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西方，人们对毛泽东最好的普遍认知是有缺陷的爱国者，最坏的则是残暴的独裁者。1958年至1962年的大跃进就是他对快速工业化的错误尝试，导致了一场造成数千万中国人丧生的饥荒。那时候的中国老百姓是如此热衷于提高钢铁产量，以至于他们在简陋后院的炉子中熔炼锄头、犁头和其他铁器，结果失去了干农活的工具。

那之后不到十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发动暴乱的学生举报老师，毛泽东的政敌被击毙，中国整整一代最杰出、明智的人才（包括习近平本人）被流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共产主义和孤立主义让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陷入了极度的贫困。

然而，习近平却认为毛泽东非常值得效仿。在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任教授的孟睿思给我举了个例子，他说，“他经常借用毛泽东的口号。他的穿着和举止都很像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就是去年）的庆典上，他的着装非常特别，那是只有毛泽东在非常特殊的场合才会穿的毛式服装。而他在天安门发表演讲，就像毛泽东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一样。”

如果习近平对毛泽东的效仿只是做戏，那除了历史学家，谁都不会太过在意。但那不仅于此。就像毛泽东一样，习近平主张共产党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正在压迫，亦或是说排挤私企和外企。他极度依赖政治宣传，并切断了本国民众获取外国信息的渠道。他对诸如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国家怀有怨恨，因为他认为这些国家曾经羞辱中国，并企图阻止如今中国的崛起。而且，他还打算通过吞并台湾来完成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内战，国民党于1949年战败后逃至那里。

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毛时代的中国老百姓吃尽苦头，但他们在习近平统治下尝到了甜头，中国的经济奇迹在习时代仍在继续。这是习近平的一大优势。现代中国表面下暗含的交易就是，领导人承诺带来繁荣，作为交换，人民将送上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但习近平的政策威胁了中国的繁荣，因此也危及到这一交易。

“中国政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总以实验性的方式做事，”孟睿思告诉我。深圳就是个案例，这一位于中国南方的经济特区与香港毗邻，已成为一座经济重镇。“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在这里或那里做出调整，”他补充道。“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有些迎来了突飞猛进。”

孟睿思说，习近平限制了这样的实验，更加强调中共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我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像此前长期以来那样乐观了，”他说。“现在它似乎更偏重于意识形态了。”

《毛泽东与市场》一书认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和遗产，不论对中国机构还是个人都是如此。”书中还说：“中共的政府维持着这些毛式体制，个人信仰也深深根植于毛主义，并将其传递给后代。”

毛主义的大众吸引力从未消退，因此习近平能够继承毛泽东的旧遗产也就不足为奇了。不管你如何看待毛泽东，他依然统治了中国接近三十年。这种成就对于习近平这样的人来说，吸引力是巨大的。孟睿思评价道：“客气点说，习近平也是个毛主义倾向十分强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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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