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修例疑云重重：被迫让步、缓兵之计还是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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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月娥撤回修例几天过后，围绕其动机和意图的猜测仍不绝于耳。表面看来，港府撤回修例的确与国台办前一天“暴力夺权”，“容不得犹豫、徘徊和动摇”的定调不合拍，因此林郑月娥第二天的举动以及之前她“内部讲话”的泄漏引发了舆论界的种种猜疑，让步论、阴谋论等说法不一而足。

撤回修例究竟是港府的犹豫和动摇，还是北京以退为进的精心布局？谁都知道目前单让一步根本于事无补，港府为何还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撤回修例疑云重重，到底是当局被迫让步、缓兵之计还是最后通牒？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就这些问题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林郑月娥9月4号宣布撤回修例的确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就在前一天，中央主管部门港澳办的定调是，“围绕修改《逃犯条例》所出现的事态已经完全变质”，“在止暴制乱这个大是大非、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没有中间地带，容不得犹豫、徘徊和动摇”，“所有掌握公权力的机构都应当快速、果断地行动起来”。

而且就在同一天，习近平发表了发扬斗争精神的讲话。

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主持人：许波。

有分析认为，林郑月娥第二天就未能遵循中央精神，立刻向示威者妥协让步了。

郑宇硕教授认为，参加抗议运动的香港示威者们都没有感受到林郑月娥政府有任何让步的意思。他认为林郑月娥提出的“让步”无法起到任何作用，而且不仅是抗议人士，一般的香港民众也不接受这些所谓的“让步”。

他认为，让步必须包括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才可能让社会公众接受。他还表示，这场运动已经和“反送中”没有多大关系了，民主化和“双普选”等问题可能才是当前这场运动的重点。

具有北京背景的海外亲中媒体多维发表的一篇社评也认为，林郑月娥的表态与前一天中央精神不符，有“喧宾夺主”的味道。社评说，这次席卷全港的反修例运动之所以能够持续近三月之久，除了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长期积累使得运动得到了香港民意的普遍支持和同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要管治部门能力不足，以及商界与建制派等的骑墙与投机，而特首林郑月娥在中央与香港社会压力之间的反复摇摆更是尤其明显，无论其公开流露的感情还是私下讲话，都反映出她在一些关键决策上的犹豫与反复，软硬失当。有分析认为，这就明确点明了中央与港府意见和立场的不同，而林郑宣布撤回修例之后，北京的低调反映似乎更印证了这一点，确实是这样吗？

胡平认为，林郑月娥的表态虽然和前一天中央的表态不同调，但得到了中央的理解和支持也应该是实情。他推测，北京不表态是由于它对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没有把握，也可能反映了北京对于林郑月娥撤回修例的做法存在犹豫和考虑。此外胡平认为，林郑月娥自己对这么做会有什么效果可能也不确定。

讨论了港府被迫让步论之后，下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阴谋论了。有观察人士指出，林郑撤回修例是秉承北京的旨意，与“和理非”抗议者实现大和解，目的是让“和理非”退场，让中间派与勇武派割席，至少对示威群体来说是一个内部分化之策。

郑宇硕认为，分化的作用微乎其微，主要就是因为抗议民众看不到任何有意义的让步。他表示，抗议民众对于“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立场是很坚定的。

郑宇硕认为，林郑月娥此举一方面可能是向国际社会中一些没有充分了解香港情况的各方展现出一种缓和的姿态，另一方面可能是“先礼后兵”，为实施《紧急法》作铺垫。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分化瓦解政策也是港澳办的意思，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只要是依法以和平方式参与游行集会，只要是符合“一国两制”原则，都是法律允许的。而那些肆无忌惮挑战“一国两制”底线、冲击中央驻港机构、污损和侮辱国旗国徽、暴力袭击警察和无辜市民……的犯罪行为必须且只能依法严厉打击，没有宽容的余地。按照这个思路，林郑撤回修例是在执行北京“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的逻辑，而按照这个逻辑，这似乎是在向激进抗争者发出了最后通牒：“勇武派”危矣。

胡平认为，对于“勇武派”，港府想要打“消耗战”而非“歼灭战”。他认为港府采取强力镇压手段的可能性不大，而是可能会延续其打“消耗战”的策略，指望通过时间让暴力抗争逐渐稀少。他认为中国方面虽然重申了“止暴制乱”的立场，但并未表现出会采取格外强烈的打击的意味。 

有人说，从林郑表态的口气和态度，尤其是媒体披露她的内部讲话来看，港府是在向抗议民众做出让步，希望实现对话和社会和解。

郑宇硕认为，不能期望港府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他认为警察暴力的问题令香港民众很愤怒，只有设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才有可能打开民众的心结。他认为香港民众可能会进行“长期的不合作运动”。 

有分析认为，即便港府有让步的意思，北京是否会认可仍然是个疑问。中共政法委微信公众号“长安剑”的评论说：对于建设性的对话，中央欢迎；但对于“政治要挟”乃至“颜色革命”，中央必定追究到底、绝不手软。“留给激进分子的时间不多了。请他们掂量掂量，与14亿人为敌，自己够格吗？”

胡平认为，官方强调的信息是“止暴制乱”，力图给人一种感觉，林郑月娥给出的让步并不是向暴力屈服。另外也在发出一种警告，如果抗议者继续采取暴力手段，将会面临强硬措施。

胡平认为，北京和港府都希望通过这样的让步缓和事态，特别是促使那些“勇武”的抗争得到缓和，此后通过“消耗战”平息抗争。但胡平也表示，这种看似有效的办法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撕裂、民众与政府隔阂等问题。 

还有分析认为，在被迫让步和最后通牒之间，林郑月娥撤回修例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缓兵之计，希望尽快缓和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激烈对立情绪，确保国庆70周年的祥和气氛。

郑宇硕认为，所谓的“缓兵之计”是不实际的，再拖下去对香港的政府和工商业都是不利的。他认为70周年庆典应该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对当局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修复政府的威信。港府在未来一两年内如何保持对香港的有效管制将是当局亟需解决的问题。

有报道认为，经历过这次风波后，北京对香港社会的多元性及香港抗争的长期性会有更为深刻的认知，对一国两制下的矛盾处理也将做出更全面的考虑。请教胡先生，中共原本肯定没有想到香港抗争会影响到70年国庆，现在它有意降温，避免后修例阶段继续撕裂，亦为70周年大庆消弭噪音。

胡平认为，经过这次事件之后，北京对香港问题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认识。胡平表示，无论这场运动最后如何收场，香港“再也回不去了”。

他认为，港人和“非民选”的港府之间的矛盾以及香港和北京的矛盾和以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胡平形容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无论哪一种可能性，北京处理香港问题明显表现出前后不一致。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中共出现了明显的章法紊乱。北京和港府在处理香港抗争的立场协调的如何？林郑月娥、建制派以及香港工商界与北京真的是在一条船上吗？

郑宇硕认为，中央政府与林郑月娥最大的矛盾就是责任承担的问题，他认为尽管修例是由林郑月娥提出，但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中央政府的责任也是无法免掉的。 

有分析认为，不仅港府和建制派与北京不完全同心同德，而且中共统治集团内部在处理香港的问题上恐怕也有各种利益集团的考量，因此而出现不同声音。

胡平认为，不仅是香港问题，美中摩擦加剧、台湾问题升温等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个人有“很大关系”。此外，胡平还认为由于香港问题的复杂性，当局在处理香港问题上所显现出的“紊乱”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