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春编者按；习近平的南巡非邓小平南巡。邓的南巡不问姓社姓资，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因没有政治制度改革的配合走不下去了，于是出现习近平这么一个怪物。一方面想保持邓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回到毛时代的公有经济。此路把邓得来的经济成果扎腾完后，前面只有悬崖可跳。习因猛烈咳嗽提前回京，似乎是一个预兆。

2020年10月16日 00:04 

• 杨明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献花仪式中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2020年9月30日） 

华盛顿 —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期内第三次南巡在被称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先行区”的深圳等地强调说，中共的领导让深圳等经济特区在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造了他所说的伟大奇迹，并提出在新的历史关头要全面深化改革，赋予深圳更多自主权。但是，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虽然具备推动政改的物质基础，但中共党领导一切，政治高度控制的制度已把改革之路堵死。 

习近平的三次南巡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月12日到深圳等地南巡，并于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是他近8年前接任中共总书记以来第三次南巡视察。 

习近平第一次南巡深圳等地是在2012年11月15日他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总书记不到一个月后。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首次南巡考察深圳等地，强调中共十八大发出的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他效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因此此次视察深圳等地被称为“新南巡”。 

习近平第二次南巡到深圳等地是在2018年，当时恰逢中国启动改革开放40周年。10月22至25日，习近平来到广东的深圳、珠海等地考察。面对美中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习近平提出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 

2018年12月17日，在中国深圳，保安人员站在中国已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宣传牌前面，牌子上写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领导人一般会利用南巡向外界传递一些重要信号。这种做法始于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对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巡视。其间，针对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局部倒退，以及对外开放的举步维艰，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等理论主张。 

是传递信号，还是管控危机？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夏明认为，1980年代，邓小平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开启了整个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序幕，为中国走出毛泽东的文革时代和华国锋的“洋冒进”时代找到了一条出路，也为面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杀出了一条血路”。夏明说，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后中国走出国际国内面临的困境，以及江泽民和李鹏在改革开放上的裹足不前，提出了革命性和突破性的理论。 

但是，夏明指出，与38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发展开启的新篇章相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此次南巡没有任何的突破性和革命性。 

他说：“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危机，习近平没有找到有一个前瞻意识的（指导方针），能够在前进过程中改变大家的困境。另外，他利用深圳，不是在提倡深圳的拓荒精神，相反是一种危机处理，危机管控。他到深圳是在非常被动地应付危机，而这种应付里带有忽悠。” 

夏明表示，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处于非常危机之中，局势并非中共吹嘘和宣传的那么好。全球新冠疫情没有让中国的发展更好，反而是遭遇更大，因为中国的经济非常依赖国际市场、国际资本以及各种外向型经济。他说，相对于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今天中国政府面临最大的危机，比1980年、1992年以及2008年的危机都严重得多，因为所有的恶劣条件都汇集在一起，国内的各种危机，国际关系的恶化，全部都叠加在一起。因此，他认为习近平在竭尽全力穷于应付各种危机。 

此外，夏明说，习近平去深圳等地南巡的目的，还想要挽救香港。他在力图搞活深圳政策，提出新的目标同时，给香港增加一些希望，因为西方国家已经不承认香港的特殊地位。 他说：“我觉得，从长远来看，习近平是要利用深圳这个政治符号，来强化他的合法性。其实他就是想要稳定一下，尤其是对中共党内改革对他施加的压力，进行某种让步。” 

专家：缓解同改革派的矛盾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说，在重大的政治纪念日，中国领导人要做政治表态，是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习近平之前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曾分别在主政期间利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和30周年的庆祝大会之际南巡，为继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背书。他说，习近平选择在十九大五中全会之前南巡深圳，是要释放出某种政治信息，告诉中央委员在五中全会上“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他说：“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南巡，因为在前一段时间他要搞掉私营企业家，但是他在大的局势前面要让步。在深圳40周年的纪念日，可以表明他继续改革，做个姿态。这不需要做实质性的措施，布局，但是做出一个姿态来缓解一下他和改革派的矛盾。” 

旅美的政治评论员、“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说，作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讲话，是中共领导人的惯例，并非是要刻意传递什么特殊的信号。 

他说：“这并不表示要释放出特殊的信号。中国官媒所说的什么新的改革开放了，只是一种宣传的语言，并不表示习近平要在南下时做出什么重大的宣示。” 

