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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王俊嶺2016年5月10日 
Courtesy of JCU International 作者參加學校組織的「鼓圈」活動,此活動旨在增進國際學生彼此了解。 我就讀研究生的詹姆斯庫克大學(James Cook University, 簡稱JCU)位於澳大利亞昆士蘭州(Queensland)的湯斯維爾。澳洲的大學課程中,小組作業比重很大。但是我入學半年多,還沒有和亞洲以外的學生 同組合作過。這對於立志融入本地文化的我來說是不能接受的。今年年初新學期開始的時候,我決定改變,計劃建立一個既有國際學生,又有澳洲本地學生的真正的 「混合小組」。沒想到,這個計劃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困難得多,過程還有幾分戲劇性。 被我選作突破口的是「IT項目實踐」課。在這門課中,組員們需要在 導師的指導下共同工作,歷時一年完成一個真實的IT項目,組員的選擇對於課程表現的影響很大。第一節課那天,導師就給每個人發了十幾封很長的郵件,讓我們 從中選出中意的項目,然後就開始分組了。面對幾乎一無所知的項目和一屋子陌生面孔,我知道自己必須快速做出決定。首先我和一個上學期同班過的印尼同學「結 盟」,我知道他是個勤奮可靠的隊友。這時三個澳大利亞本地學生舉手示意對第一個項目感興趣。印尼同學向我使了個眼色,我們馬上也舉手。一個來自巴布亞新幾 內亞(簡稱PNG)的學生弗朗西斯也舉手了,總共有六個人對這個項目感興趣。 但是,課程要求每組最多四人,於是我們坐在一張桌子周圍討論如何拆分為兩組。 我的如意算盤是讓弗朗西斯和兩個本地學生一組,我、印尼同學與另一 個本地學生一組,這樣每組都是「混合型」的。正當我搜腸刮肚,試圖找到一套政治正確、不冒犯任何人的說辭的時候,一個本地學生說:「你們看這麼分好不 好?」說著用手在桌面划出一條虛擬的線,線的一側是三個本地學生,另一側是三個國際學生。我發現這種肢體語言非常巧妙,不需要遣詞造句,而且看起來很隨 機,只不過三個本地學生「恰好」坐在一起,而且「恰好」被划到同一邊而已。我和印尼同學沒有找到什麼反駁的理由,所以只好點頭同意。這樣的結果讓我有些沮 喪。之後又經過幾次組員調整,在中國同學的建議下,我把弗朗西斯推薦到了別的組,又吸收進兩個中國人,重新組建了一個「亞洲組合」。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正 常」而「舒服」的軌道。 在我所在的大學,這種「純亞組」甚至「純華組」的現象很常見。全校 兩萬多名學生當中,中國學生大約一千多人(2013年數據)。在這些中國留學生周圍似乎有一層無形的薄膜,把他們包裹在一起,與世隔絕,很難突破。我有一 個中國同學,整個學期幾乎完全沒有說英語。這位同學為人友善,也善於與人打交道,但是他還是沒有嘗試去突破這層薄膜。上課聽不懂的地方他就問身邊的中國 人;小組作業和期末複習與中國學生一起做,純漢語交流;打工在中餐館,老闆說漢語;業餘時間聚會、打球也是和中國學生一起。有一次做實驗,他的電腦壞了。 他像往常一樣讓我幫他問問老師怎麼辦。我和另外一個中國同學就想逼着他說一次英語,誰也不肯幫他問。他在那台罷工的電腦前坐了差不多20分鐘,終於起身去 找老師。那老師立即很熱情地到他電腦旁幫他解決問題。這是我唯一的一次聽他說英語。他在這個華人人口只有1%左右(還有一部分只說廣東話)的小城為自己營 造了一個純普通話環境,而且運行良好。當然,有時候他也會抱怨,說這個地方「既荒涼又無聊」。 這種現象並不是個案。