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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儒賓 | 為什麼禮讚1949後，還要思考中華民國？
編者按：“但我們不是站在1949或1912年的舞台講話，我們是站在21世紀的獨特歷史時刻，也就是站在後1949的台灣，對「1949」以及「中華民國」這兩個符號作哲理的反思。歷史不是訂製的成品，它的意義會改變的。對後1949的海外華人，尤其對台灣居民來說，「1949」這個符號最神奇之處，在於它從一個徹底失敗的記號變成了巨大成功的象徵，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皆是如此。同樣的「奧伏赫變」也見於「中華民國」這個政治符號。自1949歲末國府遷台以來，它從失敗、戰禍、無能的記號搖身一變，化為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正義等方方面面，都是舉世罕見的案例。1912那些開國元勳所許下的諾言，在大陸三十八年基本上未兌現，它實質上是在今日的台灣成立的。中華民國不是歷史上的一朝一代，它打破了兩千多年來王朝政治的格局。「主權在民」的概念在國史上首次可以具體操作，它的理念在上個世紀的世紀之交奠立，但它的成績卻在奠立三十八年後的島嶼嚴格淬鍊而成。”
本文為《思想》第53期，經《思想》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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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2015年出版《1949禮讚》，我其實更希望這部小書不需要寫。八年後，我又出版《思考中華民國》一書，我同樣希望這部書不必寫。當重要的公共議題與生活融為一體時，不必要討論的，而我竟然大加討論了。顯然和我們存在最密切相關的兩個公共議題正處危殆之中，不能不正視了。
人活在空氣中時，他不會知道空氣的存在，只會快樂地活著；人活在身體自在的活動中時，他的意識與身體的活動合一，他不會感覺身體的重要。1949亦然，它的存在應該如我們呼吸的空氣一般，其歷史意義早已和台灣融為一體。但是，除了少數政治敏感人士外，它就是被認為一組過去悲慘歲月的記號，不堪回首。「中華民國」是我們國家的稱呼，人在國在家之中時，與之合一，不會思考它與我們究竟是什麼關係。但由於1949以後特殊的國家處境，也由於特定的國際環境，這個國家始終沒有發揮一國之「家」給人的溫馨的一體感。即使朝野的主流敘述認為它是島嶼存在的最大公約數的政治形式，但許多人對它仍是不親，它仍只是形式的感覺而已。
1949的影響就在我們的四周，我們怎麼可能不知道？但它長期是以一段無關乎人的存在的冷冰數字晃現而已。我的親人中有位五姨，外婆因家貧，從小就將她送人為養女。五姨丈是位老兵，他戎武半生，在台灣找到了他的家，他講話帶著濃厚的廣東腔，外婆總說他特別孝順。幾乎類似的故事，我也聽過台灣文學史家陳芳明說過。我的老朋友前原民會主委孫大川的兩位師院畢業的姊姊分別嫁給了青年軍的軍官，他回憶中的外省官兵與原鄉原住民的關係遠比原來的原漢關係親多了。引導我並啟發我收藏書畫知識的前中央通訊社社長黃天才原為孫立人將軍之部屬，醫生女兒因他為愛私奔，結為連理，且恩愛一生。其情節和苗栗醫生之女劉慕沙私奔情人，嫁給軍人作家朱西寧，幾乎是一個翻版。
1949的婚姻故事形形色色，結局當然不一定甜蜜，淒厲的故事也不少。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結局，一定還有，而且一定在島嶼各地的山村港塢、小鎮鄉里遍在著。因為當時台灣的歷史處境、社會結構、人口組成，決定了1949台灣社會的形貌，作為人口組成重要成分的軍人，尤其是老兵，不可能不在島嶼各地生活，流動，被工具化。他們是如此謙卑地存在，而他們和台灣社會卻又長期「互不存在」。
