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香港」報告指中德「友城計劃」　為中共「地方包圍中央」國際版

北春编者按：中共外交最成功的莫过于与世界各国的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姐妹城市。并化大量的钱建造中国花园，不时地进行文化交流，以文化侵入他国，当然最重的是通过这此些友好城市收买地方行政当局与地方议员，即使这个国家对中国人权有批评，对中国的政策有遏制，但因西方国家地方大都有自主权，不受中央控制，仍然可以自行其事与中国交好，签订各式各样的合约。这就是地方包围城市的策略。

2024.06.07

人權機構「自由香港」針對中德「友善城市」發表報告，盤點中德在過去40年建立近120個「友城關係」的危害性，指中國正利用這種「次國家政府外交」將長臂伸向德國。報告主要作者稱，中德「友城計劃」猶如國際版的地方包圍中央，呼籲德國聯邦政府重視該計劃對德國對華戰略的危害性。

德國人權機構「自由香港」（Freiheit für Hongkong e.V.）周三（5日）發表報告，透過詳盡的調查和案例，警示中德「友城計劃」危及德國對華戰略，並提出政策建議。

早在2023 年7 月，德國聯邦政府發布了首個中國戰略，強調「去風險化」和降低對中國依賴的總體目標，雖然該戰略邁向「更現實外交」政策的重要第一步，但該戰略包含德國政府明確表示，繼續支持地方政府與中國「友城計劃」的條款，而這種「次國家政府外交」成為中國長臂得以伸向的巨大漏洞。

「自由香港」組織於6月5日發表報告，警示德國與中國建立的「友城關係」危及德國對華戰略。（「自由香港」截圖） 

「次國家政府外交」關係令德國變得脆弱

報告指出，在過去的40年，德中建立了近 115 個友城夥伴關係。雖然每項合作重點不同，但共通點是中國總是建立有利於自己的行為網絡，而德國似乎沒有足夠的能力識別風險，因此「次國家政府外交」關係令德國變得脆弱，並暴露於中國的侵略性策略之下。

從歷史上看，基於推進公民權利和人權等基本價值基礎上的「友城關係」，往往在實踐中受制於經貿交往，而中國利用中德「城市結對計劃」，推進習近平的政治工程「一帶一路」，作為歐洲最大內陸港的德國杜伊斯堡市，就深度參與了中國的「一帶一路」。

德國許多地方政府、大學也與中國合作建立眾多的孔子學院，這些計劃合作忽略了中國重大人權侵犯和打壓學術自由等問題。例如與上海結為友好城市的漢堡，將一個重要的港口賣給中遠集團；大眾、奧迪總部所在的沃爾夫斯堡、因戈爾施塔特，亦與中國城市結成友好城市，顯示出企業影響力和市政外交的混合問題，更引發人們對國家安全、中國操縱經濟夥伴關係，來服務地緣政治目標的擔憂。

另外中國也向德國的一些地方城市推出「足球外交」。今年4月，巴伐利亞州長（Markus Söder）對中國展開「熊貓外交」之旅，其中就包括與成都的足球外交活動。

報告認為，因為德國的地方外交以權力下放和自主決策為特徵，而中國則是中央高度集權自上而下，這意味著當外國實體與中國城市打交道時，實際上是與中共政權打交道，中共的統一戰線巧妙地利用該計劃推進北京的影響力。而中國在「友城關係」的幌子背後，是將其作為政治工具和政治談判的籌碼，中國已經認識到民主世界的弱點並利用了他們的「天真」，在多個領域內找到了實質的立足點。德國政府和地方政府忽略了中國對「城市結對計劃」的策略性企圖，這種疏忽將對德國對華戰略的整體實施產生負面影響，該計劃亦與對華戰略中「去風險化」的目標相矛盾。

報告的主要作者、「自由香港」創始人之一的黃台仰。（吳亦桐提供） 

報告作者：報告是在向德國政府警示

報告作者之一的黃台仰向本台表示，該報告是在向德國政府警示，中共正在利用「城市外交」，以期實現「地方包圍中央」。

黃台仰說：「報告主要是探討在現在德國跟中國城市外交的框架底下，德國面臨甚麼風險，還有中國怎樣利用這個城市外交達到外交的目標；德國每個地方的政府都有頗大的自由跟權力，我們發現中國有系統性的對德國的良伴制度進行統戰工作，這個策略叫做『地方包圍中央』。」

黃台仰也表示，德國地方政府重利益而棄國家整體價值和風險於不顧，像杜伊斯堡已經自稱「在德國的中國城市」並且深度依賴中國。

黃台仰說：「因為地方的官員往往是重視地方的發展、利益，很常忽略風險評估和價值的面向，報告中的一個例子就是杜伊斯堡叫自己是『China city in Germany』，它們也是一帶一路在德國的終點站，從杜伊斯堡的例子看到中國怎樣利用城市外交，建立在當地的影響力，然後慢慢讓這個地方對中國產生依賴。」

評論：德國還未完全意識到「友城關係」的風險

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在接受本台訪問時，高度讚揚「自由香港」所做的報告，認為其準確地找到德國對華戰略的漏洞。他也認為，德國的「天真」在於根本不明白地方政府沒有自治，同意在與中國地方政府和城市的合作中，助力中共當局完成國際版的「地方包圍中央」。

楊海英說：「『友好城市』中了中共的圈套，德國它有一個錯誤認識，覺得中國地方政府和健全的西方社會一樣，都是高度自治。其實中國沒有西方那種地方政府，中國是高度的中央集權，尤其是現在，萬事都得唯習主席馬首為瞻。這樣給西方帶來甚麼危害呢？就是從地方各個擊破，這個是中國『以地方包圍城市』的國際版。」

楊海英認為，德國政府及地方政府還未完全意識到「友城關係」的風險，亦未汲取歐盟長期對俄羅斯依賴的教訓。

楊海英說：「德國或西方世界要走到一定的程度，切身體會到中共的危害的時候，就像俄羅斯給歐盟一部分成員國家帶來一定程度的危害的時候，她才能覺醒。」

報告建議提高中國在德國境內統一戰線的認識

報告強調，需要加強城市和市政夥伴關係的安全框架、確保與國家外交政策目標保持一致、減輕與中國有關的風險，以及提高對中國在德國境內統一戰線活動的認識。

例如在德國聯邦層面，建立德國聯邦議院引入立法，使聯邦政府能夠有效地規範和協調地方外交；德國聯邦政府為地方和市政府提供特定的財政支持，以減少中共統一戰績造成的脆弱性等。而地方政府層面則要強調普世價值觀，在國際互動中強調人權、參與式民主等，亦需建立與中國城市合作的戰略框架，明確的加入人權和公民價值觀等內容，並提高國際交往的透明度。

該報告由流亡德國的香港本派民主人士、「自由香港」的聯合創辦人之一的黃台仰、「自由香港」組織人權倡導和傳播協調人穆勒（Shawn Möller）撰寫；編輯為「中國戰略風險研究所」的高級政策主管古德曼（Sam Goodman）。外部審查員亦包括古德曼，以及特里大學教授古思婷（Kristin Shi-Kupher）和資深記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他們均是研究中國問題的資深專家。

記者：吳亦桐、宋子杰（倫敦）　編輯：施芷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