在美國,有的大學因為大量中國學生語言能力不過關而被迫降低授課標準。中國留學生聚集的地方,有時會形成一個封閉的小社會,甚至出現一些嚴重的行為問題。發生在美國加州,導致三名中國留學生被判刑的綁架、凌霸案就是一例。 為了幫助國際學生更好地適應學習任務、融入本地環境,我所在的大學 做了不少努力。例如把授課視頻傳到網上,供沒聽懂的學生反覆觀看;還有一種「手把手教程」,把實驗步驟劃分為最基本的操作,附上圖片,保證沒有任何基礎的 學生也可以按部就班地順利完成。此外每周還有免費午餐會,為國際學生創造交朋友的機會。 
Courtesy of JCU International 作者與來自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在詹姆斯庫克大學校園。 即便如此,還是有一些隱形的障礙干擾着不同族群學生之間的合作。有 一位中國同學,他聽說我在IT課沒有和本地學生同組,竟然替我慶幸。他說自己曾經有三個本地隊友,那段經歷不堪回首,因為分組一結束,他就再也看不到這幾 位隊友的蹤影了。他只好獨立完成四個人的工作,連按時按量交作業都困難,差點「掛科」。團隊作業是學業評估的必要部分,如果不能在截止日期前提交合格的作 品,整門課都會不及格。按照學校規定,如果「掛科」,需要重修並再次繳納這門課的學費。對於留學生來說,每門課學費3000多澳大利亞元,摺合人民幣大約 1.5萬元(悉尼、墨爾本等大城市的學費更貴)。然而本地學生沒有這個壓力,澳大利亞政府給本國學生髮放豐厚的財務補助,學費低廉。與兢兢業業,力求安全 畢業的留學生不同,本地學生往往更注重享受生活和發展個人愛好,例如組建搖滾樂隊等。「他們根本不在乎」,那位同學說,「我當時是『一拖三』,活兒都是我 一個人干,拖着他們走。如果你能力強能拖得動,那還好。一旦拖不動,就都掛了,但『破財』的只有你一個人。」 當然,潛在的「問題隊友」並不僅限於本地學生。中國留學生圈子裡還 流傳着對印度學生的一種看法,認為他們出來留學,大都是想「黑在這邊」打工。我知道這是一種刻板印象,但似乎也並非完全出於捏造。我的另一個中國同學,由 於準備不充分,在大多數同學都已經組成團隊的時候還是「孤家寡人」,最後找到兩個同樣「掉隊」的印度學生。據他講,這兩個學生每周7個晚上都要在餐館打 工,周末兩個白天還要洗車10個小時。每周打工時間超過40個小時,基本無暇顧及學業。澳大利亞法律規定國際學生每周最多打工20小時,因此他們多出來的 20多小時工作時間屬於「黑工」。印度學生也有他們的苦衷。相對於印度的收入水平,澳大利亞的物價高得令人咋舌。與很多得到父母全額資助的闊綽的中國學生 不同,印度學生大都需要更多的打工時間以獲得足夠的學費和生活費。 還有一位我在湯斯維爾最好的中國朋友,他曾力阻我和PNG的學生同 組,原因是他「慘痛」的經歷。他在校外租房住,前後共有過三個來自PNG的室友,每個都製造了不小的麻煩。其中一個違反事先約定,半夜裡在家中舉行聚會, 吵得其他人睡不着覺,喝醉以後還往我朋友的女友車裡撒尿。另外一個女租客和我們一樣也是JCU的學生。她先是聲稱沒錢,暫時交不上房租,只把一個iPad 交給我的朋友算抵押。之後幾個月消失不見。根據澳大利亞法律,租客就算拖欠租金,任何人也無權進入或清空她的房間。然後有一天,她趁着我的朋友不在家,突 然回來把自己的所有物品搬走了。搬走後她繼續在JCU上課,拒絕補交拖欠的六個月房租,還要求返還iPad。後來我陪我朋友去報警。警局接待我們的女士問 明情況後直接就說:「房租問題屬於民事案件,警察管不着。但是那個iPad你需要還給她。澳大利亞法律不允許私自扣押他人財物,如果她告你盜竊你會很麻 煩。」離開警局後,這位朋友懇切地對我說:「我求你了,千萬別跟那個地方的學生一組。你這個項目要做一年,不是鬧着玩的。」 