1949內戰導致的人口大量外移台灣是台灣四百年史上最大的一批移民潮，人數一百多萬人，老兵占了一大半，其行蹤遍布了台灣各角落。任何生長在台灣的民眾，不可能沒有跟他們接觸的經驗，但是這一些老兵的意義由「存在一般」變為真正活生生的存在，我在幾處地方都提到：它源於我自己特殊的一段收藏經驗。在上個世紀末，我曾在麗水街的古董店看到好幾通由武漢寄到台中一位朋友的信札，信的內容充滿了無奈、荒唐、憤怒，而又無能為力。其中一位朋友說道：「好賭博的人，睡在棺材裡還要以紙灰作他的籌碼的。」他描述當時無力保護百姓的政客以天下蒼生為芻狗。類似內容充滿了每一通的信函，那是武漢快要「解放」的前夕。後來我又看到一封在大陸的一位妻子寫給跑到台灣的丈夫的信札，裡面說道：「我的靈魂找到你，台灣咬你幾口。姓唐的，你心狠如同生鐵。」這位婦人的先生似乎是位管獄政的基層官僚，他們平靜的生活因一個政黨的流離而拆散了。類似的話後來在1949的手札中不斷出現，有海南戰役的，有舟山撤退的，有南京機場飛行員寫給淪陷前的北平女友的，有兄弟才南京離散，又在台島重逢的，這些語句從來沒有在我的意識裡出現過。等到我收集的手札多了以後，量大了就是現象，尤其1949這麼特殊的歷史事件所顯現的文化現象的意義，那就太濃厚了。這些通訊的詞彙變成了甦活麻木神經的藥劑，我必須了解我生存的島嶼。
在一封一封素民百姓或軍隊老兵的手札進入我的收藏同時，我居然還有機緣，收藏到原國防部長徐永昌上將、參與海南防衛事務的粵系余漢謀上將，以及監察院長于右任、司法院長黃少谷等名人的往返信札，而且數量皆達幾十通。加上兩蔣、陳誠、嚴家淦的有關信涵，民社黨、青年黨這兩個「友黨」對時局的憂慮之回應。我了解了從國府高級官僚以及將軍的眼中所理解的1949的歷史意義，是另一種面貌。那是對事關國家興亡，以及重要戰役的判斷。
最重要的，除了國府的上級官員，以及中低層軍官、平民的手札以外，我們這一代成長的學者本來就受到1949渡海來台的胡適、傅斯年等自由主義人士；徐復觀、牟宗三等新儒家人士，還有張大千、溥心畬、于右任等中國傳統文人所提供的另外一種視野，這個視野躍出了政治的框架。我們當時已經知道1949的內戰，其內容不只是平民的流亡以及政權的保衛戰而已，它更牽涉到百年來中國文明何去何從的根本性問題。在基層百姓與老兵、高層文官與將軍以及文人學者這三種元素的尺牘加持下，1949渡海事件立體化了。我認為對1949的理解需要嚴肅的看待，完全重新配上一副新的眼鏡後，才能穿透歷史的迷霧。
1949就擺在歷史的另一頭，它本來不需要任何人的禮讚。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少台籍人士尤其是政治人物，總將1949的內戰當成是國共兩黨之事，和台灣人民一點關係都沒有。這種情感可以理解，內戰的雙方確實是國共兩黨，發生地點確實在內陸，其發生與台灣無關。但是戰爭的發生不是依循這種邏輯，這種天真的無辜感距離事實太遠，沒有辦法正視這種想法的陷阱，將會是一場極大的災難。因為1949的內戰，其本質絕對不只是階級鬥爭的問題，也不會只是腐敗的執政黨不受人民歡迎的因素。20世紀的共產主義是一個世界史的現象，它在東方的表現就是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國體制的推翻與校正。換言之，當時國共兩黨的對決只能是武器的批判，而不會是理論的對談。所以即使我們從人權的觀點著眼，1949內戰的根本原因，乃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中華傳統文明的一場對決。從最底層的老兵觀點來看，如果沒有當年他們不由自主的被捲入這場戰火，捍衛台澎金馬，台灣早就變成另外一個海南島或舟山群島，這是完全可以預料的事，毫無懸念，這跟你是不是台灣人或外省人一點關係都沒有。換言之，即使從台灣生存的觀點來看，1949來自大陸的新移民，跟台灣人民的生命只能是同島一命。大半的大陸老兵不由自己地被安置在砲火交加的第一線，這是歷史的必然。
對我而言，我認為從整體的長期的歷史格局來看，1949不但是台灣四百年史上最重要的一場歷史事件，這場事件帶來的人才之多、文化資產之豐富、歷史意義之複雜，都不是明鄭、滿清或日本帝國可以比擬的。即使在這個歷史轉移的過程中，有些台灣人民確實受到了極不公平甚至可說是殘酷的命運，後來的掌權者當然應該還給他們公道，轉型正義是必然且必要的。但是，黑格爾說的沒有錯，人類歷史不存在潔白無瑕的空頁。就整體的格局來看，1949的事件使得四百年來台灣第一次可以保持和中原對話的資格，台灣也不由自主的承擔了一個獨特的歷史命運，它要回應中華文明與馬克思主義文明如何對話、轉化、共處的結果。不知不覺間，我面對1949，竟然收集了兩千多通手札，上自總統、將軍，下至小兵、平民百姓，這些手札赤裸裸地參與每位當事人血淋淋的命運，它們向我傳達了一項既清楚而又被忽略的事實，就是1949的意義是我們無法擺脫的責任。
