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放宽容错标准：“无心之过”是否可被接受？

《华尔街日报》1月19日的报道说，自习近平上任以来的反腐运动，已导致620多万人受到处分，为了激励官员士气和提振经济，习近平试图通过调整政策，缓解官员对反腐败政策的紧张情绪，并传递出无心之失会从宽处理的信息，还说“一些错误是可以接受的”。

报道指出，去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一项《决定》中，就提到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以激励官员“干事创业”，习近平下令中共纪检人员对犯下无心之过的官员免除责任，应该“严管和厚爱结合”。

“三个区分开来”最早是由习近平在2016年提出，要求对犯下无心之过的官员从宽处理，跟蓄意违规的人作出区分。

不过，观察人士对于习近平所谓的“无心之过从宽处理”各有不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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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与容错的矛盾：统治与改革如何平衡？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以习近平专制独裁的作风，要同时做到统治与容错，实际上相当困难。

他指出，中国领导人的统治术向来就是“用贪官、反贪官”，但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强力打贪已经从扫除异己到连习家军自己人也要抓捕。以军队为例，从前解放军的将领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都因贪腐而被判重刑，但身为习家军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等虽然也接连倒台，但官方只说涉及贪腐问题，但尚未具体公布案情，也未积极处理。这是因为习近平以打贪名义铲除异己、清理不同派系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都是自己提拔起来的习家军，所以不能给予太过严厉的处分。

胡平说：“那他就只好想办法做这么一种区别，做这种区分，也就是对自己的人他也要搞，继续要既要用贪官又要反贪官，但是反贪官的力度，尤其对有一些人，那就手下留情，就从轻处理，所以就出现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

胡平表示，习近平或许也发现到了要留一些贪腐机会给官员，让他们有利可图，才提得起劲干事，所以编个理由说无心之过可以通融，即便这个理由根本说不通。因为虽然错误分为无心之过和蓄意为之两种，但反腐早期还可能因为在摸索阶段，不知道界线在哪里而糊里糊涂犯下无心之错，还说得过去，但现在习近平已经反腐这么多年了，官员应该很清楚界线在哪里了，所以越到后来犯事的人，越可能是蓄意犯规。

胡平说：“你现在搞这么久，你应该很清楚了，结果他现在倒还强调反而要原谅，要接受那些无心之过的过失，那么说明就是他现在面临这个状况，他必须得调整他的统治术，包括他要调整他的这种控制群臣的这种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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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心之过”与官员躺平：体制僵化的恶性循环

台湾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张执中则认为，华尔街日报对于习近平“无心之过”的解读跟实际情况或有一点落差。

他表示，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观察，被开除党籍的官员多半是因为错误政绩观、盲目决策、虚假整改等因素而受到惩罚，很少是因为官员努力工作但用错了方法，或者是官员愿意尝试创新而失误受惩，也就是说，一切还是按照习近平的“八项规定”在办事。

他对美国之音说：“那我们如果注意在今年2025年的中纪委全会里面，整个重点都是习的讲话，而且是三中全会路线的延续，那这一些都是在于说，习近平他在目前更强化就是各阶层的各级干部必须跟中央保持一致，这个才是他要求的重点。”

他表示，换句话说，习近平对于干部犯错实际上的宽容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不管是基层脱贫或是高阶技术开发而落马的人，他们其实之前都有一个光环，意思是说他们其实都是得到了中央的认可，才开始去推动某些新做法或新政策，但后来的下场都不太好。

“那所以他等于是一面去推政策或者科技上的创新，另外一面背后还是派着一组人在盯着这些人，那所以只要这些人有什么问题，很快地他们就下来了，那所以他们落马的原因通常你看到还是跟贪污有关。”张执中说。

他还表示，习近平每次只要提出新的说法，其实都反映了目前的情势并不稳定或并不好。习近平提到宽容无心之过，也意味着他其实已经认知到过去的政策或指标对干部造成了太大的压力，导致官员不作为，但这样的说法实际上难以真正激励士气，让官员变得勇于任事和积极创新。

张执中说：“这10年所形成的这样的框架，对干部来讲，不会因为习讲一句话，他们就忽然间会觉得情势已有改变，因为风险实在是太大，所以干部基本上还是会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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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也表示，习近平的 “宽容无心之过”无法激励士气，真正能激励中国官员不躺平的方法还是要“上项目”。

他说：“官员只有靠着改革或者靠着上项目，他才有钱可赚，才有油水可捞，所以大家干得很起劲，有好几个很著名的贪官，其实也是很能干的人，很干力，既是干力又是贪官。”

他说，比如中国的高铁近年发展得那么快，就是因为一些肯做事的官员背后有着大捞一笔的动因，原来铁道部长本身就是个大贪官，除了刘志军和盛光祖两任部长相继落马外，铁路系统高官因贪腐被捕的更是不胜枚举。

胡平说道，习近平对于干部一方面要求忠诚，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给官员腐败的机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其实一定程度跟官员在土地财政上的“卖力”，从而从中谋取私利有很大的关系。

“让你腐败本身也是收买关系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控制官员的一种手段，我可以拿你这个把柄随时出来整你，所以这两个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 。”胡平说。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讲述了中共官场的用人逻辑。他说，中共在一党专政体制下，一但下达了某个政治任务，比如反腐、清零，经常是不惜一切代价去做，大大小小的百官都必须要服从最高领袖习近平的指令。只要服从，无论带给民众或官员多大的压力和痛苦，上层都不会在乎，但只要干部胆敢不服从指令，就可能随时面临丢官的风险。

他说：“他们一缸下到底的这种做法，也跟这个极权政治底下的这个用人之道直接关联，或者我们叫乌纱帽定律 。”

分析人士说，在这种情形下，对中国的官员来讲，如果跟习近平有不同的意见或是想要有创新作为，万一被习近平认为是在挑战权威，就可能会为自己的仕途带来风险，所以干部们干脆“躺平”，一切以习近平的意见为依归，而不愿意多花试点精神去做新的尝试。

这也可以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还可以常常看到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官员，以及现在中国名气大的企业家，也都是江胡时代产出的人，而现在的习近平时代完全看不到任何一个，可以看出。

台湾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张执中表示，从中共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共政治局的几位常委改采取“谈话调研”的方式，到了二十大更强调选人用人的第一位是“政治标准”，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最关心的是能否符合党中央的思想，以及在“面试”中是否能展现斗争力为主。

“所以他的我们讲红跟专这一块，对红的要求越来越清楚，所以你干部在政治跟中央的路线一致性这一件事情，是习近平越来越要求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