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草民
    
    “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这是米兰•昆德拉的名言，也是政治难民申请者黄久远（为避免中共在海外的的迫害，受访者要求不公开姓名，以下同）的朗朗上口的话语。
    

    在曼谷，有着许多类似于黄久远一样被联合国难民署拒绝的政治难民申请者。由于仓促出逃以及证据意识不强的缘故，无法向联合国难民署提供提供有效的证据，导致政治难民申请被拒批。黄久远就是其中的一个，辗转六年以后来到曼谷，等待他一家三口的却是屡屡被拒批的命运。
    
    “现在国内年轻的一代甚至“六四”的那一代人出现了刻意回避谴责包括“六四”在内的中共暴增的倾向。”举横幅的黄久远说：“为什么要回避？因为不 肯面对。因为“六四”太无耻太凶残，人们一旦面对必然会激发起道德义愤，道德义愤会推着你站出来反抗；如果你害怕风险而不敢站出来反抗，那又势必使自己陷 入莫大的耻辱与羞愧。因此，对于那些既不肯站出来反抗又想让良心安宁的人，唯有回避，唯有在无耻凶残的“六四”面前扭过头去——眼不见，心不烦。那些不知 道“六四”的年轻人，他们的不知道也多半是假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再说，如果他们真的不知道，要想知道也是很容易的。毕竟，亲历者目击者到处都是， 有关的文字照片一类资讯也不难找到。问题是他们不想知道，而不想知道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多多少少已经知道了。就像胆小的人见到尸体扭头不看一样，他们不看是 因为他们已经看见了。”
    
    举牌的阿财告诉周围围观的曼谷游客：“面对中共的暴政，我们应当选择记忆并且反思。26年过去了，在中国，一直没有再爆发反抗暴政的大规模的民主 运动。主要原因自然是我们的恐惧记忆太深，确切地说，是人们没有对经验进行深刻而正确的反思，听任了那些肤浅而错误的观念支配我们。这就告诉我们，仅仅强 调记忆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我们需要的是正确的记忆，我们必须对经验进行深刻的正确的反思，记住应该记住的，忘记应该忘记的。”
    

    “我们的这次冒着被移民局收监的风险来到中共驻泰国的大使馆门前抗议示威，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人民，不要忘记中共对人对犯下的滔 天罪行。为什么中共强硬派有人说死二十万人，换二十年安定？无非是他们寄希望于人们肤浅而错误地总结经验从而陷于消沉悲观而已。我们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 逞。”一同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杜先生告诉记者。
    
    谈起目前的难民申请状况，黄久远无限感慨他说：“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作为专门机构的联合国难民署相对专业。对于坐飞机以游客身份到泰国然后落地 申请难民庇护的，联合国当局似乎不太认可。目前，国人只要买到机票，出过门到泰国自由行相当容易。联合国难民署倾向同情爬山过来的，对于拿护照过来的只能 郑重甄别。涉及到团体迫害（法轮功），这一类联合国难民署处理起来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这种状况目前已经日趋明显，搞民运的被批率相比之下是很低的。”他 接着说：“不过，法轮功申请者在泰国的日子也很艰难，最近被泰国移民局收监了１６个人。其中有好几个是持有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的难民证的。被收监的人如果认 罪则被送进移民监，如果不认罪将被送进大牢，我们也为这个群体的苦难呼吁。”
    
    笔者获悉，泰国政府对于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的难民证是不予承认的，主要原因是泰国至今没有签署加入1951难民公约和1967年议定书，也没有一套 难民法或行之有效的庇护程序。他们将所有生活在指定的难民营以外的难民，不分国籍，都视为非法居留。尽管如此，历史以来泰国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于被收监 的持有联合国难民证的政治难民予以保释。而最近一年以来，政策似乎发生了变化——即使持有难民证，有些难民也不能够得到保释。
    

    官方如此，泰国的民间看法呢？由于没有相似的受迫害的经历，部分泰国民众对于中国的申难者也抱有一些不理解：当地的华人都有一种印象，避难者要 “著草”﹐是否在国内犯了事，杀了人，犯了法呢？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显著发展，国际形象在泰国人特别是在泰国华人心目中的印象有了改善；而另一方面，却又 有大量的政治难民从中国涌出。如果不能向国际社会揭露真相，这种矛盾的状态在泰国人中必无法释怀。
    