身為台灣人，當我們既沒有選擇獨立的這種機會——這是我的認知；也無法逃避台灣問題的核心就是兩岸的問題——這也是我的認知；台灣的問題不可能脫離對岸人民的關懷而自行決定。那麼最好的一個解決方式就是：掌握大道的方向，合理的參與對方人民的思考；站在歷史的高度，反省給兩岸一個更合理的未來。我這樣的說法不只是意圖良善的美好願望而已，事實上，我們如果從所謂現代化的過程來思考就會發現到無論是共產黨、新儒家，或者日本的東洋漢學家，他們思考中國現代化的問題，都會發現到這個複雜的歷史工程不可能逃脫中國歷史內在的動力。這種沛然莫之的動力，至少從王陽明、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到戴震，我們都可以找到一種追求自由、獨立的精神，蘊含了師權大於王權，道統大於政統的理念。甚至現代文學的小說戲曲的表達方式，這些因素在東亞至少已經或顯或隱存在了五百多年，成立於1912年的中華民國的生命之根極深。
我當然不是否認在整個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當中，不管是民主的現代化，或者產業的現代化、科學的現代化，我們受到西洋的影響很大。現代化這個世界史的工程來自歐美的源頭，這是個無可否認的事實，但不是唯一的事實，「西洋取經」或「挑戰與回應」說都是片面之詞。西洋現代化方案最主要的貢獻是它提供了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國文明秩序化的建構。從此之後，中華文明內在追求自由平等的歷史動力才找到了一個可以結構化的形式。從這種觀點來看，1912中華民國的成立，雖然命途多舛，其歷史意義也未必為當時的人所完全了解。但我們從陽明以下，甚至北宋以下，都可以找到一種追求新的秩序形式的強烈的動力。所以不論中華民國這個政治體制成立了以後，掌權者犯了多少錯誤，有多少不堪的過去，但是這個體制的精神凝結於憲法，具體化以形形色色的文化人物的生命結構當中，我們看到了這個政體是混合了東方與西方對現代性的追求，現實上的缺陷不會掩埋它實質上的內涵。這樣的體制，既代表了一種真正的內在的中華文明的精神，又是可以在當代和世界產生對話的一個良好的政治設計。
要肯定1949台灣生存的意義，我們就不能不了解中華民國政治體制抗衡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這一段可歌可泣的過程。而我們之所以有理由要珍惜這個國家，乃因這國家從本質上是混合了中西文明在近代最精彩的表現，我們無意忽視在這段追求文明現代化的過程當中，當時的國府人士犯了極大的錯誤。他們需要為他們以前不合格的紀錄付出代價，轉型正義的呼喚是合理的。也正因為我們的體制逼使我們有究責、彌補的機會，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更沒有理由拋棄這樣的體制去追求一個只存在於腦海中的空泛的理想政體。一個沒有歷史堅強的依據、沒有可靠的地理防衛形貌、沒有容易切割的文化傳統，又加上缺乏沒有太大爭議的歷史時刻，新的主權國家如何催成？我們必須另覓生路，政治永遠無法逃避how的追問。
回到最現實的當下，現代的兩岸關係當然已經不是1949那段時候的局勢，現在的台美關係也不是1949的模樣，以戰爭解決爭端已不是可欲的形式。中華民國沒有這樣的機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可能回到毛澤東的時代，它無法迴避政治現代化的問題。但不論現實如何演變，兩岸關係的本質是結構性的，我們既然認為中華民國是混合現代性一條極好的出路，我們只有儘量發揮它的長處，找出與中國人民對話的機制，讓時間軟化僵硬的意識形態，讓共感成為政治團結的基礎，讓一種超越狹隘民族主義的普世價值成為我們共同的目標。我相信這一些期待，都可以在中華民國這個理念找到它實現的基因。
最後，我還是要回過頭來回答：為什麼我要禮讚1949？為什麼還要思考中華民國？而且我還需回答：為什麼破題即該揭舉的意圖，我竟然留在文末才表白？
