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接受南早专访铜锣湾书店事件、连任及管治

    （梁振英。摄影：Nora Tam）
    
    问：任期还剩一年，你优先要处理的是什么？
    
    答：虽然我极希望重启政改，但我不认为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有时间，也不认为社会能够达成必要的共识，因为我没有听闻想以公民提名方式选举特首的 阵营改变想法，尽管基本法并未有此规定。我确知北京不会修改基本法，因此如果他们不改变想法，重启政改就不切实际。所以在接下来12个月，我要做的事大致 没有改变：土地开发、增加住房供应、进行环境工作、扶贫，以及应对社会老化问题。
    
    问：你喜欢的你的工作吗？会否考虑寻求连任？
    
    答：5年前，在2011年6月，我还没打定主意。 4年过去，到了2016年6月，我也还没有打定主意。现在还有很多时间。是的，尽管有一些挑战，但过去4年我每天都享受我的工作。那是很严峻的挑战。 “一国两制”不是一个普通平常的安排。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基本法的运作年资相对仍较浅，所以我们不时有新的问题和挑战，但也从中进步、从中学习，达到了一些 成就，有时也会犯错。我们借助成就发展、从错误中学习。所以简而言之：是的，我享受过去4年中的每一天，也乐于看到成果。大家未必会谈论积极的成果和每天 达致的成就，但你知道它们是确实存在的。
    
    问：那你每天所面对的攻击呢？
    
    答：这是政治的一部分。我们处在多元的社会中，人们有权对你做各种类型的民意调查，有权把你画成任何漫画。香港的诽谤法非常开明，人们不会因为攻击特首就被关进监狱。所以这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我参与这个游戏已经快30年了。
    
    问：大约4年前，在特首选举的预备阶段中，你的民望超过了唐英年，许多人认为那是北京选择你的原因。但目前根据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的调查，你的民望低于40分。
    
    答：许多文章都已经提及港大民调的可信度和其他问题。我不会加入这个讨论。诚然，民望很重要，公众的评分很重要，但我身居这个职位，并不是为了民望。有一些事情不受欢迎，但你仍必须要推行，做有利于香港长期发展的事情。
    
    问：你认为现任特首寻求连任是否更有优势？
    
    答：不只香港特首如此，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一样。连任一定有优势，因为你没有必要为第三个任期操心，而且经验也很重要。我绝不是在回应自己寻求连任之事，只是在回答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问：有什么因素会令你决定角逐连任？
    
    答: 我会在今年稍后再思考这问题。但无论我到时的决定如何，都想听听人们是否希望改变我过去4年推行的一些重大政策，如房屋、扶贫、人口老化、环境、医疗、教 育等等。我也想进行政策讨论。喜欢我的人，不喜欢我的人，我都想知道他们对我的政策有什么意见，是否喜欢我的房屋政策、人口老化政策、环境政策诸如此类。 这些讨论会更有意义。
    
    问：你会如何收集回馈意见？
    
    答：我会与香港各行各业、各阶层人士坐下交谈，并到大街小巷走走，期间常常会被截停，要求拍照和聊天。我也会在湾仔、铜锣湾和九龙的行人路举办小型论坛。明日早上（访问翌日的6月25日），我将会与约200位年轻中学生见面，而大学生将在11时来到。
    
    问:李嘉诚早前提过，特首需要了解香港、了解香港人的希望，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也认同。你怎样看待李嘉诚的意见？你觉得自己有那些特质吗？
    
    答: 当然，而且不只是人们的希望，也要了解人们的抱负和忧虑，尤其是在一个实行两个制度、或实行另一种制度的城市。
    
    

    （张德江与梁振英。摄影记者：KY Cheng）
    
    问：自从张德江来访后，你有没有收到中央表示支持你连任的其他讯息？
    
    答: 我会留待他人去解读张先生的话。张先生一直十分支持我作为本届特首，也十分支持现届政府。他的话都是在公开场合说的，我不宜作补充或解读。
    
    问：除了张德江的话，你还有没有收到来自北京的其他讯息？这是否重要？
    
    答：我一直乐于转达中央政府和中央领导人对我工作的评价。我已经这样做过。
    
    问：你会在什么时候决定是否寻求连任？
    
    答：未必会在9月那么早下决定。正如我说过，我相信上一次我等到2011年11月才作出决定。
    
    问：你对于“ABC”（即Anyone but CY的缩写，意指“谁做都比梁振英好＂）的讨论有什么看法？你觉得有没有某种势力推动这运动？他们是谁？
    
    答：政治就是这样的吧，ABC不是新鲜事。所有关于ABC的事情都并非只有一个方面，我希望你和其他人知道另一方面，就是面对那些想推动ABC的人，我也尽量保持友善。我从不会反骂。这是另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努力与年轻人维持和谐关系。
    
    问：7月1日在即，随之而来的年度七一游行将要求你下台。你怎样看待这些叫你下台的呼声？
    
    答：有些游行人士实际上在我上任前已经叫我辞职。有人甚至言之凿凿地猜测我去年夏天会辞职、12月会辞职、1月会辞职，但事实一再证明他们是错的。我不认为其他地方的政治领袖也会受到示威群众手持的标语字句所影响。
    
    问：你对本土意识和港独情绪蔓延有何看法？
    
    答：容我斗胆提出一个理论，你可能会认为是一个比较私利的角度。鉴于立法会的选举制度，香港现时采用一票、多席、比例代表制、大选区制，这四个因 素加在一起，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选举制度。候选人在一个地方选区只需要得到约一成选票，而这一成可能来自政治立场最极端的一批人，这样就可以赢得议席。如此 一来，往往会鼓励候选人采取激进立场。至于那些所谓主张港独的本土派团体是否真的认真看待香港独立议题，对此我有所怀疑。
    
