我说：“老太太，你呢，要是看着胆战心惊，就到外面散步去，我写完了再给你看。不贴的话，我写它干什么，我吃饱了撑的？你就别在这儿唉声叹气，我也没时间了。”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很快我就写好了，是一份详细提纲。

第二天清早，我到郑伯农那里去，正好他弟弟、他妈妈也在家，我就读给他们听，一边读、一边完善。郑伯农没有发表意见，他这人有时不大乐意吭气，可以跟你相坐两三个小时一言不发，我已经习惯了。他弟弟叫郑仲兵，过去是民族学院的群众领袖，知名度很高，他喜欢说话，说：“你不要这样胆大妄为。”于是我把他们骂了一通，转身就走。他弟弟还不善罢甘休，拍着我的肩膀说：“李春光啊，李春光，你读这稿子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但是你回去看看，你妈妈头上还有几根白头发呀。”意思是，你不考虑你自己，也得考虑你爹娘的安危。当时我很激动，说：“别来这套，你们是阻挡不了我的。”

回家以后，就在那个吃饭的大圆桌上，我让我的妹夫帮我抄。因为我写字很慢，而且比较难看，他的字比较好。就这样，我一边读，一边做增删、修改，他就在那里抄。

原稿后来扔掉了，因为那只是份提纲，而且写的乱七八糟，别人看不懂。然后，我的妹夫又照着那份大字报，复写了三份，算是留底儿。然后我就到学校贴去，围观的人非常多，一下子就传开了。中间曾经受过阻拦，因为我贴的比较矮，校党委书记让工人弄些沙子堆底下，所以下面一张有半拉都看不见了。但是一传十、十传百，拦也拦不住，很多外面的人跑去看，晚上还有打着手电筒去瞧的。据说李泽厚也去了，后来有一次见到李慎之，他说当时也跑去看。刘德海，那是琵琶大师了，《十面埋伏》就是他改编的。他家就住在对面的２号楼，有一天下大雨，他们夫妇俩跑去看，发现没有一滴雨打字那张大字报上，刘德海还说：“天意呀，天意。”

２００６年，香港出版了邓力群的自述《十二个春秋》，里面有一节就讲到李春光的大字报这件事。

邓力群的侄儿叫邓启元，在音乐学院学唱歌。回去跟他叔叔说，音乐学院有这么一张大字报，引起轰动，于是邓力群让他抄一份看看。那份大字报始终都没被覆盖，也没人敢公开扯下来，因为大字报属于“四大自由”之一，但是有人在那儿值班，一个字都不准抄。于是邓启元跑到我家，说是看看底稿，抄回去学习学习，之后经由邓力群，传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乔木当时是那儿的头儿，他非常欣赏，打印出来，政研室人手一份，说是要“学习李春光的大字报”。据邓力群回忆，乔木说：“这样的文章，我是写不出来的。”后来，胡乔木把文章递给邓小平，邓小平立刻递给毛主席，毛批示说：“此件有用，暂存你处。”退还给了邓小平。

没过几个月批邓，工宣队的头儿不断找我谈话。那是个首钢的师傅，其实我们挺要好，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拍桌子、砸板凳，“砰”一摔门走了，天天都这样。比如他们老问：“你的后头是谁？”老想把我跟邓小平扯一起。但我后头谁也没有，我说：“我见过很多人，见过周总理，见过康生，也见过春桥同志、文元同志，还跟叶群同志谈过话，唯独没见过邓小平，让我交代什么？”而且我不做牵线木偶，什么时候说话、写文章都是独立的，不需要背后有任何人，所以很快就把我逮起来了。于会泳〔注〕召集专案组开了八次会，说：“我们知道，这个头很难剃，但是一定要剃。江青同志说了，李春光的大字报已经成为邓小平政变的材料。”这是后来于会泳被揭发，他自己说的。

关了我三个多月，不久毛死了，紧接着“四人帮”垮台，这才把我放出来。之后，《人民日报》要发这篇文章，找到我，问可不可以改，比如“主席”改成“毛主席”等等。我说大概不需要这样，因为它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也没有权力去改任何一个字。他们还没发呢，新华社来了，最后是由他们发的通稿。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新华社发通稿《一篇讨伐“四人帮”的檄文》，所有报纸都在同一天发。所以后来我接到很多素不相识、从各个地方寄来的报纸，包括从四川一个小的县城，那是地区性的报纸，大家都在发这个东西，而且是头版头条。当天早上七点钟，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把新华社的通稿读了一遍，又把《人民日报》的短评读了一遍，恰恰半个小时。晚上在《新闻联播》又读一遍——当时没有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还是广播电台。一年以后，华主席在人大会堂接见，握着我的手，说：“李春光同志，你的文章写得好啊，你的反潮流精神好啊，值得我们学习。”

曹禺的女儿万昭和我是附中的同班同学，开始时，她曾经从我这儿抄了一份，回来说：“哎呀，我爸爸天天读，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在屋里高声朗读李春光的大字报。”当时我不懂，真应该让他女儿录一下，那一定是稀世珍宝，因为他是很好的戏剧演员，对朗诵不是一般地在行。新华社在发通稿时，拿掉了一些具体人名，并且删了三个字，“总理的话，你们（指文化部）可以置若罔闻。总理指示，对你们不过是耳边风，耳边风也不顶，顶个屁！”他们大概觉得不文雅，把“顶个屁”给删掉了。曹禺就说：“他们不懂啊，这个地方就要这样，‘顶个屁’！”他很激动。

后来曹禺请我吃饭，说：“你的这篇文章，我正背如流、倒背如流。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就是这一篇。而且二十年内，不会有第二篇更好的文章，你自己也写不出来。”

１９７６年１月，总理去世。“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也去了，在西单，大家哭成一片，那真是感天动地。天安门布满了花圈，都是自发去悼念的人。那时候我们天天到天安门去，后来有了“四五运动”，那天我也去了，骑个自行车。不过那次还比不上“六四”，只是民兵拿着棍棒，从中山公园冲出来。广播里不断播送吴德的讲话，播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歌儿，人们“哗——”就从广场往外跑，但是跑完就完了。

到了９月，毛去世。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追悼大会，那么隆重、那么宏大。但跟周的去世很不相同，完全是官方组织的，排成方块什么的，实际没那么多人悲痛他。１０月６日，江青被抓起来，“四人帮”彻底倒台了。

从前我是又红又专，还被派出国，虽然写了十几年入党申请书，但始终入不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家觉得我应该是党员了，也让我参加“十一大”，有人还提议，让我当“第一副院长”。但是现在，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始终我都不能写这个申请书。

我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强迫自己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想说的话，你打死我，我也要说；不想说的话，打死我，我也说不出来。刚开始文革时，我们是满怀热情，而且充满了希望。文革结束了，我们激动万分，觉得大快人心，以为社会终将走向科学、民主、法治。我们的思想都很简单，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绝对拥护党，绝对相信祖国的繁荣昌盛，相信“明天一定比今天好”。但是现在我知道，没这么简单，没想到“六四”邓小平会开枪，没想到贪污腐败如此盛行，没想到社会变成了今天这样。

我以为，中国的悲剧，就在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叫作“官僚资本主义”。毛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相信这句话，但那必须是真实的社会主义。

〔注〕于会泳（１９２６—１９７７）：山东威海人，戏曲音乐家，１９７５年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次年隔离审查，服毒自尽。

□　摘自《记忆》季刊２０２年第三卷第一期，２０２１年２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