    “长此以往，在申难者的心理上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反应，所谓受到歧视呀等等。而作为申难者本人在泰国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无异要打一场名誉权 官司——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生存资源，经不起任何折腾。”阿财说：“在当地没有工作，生活无依，还要国内的亲友接济。家里如果经济条件可以，由家里供应。一 部分人由于没有身份，连汇款都拿不到，那怎么办？只能与没有经济接济的人一样在这里打黑工。”
    
    事实上阿财就在以打黑工为生，每天１２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而人工却是人家的一半还少，还整天提心吊胆万一哪一天老板以担心被移民局查处为由辞退 他，如此必然断了他一家的生路。妻子靠断断续续打一些临时工贴补家用，共同抚养着一个年仅８岁的女儿。可以说，这里的难民是非常非常艰难，做乞丐的也是有 的。据笔者所知，一个浙江籍的文革冤案的申难者蔡某已经在曼谷滞留十几年，拖带着一家五口行乞。
    
    更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很多异议人士的孩子没有受教育，而且慢慢走向社会，个人情绪心理，被严重的扭曲。忧郁症在这个群体中非常普遍。
    


    
    对于曾经普遍重视人权的西方社会，杜先生则感到十分的遗憾：“一些国家对于难民的审批和安置采取了两套标准：如果能够取得中共准行的护照直接来到 抵达国，在这些国家直接申请政治避难则要容易得多。西方一些国家的飞机场，一些面向中国游客办理政治避难的律师，举着‘申请政治难民的跟我走’牌子，大量 承揽着计划生育、拆迁、司法案件上访户甚至是在逃贪官的所谓政治避难的业务，而对于这些申难者，在我们看来，西方国家几乎是来者不拒。以某个西方大国为 例，居然接收了几十万的中国政治避难者，试问，这些持有中共护照的，堂而皇之搭乘着飞机而来的避难者，除了“六四”的那一批以外，到底有几个真正判过刑、 坐过牢受过真正的政治迫害？而恰恰就是这些被轻而易举审批安置的所谓难民，在此之后的若干年中绝大部分都成为当今中共政权的海外拥戴者。相反，那些在国内 为了人权和正义真正受到迫害，衣衫褴褛爬山涉水远渡重洋，过着非人生活的申难者，却被百般挑剔经历数不清的繁琐程序，迟迟难以拥抱到梦寐以求的正义，乃至 连每月才一两千泰铢的生活补助都无法申请获得······当然难民署以及相关的机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存在某种压力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老家福建长乐的xx村，是著名的海外留守妇女、老人、孩子村。将近一千户的人家，每家的青壮年无一例外地全部离开大陆偷渡到海外去打工，其 中相当一部分利用政治避难获得x国的身份，而我作为本村唯一的一个政治犯却在这里接受遥遥无期的安置国审查。”围观举牌的人群中有人插话。
    
    是的，他们是一群不幸的人，不幸在于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大众付出了牺牲，满怀希望地投奔自由，迎来的却是窘迫、贫困、歧视和绝望。但是今天就有这样 的一群政治难民放下了自己的忧虑和绝望举牌纪念“六四”！——屠杀，会激起愤怒，但也会造成恐惧。如果愤怒大于恐惧，你会更勇猛地反抗；如果恐惧大于愤 怒，你很可能会屈服，会放弃。“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这句话说的就是，通过杀二十万人的大屠杀，制造出民众二十年有效期的强大的深刻的恐惧记忆，从而 迫使他们放弃反抗。
    
    就有这么的一群人，他们绝不忘却屠杀的记忆和对反抗的放弃！或许，他们并不指望自己能够博得他人眼球的同情，尽管他们是集权的抗争者和受伤者。二 战和冷战已经过去多年，世界范围内的人们或许真的已经忘记的强加在人类身上的苦难，忘记了恐怖的专制集权政治是世界上动荡的主要来源，也忘记了伦敦圣保罗 大教堂的教长约翰·多恩的格言：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与生灵共老／丧钟在为谁敲／我本茫然不晓／不为幽明永隔／它正为你哀悼。
    
    祈求上帝：接纳“六四”死难者的灵魂，看顾和保守那些寻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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