    问：会不会因为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想要分享一些现行政治体系不予理会的理念？
    
    答：我不排除港独、分离主义及本土主义阵营中，有人可能感到沮丧，因为无论他们有什么主张，但《基本法》的确订明中央政府──确切来说是全国人大──对香港政制发展有话语权。部份年轻人要求以公民提名方式选举特首。
    
    

    （香港立法会。摄影记者：Dickson Lee）
    
    问：长远而言，你认为立法会选举制度有需要改革吗？
    
    答：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认为我们必须知道，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司法管辖区，改变选举制度可以是一件极富争议的事情。英国最近一直在谈论应否改变及检讨当地采用的“得票最多者当选＂制度，却一直没有作出改变。这种改变并不是朝夕间能够做到的。
    
    问：前任特首董建华提出了执政联盟的概念，并建议与立法会加强合作，又慨叹行政主导失败。你同意吗？
    
    答：我们尽其所能维持与立法会的和谐关系。只要你比较一下官员与立法会议员各自的措辞，你就知道我们是何等努力地去维持和谐，而不是搞对抗。但与 此同时，我们意识到一个趋势：部分立法会议员越来越少使用公民手段去对待政府。现在，即使我们能够施魔法，争取反对派阵营的20名议员支持──若能做到这 样，我们很可能可以赢得建制派所有43名议员的支持──但即便如此，仍有7名反对派议员会使出各种伎俩，如向政府官员和行政长官扔东西、拉布。立法会内有 7名议员拉布，对政府和整体社会来说已足以造成大乱。的确，我很乐意尽我们所能与立法会议员保持和谐的工作关系，泛民主派议员也不例外。但我认为政治现实 就是这样，有些人为了尽可能争取一成极端分子的选票，因而选择维持激进立场。
    
    问：董建华也提到，政府有需要与建制派政党分享权力。你同意吗？
    
    答：对，我们已经这么做了。但我也谨记，《基本法》赋予政府──意指行政机关──特定的权力和责任。
    
    问：一些批评者指，问题出于你的强硬作风。
    
    答：在第一条香蕉被掷出之时，我还不是特首。因此，问题不在于谁是特首。当民主党主席说，民主党的头号敌人是董建华时，董建华是时任行政长官。董 建华并不强硬，但他被民主党形容为头号敌人，所以我认为这部分是政治的本质。你可以看看我们在立法会通过的议案。没错，建立创新科技局一事延期了三年，成 立文化局的建议至今仍未落实，但除此之外，我们所有的立法议程、预算提案、以及提交立法会的动议，都得到通过。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政府，我们做到了它们 没有做到的事。我认为实际上我们做得还算不错。
    
    问：这么说，你认为这不是个人性格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答：对，这是体制问题。这与我们的组织方式有关。根据《基本法》，港府应由行政主导，但也需要立法会合作。行政机关──也就是政府，没有削弱立法会的规则和程序。政府完全没有话语权。例如要停止拉布只有一个方法，即修订立法会的规则和程序。
    
    问：一位较温和友善的特首会与立法会有更好的关系，不是吗？
    
    答：没人比董先生更友善了。
    
    

    （董建华与梁振英。摄影记者：KY Cheng）
    
    问：若行政长官身兼主要政党成员，在议会中就会得到强大稳定的支持，这样一来行政长官的日子会否比较好过？
    
    答：你是说卡梅伦吗？ （笑）
    
    问：你认为修改法律以容许行政长官有党籍，是否有其道理？
    
    答：面对脱欧和苏格兰独立等问题时，卡梅伦身为保守党党魁，是否可以领导保守党成员的投票意向？他能否领导其内阁部长的投票意向？这是政治的本质。我认为，有时我们不能太过理想化。如果香港政府太过高效、特首太过专权，我认为香港民主就会出现问题。
    
    我认为市民仍然太过缅怀殖民地时代，那时立法局议员并非由选举产生，立法局主席就是港督，议员都是他的支持者，由他亲自挑选和任命，因此不会起 哄，而乱掷物件的事件当然更加不可能在立法局议事厅发生。但我不认为这是香港人想要的政治。香港风格的民主和一些随之而来的低效率，实际上在国际社会也并 不少见。
    
    问：过去几年，香港日益受到国际关注，例如能否维持一国两制、铜锣湾书店事件、经济问题等等。你是否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答：我们与国际社会在各层面都有许多互动，香港是国际城市，我们希望维持与国际的关系。政治方面，香港一向是焦点。例如1982年中英就香港未来 进行会谈开始、直到1997年前，外界一直关注香港，有时更感到忧虑。至于铜锣湾书店事件，我们收到外国政府、其驻港代表、外国商会等方面的查询，我们都 把所知的如实相告。我认为，他们欣赏我们坦率的态度、也欣赏我们对香港事务的看法直言不讳。
    
    问：有人认为香港被用作向中国施压的工具，你是否同意？也有人认为，中国都应该为这些备受关注的问题负上全部责任。
    
    答：香港是中国城市，但并不是一般的中国城市。我们实行一国两制，因此国际社会对香港极为关注。商人和非政府组织都以香港作为通往内地的门户，驻 香港的媒体机构也借助香港进入内地，并以香港作为听取内地消息的驻地。关键在于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我们必须维持这些自由，并根据《基本法》实行高度自 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