我知道他是誠心為我好,出於「保險」的考慮,我最終發郵件把弗朗西 斯推薦給在桌子上劃線的那三個本土學生,幫助他們組成了一個「跨國組合」。再次碰到弗朗西斯時,我有些尷尬,對他說很遺憾沒能和他一組。他表現得很有紳士 風度,說沒問題,他現在這組合作得很好。說完還咧嘴向我友好地笑了笑。那一刻我開始有點懷疑自己的決定,我是不是太過追求「保險」了? 畢竟,總體來講,我發現如今的澳大利亞已經是個非常開放的、多元化 的社會。比方說弗朗西斯,他來自澳洲原住民族群。他的祖國PNG一度是澳大利亞的領地,與昆士蘭只有一條狹窄的托雷斯海峽相隔。北昆士蘭地區作為澳洲原住 民的傳統領地,當地政府非常重視保護多元文化和種族平等。當然,這樣的善政並非自古有之。澳大利亞在歷史上實行過臭名昭著的種族歧視和隔離政策,甚至曾經 把大量白人與原住民所生的混血兒童從他們的原住民家庭中奪走,並強制灌輸白人的語言、生活方式和基督教思想。直到2008年,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 (Kevin Rudd)才正式就此向原住民道歉。經過幾十年的進步,現在的澳大利亞已經基本上糾正了之前的錯誤並強調原住民的權利。在很多公共場所,除了懸掛澳大利亞 國旗外,還要懸掛澳洲土著人旗和托雷斯海峽群島人旗。新生的開學儀式上,照例要請一位原住民向所有新生宣告,這片土地是原住民的傳統領地,他代表所有原住 民歡迎新生的到來。 
Courtesy of Wang Junling 作者與來自美國和老撾的室友在宿舍陽台分享自製的食物。 再說,對於一個初來乍到的留學生來說,澳洲的環境是友好的。在街上 相遇的陌生人,只要有眼神接觸,一般都會互相微笑或者打個招呼。任何公開針對外國人的歧視都是被禁止的。這一點和中國很不一樣。在當代中國,雖然社會上對 外國人早就相當開放,針對外國人的歧視還會存在,有時甚至是官方主導的,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例如不少旅館被禁止接待外國人,西 藏,南疆等部分自治區往往不允許外國人自由旅行。近日,北京的街道、地鐵站張貼了一張宣傳畫,警告中國女性和外國男人戀愛是危險的,因為他們可能是間諜。 這種內容的宣傳品在澳大利亞是不可想像的。 當然,這種平等的環境也有一個「副作用」,就是對待任何人一視同 仁,沒有特殊照顧。一個國際學生就算英語再好,一般也不會受到特別的稱讚;如果你聽不懂別人的英語,對方也很少會特意把語速降下來。剛開始我對此有些不適 應,但是時間長了,卻發現這也許是最好的交流方式。有一次我在宿舍客廳看電視,一起看的有一個美國女生和一個澳大利亞女生。看的是一檔相親節目。美國女生 嘲笑那個女主角誇張的裙子看起來像鴯鶓。鴯鶓這個英文詞我不懂,美國女生就耐心地給我解釋,用的是正常的英文表達方式和語速。我很不爭氣地還是沒聽懂。於 是那個澳大利亞女生就用非常簡化的英文詞彙刻意放慢了語速跟我說:「鴯鶓是一個大鳥」(Emu is a big bird)。這招果然見效,我確實聽懂了,但是一瞬間我覺得很不舒服。我感覺到自己被輕視了,感覺自己被當作小孩子看待。如果每個澳大利亞人因為我的英語 不好就都這麼跟我說話,我得有多可悲?我寧願她們不照顧我,跟我說正常的英語,就算我聽不懂。 這件事之後,我好像想通了為什麼包裹在中國留學生周圍的那層「薄膜」這麼難以突破,因為這方面不會有「手把手教程」。要想體驗地道的本土文化,只能自己去跨越障礙,尋找突破口。 王俊嶺現就讀於澳大利亞詹姆斯庫克大學信息技術碩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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