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中国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拘留部分抗议者，并警告想要抗议的人；另一方面让地方政府放弃一些引发民众不满的防疫规定。习近平尚未公开提及抗议，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异议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政策调整决定。但很多中国人似乎认为全国范围内的反抗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现在可能会尝试以更小的方式保持施压。

“我认为民众将会协同一致，协调的程度将是低水平的，看起来更多是个人的和自发性的，但背地里也会有学习和交流，”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密歇根大学教授高敏(Mary Gallagher)表示。

“这就是政治压抑环境中的办法，”她说。“这的确能对地方政府施压，让他们不能封城。”

尽管中国有着庞大的威权政府，但地方抗议并不罕见。疫情前，这些抗议往往集中在政府征地、污染泄露和拖欠工资方面。自疫情以来，不满情绪的爆发此起彼伏。但地方动荡的新形态将在这个尤其敏感的时刻考验习近平政府，因为中国正寻求放松防疫限制，同时还要努力避免感染激增失控。

一段经《纽约时报》核实的视频显示，武汉大学的数以百计的学生在最近的一个雨夜集会，呼吁改变防疫政策。武汉是2019年底此次疫情首次出现的地方。“过程公开，信息透明，”他们撑着伞喊道。

这个相对温和的口号似乎经过了深思熟虑。该校一名学生表示，同学们对学校恢复线下教学的计划感到不满，这打乱了他们在限制下生活了几个月后离校回家的计划。这名因担心不良后果，只透露自己姓吴的学生说，他没有参加集会，但是看到了同学们分享的视频。他指出，没有一个抗议者拿着白纸，那已成为反抗政府的象征物。

吴同学说，学校后来做出了让步，允许学生离校回家，在网课和线下教学之间进行选择。

虽然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放松管控，但并非所有地方官员都这么做。尽管更多高级领导人希望对公众的不耐烦情绪表现出同情，但他们仍然承受着控制疫情的巨大压力。

周日下午，在上海的一个高档住宅区，居委会在一栋公寓楼出现新冠病例后，下令保安封锁小区入口。

愤怒的居民很快与保安对峙起来，质疑封锁非法。“你没有权利！”发布在Twitter上的一段视频中，一名女子不断喊道。几个小时后，警察赶到，他们站在了居民一边。居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纽约时报》，“经过接触和协调后”解除了封锁。

周末在武汉，一个社区的居民自行解封，从发布在Twitter上的一段视频可以看到，他们推倒隔离墙，涌上街头。

由于参加抗议活动的风险太大，中国民众正在使用一种更古老的策略：引用中央领导人的话来反击地方官员。几个世纪以来，心怀不满的民众一直在利用中央政府的命令来为自己辩护，他们常常诉诸这样一种观点——可能是出于真心，也可能是一种策略——北京的统治者是好的，他们被腐败的或不忠诚的官员误导了。

“这种观点认为，你可以用中央政府的话来抵制地方的越权行为，”高敏说。 “而且它会保护你，因为中央政府应该是体恤民情的。”

中国人正在以法律为武器进行谈判，以抵制持续的疫情限制措施。在未能放松封锁的地区，居民们指出政府11月初有规定放松管控，以此推动地方当局精准防疫。

上海和武汉爆发的冲突表明遭到封锁的民众已经忍无可忍，他们更担心的是偿还贷款、重振遭受重创的企业，以及让孩子返校正常上课。

“我们要解封，小孩子要上学，”发布在Twitter上的一段视频显示，中国东部无锡一公寓楼的居民在抵制封锁时喊道。“要赚钱养家。我们要吃饭。”

法律界人士也积极协助市民提高自身权利意识。近日来，随着当局采取行动拘留抗议者，而且在往往缺乏明确理由的情况下搜查民众手机，法律建议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开来。其中一篇文章简要讲述了当警察要求搜查手机时，公民有什么权利。

在这篇文章中，就职于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作者援引中国宪法得出结论：“随意查看公民手机中的内容是对公民隐私权的严重侵犯，是滥用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

然而，一些公开发声的人继续面临更大的压力。37岁的王胜生律师负责协调为忧心忡忡的抗议者及其亲友提供建议，她说，她接到了当地官员的电话。

她说，看到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上海守夜活动纪念乌鲁木齐死难者的照片后，她决定帮助抗议者及其家人。她说，她接到了几十个电话，其中包括被拘留和遭到审问的人，他们想知道自己的权利。

过去10年里，中国当局试图通过吊销维权律师执照或拘留、监禁方式，让维权律师噤声。但王胜生说，她觉得没有理由担心。

“我想我只是提供一点法律咨询服务嘛，”她说。

“凭什么，别的人就认为他们有问题，我给他们提供法律咨询所以我也有问题？”她还说，“这个根本不是法治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