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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个人债务暴增 政府难辞其咎
2024年4月26日 18:49
资料照：寻找工作的人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招聘站外等待。（2020年5月13日）
华盛顿 —
中国的家庭债务过去五年增加了50%，超过11万亿美元，欠债不还的“老赖”达830万人，占中国劳动人口的1%。经济专家对美国之音说，房贷和消费习惯改变是主要原因，但政府只注重生产端，不关注消费者和居民的政策也难辞其咎。
香港寰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CEIC)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1月，中国的家庭债务超过11万亿美元。相对于五年前，中国的家庭债务规模增加了50%。
美国的家庭债务约为17万亿，虽然中国的家庭债务低于美国，但中国的人均收入不及美国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其家庭债务规模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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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失信被执行人达830万人，这些欠债不还的人被称作“老赖”，年龄大多介于18岁到59岁之间，占中国劳动人口的1%。“老赖”人数自2019年底增加了将近一半。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老赖”等同于进了政府的黑名单，被限制不得有高消费和非必要消费行为，例如购买机票、高铁票和住星级酒店。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研究员兼中国项目协调员黄天磊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个人债务在过去五年暴增，房贷是最大原因。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过去长期兴旺，房价持续上涨，涨幅甚至远超过GDP。许多人借贷买房，贷款金额也水涨船高。尽管当前中国房价出现下降，但房价仍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而且还有向上趋势，许多人无力负担房贷。
另一个导致个人贷款上升的原因是中国人的消费习惯正在发生改变。黄天磊说，新一代的消费观念和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他说：“以前大家的概念是从银行或放贷者那边借钱用来消费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悖。但大家尤其是年轻人消费的思想在改变，现在贷款也很简单，像是在支付宝上面很容易就可以贷到钱。”
黄天磊说，因为科技发展，贷款变得更加简单，人们通过不断贷款来消费，实际上对经济发展有利好作用。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副教授谢田认为，中国人消费习惯的改变反映出对生活的失望。过去中国人的储蓄率每年可达20-30%，远远高于欧美国家的5%。现在家庭储蓄率越来越少，而且有储蓄习惯的大多是中老年人。
谢田说：“年轻人现在不存那么多钱了，有时候他们可能很绝望，觉得物价这么高，存也存不了多少钱。再一个主要也是通胀的原因，”他说，“交通、通信价格涨得飞快，尤其房价、教育、医疗，实际上这是成本上升的问题。”
谢田指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衰退，带来严重的房贷停供断供问题。这些贷款破灭溢出成为坏账，社会整体债务增加。这个问题连带也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和零售、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有些人以前花了很多钱（买房），因为他觉得他有资产，房子在增值。现在房价在跌，这个财富效应也会导致他们觉得非常绝望，增加的债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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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磊则对房价下跌刺激消费者购买力持乐观态度。他指出，中国的房价对比居民收入可谓天价，全世界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城市就在中国的北上广深和香港。此外，买房在中国社会还受到传统文化影响，例如男性在结婚前常常需要在城市里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人们为此大量储蓄。
如今中国房价下跌，人们对房地产失去信心，在不买房的情况下，可支配收入就增加了。另一方面，对已经有房子的人来说，中国的房贷利率正在下降，还在偿还贷款的家庭能够和银行重新协商贷款条款。因为房贷下降，每个月缴的钱变少了，他们有更多可支配收入，能够用来消费。
黄天磊较担心的是中国的中小型银行，这些银行收到的来自居民、政府和企业的存款正在减少。居民因为担忧风险，更愿意把钱存到大银行。而部分中小型银行其实对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敞口比较大，在这两个部门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中小银行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
他担忧中小银行未来会出现像去年美国硅谷银行倒闭的情况，而且因为这些银行平时不引人注意，问题一出来大家都没有准备，对消费者信心和金融系统会产生影响。
谢田认为中国的房市、股市和债市都已经陷入危机，而且因为大型银行由政府控制，缺乏制约机制，之后还可能爆发更大危机。
“实际上，中国的金融危机我认为已经在发生。中国也没有独立的央行，所以印钞票的时候，他爱印多少印多少，没有任何制约。这不像美国，美联储是独立的，可以决定利率和印多少钞票，美国政府没办法干预。”
“在中国不一样，中央银行实际上是和财政部一样，都是中共直接操控的。所以它完全可以用印钞的方式把危机掩盖和拖延。但是债务、破产和坏账，这些数量越来越大，总有一天是掩盖不住的。这个危机会全部爆发，就像一个定时炸弹，”谢田说。
黄天磊则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还不会形成金融危机，但经济确实面临增长速度放缓的问题，从过去两位数的增长，到现在5%都难以实现，在国际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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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田指出，中国政府试图提高个人消费，来减少对房地产增长和基础建设的依赖，这也是中国推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的原因。但在民众捉襟见肘，年轻人失业率高达一半的情况下，国内的消费很难提振。
“这不是中共想刺激消费就可以刺激出来的，因为消费者没有这个钱，关键是他们看不到这个前景，没有信心，”他说，“中国经济我认为现在没有什么可以走的出路，只能做好未来几年一直在低迷和萧条中度过的准备。”
黄天磊认为只有增加人民收入才能治本，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将得到改善。例如美国在疫情期间发行许多债务，此前人们对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感到担忧，但美国产出的增长比债务水平更快，债务水平占总体产出的比例是下降的，因此不必特别担心债务问题。
然而中国目前的政策却背道而驰，政府更加重视生产端，包括发展新质生产力，而不是关注消费者，对居民部门的支持明显不够。这些政策上的偏移会延缓中国需要的结构性调整。
“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双循环，更多地把经济调整到消费驱动，不要完全通过投资驱动。但是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方向恰恰相反，不是强调消费、扩大内需，更多的是强调对优先的领域进行扶持，在关键的技术领域上解决卡脖子问题，在安全上自足的这种目标。”
他说，中国政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上述领域加倍投入，这是现在政策最令人担忧的地方。中国政府对消费者和居民家庭部门不关注，尤其是农民工等低收入人群。
“他们其实对于中国大城市的繁荣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待遇。他们在城市里面生活，像二等公民一样，对于他们的消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黄天磊指出，这些人根本没有条件购买房子，在许多城市购房受到户口的限制，高昂的房价让他们难以承受，而公共住房计划在中国也不普遍。整体来说，中国的政策对消费者和需求端的关注力度不大，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的支持力度不高。中国民众的个人债务暴增，中国领导层在决策上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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