政治体制改革期望甚微 

10月14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上说，过去40年，深圳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加到2.7万亿元，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5万元，比1985年增长31.6倍。习近平说，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让深圳取得了这些成就。 

习近平还誓言，要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在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上不亚于40年前的新的历史关头，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独立分析人士邓聿文表示，习近平宣布的一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并不涉及中共统治的改革，而且外部所期待的一些改革开放举措，也是绝不会有的。 

他说：“第一信息的自由流通问题。我说的信息流通，并不是说在全国开放互联网。比如说，在海南自贸区，也没有开放互联网。还有一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是所谓的货币自由兑换的问题，也是不会有的。如果不是隶属于这种性质的改革，仅仅是着眼于具体问题，并不是说没有意义，但是其意义不是像官媒所夸大的，或者外界期待的那么大。” 

在习近平第三次南巡之前，中共当局10月11日下发了2020-2025年《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该方案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到2025年，为整个中国制度建设作出重要示范。 

旅美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夏明教授说，该实施方案中有关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是深圳过去40年来一直想改革，却一直没有能改革成的议题，包括土地管理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户籍制度改革，资本市场等。夏明指出，深圳发展的一个瓶颈是，“深圳经济特区”中的“经济”，限制了特区更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拿掉“经济”的帽子，或在“经济”前加上“政治”，或改成“综合特区”，将有利于深圳行政制度上的改革，加快深圳整体的快速发展。

厉有为的“路在何方”？ 

在习近平10月12 开启的第三次南巡之前，现年82的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9月21和22日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就目前中国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发问：“路在何方”？ 

文章中说，全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后的今天，生产力得到解放，民营企业得到大力发展，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其中税收50%，GDP60%,就业人口80%,企业数量90%以上。“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几乎百分之百的国有，发展到这么大比例的民有，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说，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改革上层建筑，来适应现实的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第二条路是改变现在的经济基础，往回走，来适应上层建筑；第三条路是谁都不改变，维持现状，实行双轨制运行。我们现在正站在三叉路口。” 

厉有为没有解释什么是他所说的上层建筑，通常来说，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综合。这就触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 

厉有为在文章中连问13次“路在何方？”并9次重复“我们仍然站在十字路口”，以此展示出他对改革的担忧：包括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还是“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承认不承认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可不可以民有的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一样，都神圣不可侵犯”等。 

政改被现有政治制度封死 

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厉有为提出的“路在何方？”的忧虑表明，中国未来的改革现在还没有共识，没有找到方向，或者说，习近平指引的改革方向，是一条死路。夏明认为，中国未来改革的路应该继续沿着40年前邓小平指引的道路向前。 

他说：“邓小平在深圳改革时有两步走的规划，先发展经济，最后再进行政治改革。邓小平说的很清楚，政治改革，就是要进行选举。习近平把邓小平的思想都阉割掉了。未来要怎么走，我认为，邓小平当时有局限，但他的历史愿景当下是可以推动的。毕竟当时邓小平接手时，中国人均只有800美元的收入，今天的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万美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邓小平看到的话，他也会认为，我们已经具备推动政治改革的物质基础，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的改革之路。” 

中国政治问题专家王军涛博士说，虽然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60条改革举措，其中包括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但是，王军涛说，中共在此后的改革过程中，非但没有大力支持和发展私营企业，反而强化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作用，强调“党政结合”，“政企结合”，“政经结合”。王军涛说，这些与中共在80年代“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是背道而驰的。 

王军涛认为，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对中国未来改革之路怎么走的发问表明，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已经让中国的改革走不了回头路了。 

他说：“习近平想再回到改革上，中国得需要一个大的政治上的改革变局。我觉得，蔡霞，任志强等，他们都是前几年改革开放中的支持者，即使发生89年的事件之后，他们寄希望于共产党搞改革的信念，依然没有变化，而且在这个架构中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他们对中共的改革都感到绝望了，觉得在党内不可能再回天了。”

独立学者邓聿文说，中国未来的改革，在微观的具体措施方面还有发展的空间，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资本市场的改革等。但是在更宏观层次上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因为已经被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死”。 

他说：“习近平现有的党领导一切的制度，政治高度控制的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把改革之路封死了。不打破这一点，就别谈改革。所以说，具体领域还有改革空间，但是要想我们所期待的政治改革呀，或者深层次的经济改革呀，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