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在文中写道，“六四事件迟迟未能平反，异议人士因言论遭到拘禁，国际社会对大陆的人权印象，始终停留在‘六四’年代。这种负面观感变成甩不掉的包袱，不但没有随著时间的流逝而减轻，反而越来越沉重的压在中共肩头上，成为大陆振兴中华、融入世界的障碍。”他认为，“ 31年前‘六四’所带来的创伤，在世人心中留下对大陆强烈的‘不信任感’。这也是为何‘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与大陆之间矛盾不断升高的原因。2003年所公布的《基本法》第23条迟迟难以立法；2019年《逃犯条例》修订遭港人强烈‘反送中’而撤案；今年‘人大’制订‘香港版国安法’掀起风暴，主要都是因为对北京当局的不信任。因此，我也要特别提醒，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前，中共对于‘一国两制’曾公开承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若违反承诺，大陆与香港的鸿沟将继续加深，更不被港人、甚至台湾人所信任。”

马英九说，“这些年来我不断提醒大陆当局，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台湾的核心价值，如果在这些议题上，大陆做得更积极，双方距离就可以拉近：反之，距离就会拉开。同样的，大陆落实自由、民主、人权及法治，才可望化解陆港之间的矛盾。”他续称，“没有平反的‘六四’，象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欠缺，成为部分人士‘反中’源源不断的柴火。大陆目前已有更成熟的条件走向更多元、开放的民主社会，处理‘六四事件’遗留的伤痛，可以作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我持续期盼大陆当局能秉持‘面对历史，就事论事，是非分明；面对家属，将心比心，疗伤止痛’心态，踏出勇敢的第一步。也唯有如此，才能走出‘六四’阴霾，两岸关系才能进一步提升。”马英九此后还联系这一话题对台湾的现状和蔡英文政府的记录加以评论。

江启臣则于稍早表示，“ 1989 初夏，北京天安门广场，竖起自由女神争民主。那一年，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政治改革、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中共当局在讲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时，始终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他说，“天安门事件的三十一年后，身在宝岛台湾的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视角关照六四？我认为有四个重点。”他指出，“首先，我们无法忽视历史连结。1989 年天安门的悲剧，牵动了年底柏林围墙、隔年三月台北学运的氛围，也间接形塑了我们面对的世界。我们持续谈论六四，从来不是‘纠葛过去’，更是要了解当下与未来，我们所面对的复杂世界。”

江启臣说，“我们要抚慰伤痛。三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天安门母亲’们也走入生命迟暮之年。年华逝去，但对她们而言，这些记忆与伤痛不可能消失，仍在等待一个迟到的交代。”他谈到，“我们更该展开世代对话。我们需要看见，不同世代的价值、记忆的不同。分歧的看法感受，本身也是历史结构的一部分，需要的不是互相指责，而是相互的理解。”他提出，“我们要回归价值。不论时间流逝，我们仍必须回到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相信什么价值？国民党曾在1989年的 518 公吿中阐明：‘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也是本党的奋斗方向’，并承诺将以各种方式支持这股‘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洪流’。三十一年后，国民党的立场不会改变。”他最后强调，“眼睛不会蒙上，耳朵不能摀上。面对心中真理，我们不能沉默。”

此外，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也在脸书发文说，“枪杆子也许可以出政权，但无法平天下。民族复兴是依靠人民，不是依靠军队。”朱立伦称，“国民党如今虽然在野，但从来没有忘记国父孙中山辛苦建立中华民国、追求民主自由的初衷。来到台湾以后的国民党，能对二二八事件进行道歉与赔偿；也能在30年前同样面对学生与社会声音的历史时刻，做出有别于中共当局的抉择；今天更开始思考转型正义的历程当中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与台湾社会共同前进，这是国民党与中共绝对不同之处，也是中国大陆当局未来值得思考借镜的宝贵经验。”

朱立伦提出，“六四不只是中国大陆的事，也是全球曾经并肩声援过的一页历史。轻忽六四，不只是轻忽中国大陆，更是轻忽了中华民国最重要的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他写道，“在台湾继续纪念六四，不只是为了维护台湾本身的民主自由、声援香港的法治与人权，更是为了反对暴力与战争、追求两岸四地有朝一日能够共同呼吸自由空气愿景而努力。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到来，才会是两岸心灵距离能够真正靠近的时刻，到时也才会有真正的繁荣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