對於後面這項質問，我可以很明確地表達如下。1949年國府渡海遷台以及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它們都是歷史事件。歷史不能改變，它們的內涵凍齡在它們的過去。誠如作家龍應台女士說的，1949述說的是失敗者的故事，戰敗的將兵、流離的文武百官、看不到未來的絕望百姓。即使原本似為局外人的島嶼人民也感受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壓。失敗、絕望、看不到曙光，回看中華民國史也是如此的氛圍，三十八年來，民國的內容除了戰亂還是戰亂。三十八年的業力累積，匯聚到1949歲末的島嶼，整體現象即是失敗，絕望。我們如果回到歷史當時的現場，我們聽到的就是一長串失敗的故事。
但我們不是站在1949或1912年的舞台講話，我們是站在21世紀的獨特歷史時刻，也就是站在後1949的台灣，對「1949」以及「中華民國」這兩個符號作哲理的反思。歷史不是訂製的成品，它的意義會改變的。對後1949的海外華人，尤其對台灣居民來說，「1949」這個符號最神奇之處，在於它從一個徹底失敗的記號變成了巨大成功的象徵，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皆是如此。同樣的「奧伏赫變」也見於「中華民國」這個政治符號。自1949歲末國府遷台以來，它從失敗、戰禍、無能的記號搖身一變，化為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正義等方方面面，都是舉世罕見的案例。1912那些開國元勳所許下的諾言，在大陸三十八年基本上未兌現，它實質上是在今日的台灣成立的。中華民國不是歷史上的一朝一代，它打破了兩千多年來王朝政治的格局。「主權在民」的概念在國史上首次可以具體操作，它的理念在上個世紀的世紀之交奠立，但它的成績卻在奠立三十八年後的島嶼嚴格淬鍊而成。
是什麼力量轉化了1949的歷史內涵？是什麼能量注入了歷史，催化了「中華民國」理念的能量？站在今日的歷史高點，我們可以爽利地回答：是全體國人承受了無以名之的天命，接受了歷史的考驗，我們才會造就台灣史四百年來、中國史兩千年來最好的一個時代。我們誠然還有難解的藍綠問題，我們在現實上如何與美、中皆交好，而又維繫住尊嚴，這是任何政黨執政都必須克服的難關。但台灣的綜合處境決定了一切。1949的意義如果不禮讚，我們要禮讚什麼樣的年份？「中華民國」的理念如果不好好思考，我們在現實上還能有什麼選擇？
歷史的行程是停不下來的，國人如能持志守氣，這樣上升的時代還會繼續深化。兩岸競爭與合作的競合關係如果不可免，雙方的競合關係最好不要使用戰爭的模式，而是使用球賽的隱喻，雙方在對話中化對抗為觀摩，化觀摩為彼此精進。我深信「中華民國」這個符號雖然是在台灣具體化，它卻是中華政治文明演進的精進版，它是既台灣且中國。它或許會被一時遮掩，卻不可能被一手抹殺。歷史需要時間，大道的內涵需要被歲月催化，對的思維加上好的時機，明天會更好。
註：本文為筆者接受2026年《眷村》雜誌及全國眷村聯盟聯合頒發的金眷獎的答謝詞。
楊儒賓，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合聘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爲先秦哲學、宋明理學、東亞儒學等。著作有《儒家身體觀》、《1949禮讚》、《儒門內的莊子》、《五行原論：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論》、《道家與古之道術》、《原儒：從帝堯到孔子》、《多少蓬萊舊事(增訂版)》、《思考中華民國》、《中國現代性的黎明》等書；編著有《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東亞的靜坐傳統》、《自然概念史論》、《中國哲學研究的身體維度》等書；譯有《東洋冥想的心理學：從易經到禪》、《孔子的樂論》、《冥契主義與哲學》、《宇宙與歷史：永恆回歸的神話》等書。目前除學術專業領域外，也幫清大文物館作策展及收藏政策定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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