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光荣革命  再造共和宪政

——纪念“六四”二十六周年

王策

        在二十六年前的一九八九年，中国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这场运动提出了“反腐败”和“争民主”的两大主要诉求，表达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政治意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令人痛心的是，这场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推动社会政治转型的中国版“光荣革命”最终却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保 守派血腥镇压。无数年轻的学生市民们被枪杀、学生领袖和体制内改革派人物流亡海外、主张向学生让步、拒绝参与镇压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废黜并软禁致死。中国社会就在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指引下进入畸形发展的歧途，至今在政治上未能摆脱一党专制的桎梏，以致社会腐败溃烂，又到了一个令人从宏观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中 国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中国共和党主席王策先生在研讨会上演讲

        值此纪念“六四”二十四周年之际，回顾我们中国人民近百多年来争取民主自由的曲折历程，对照世界各国先后取得宪政成功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一些非常有益的思考与启发，从而认清我们应该走的方向。

        追溯到世界上创立现代宪政体制最早的源头，就是比中国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早了整整三百年的一六八九年英国“光荣革命”。这场革命是由力图复辟王权专制的詹 姆斯二世和代表议会民主的国会之间的矛盾而激发的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当时英国七名著名的主教被国王以“颠覆罪”起诉，反而被法庭宣判无罪后，成了人民眼中反抗专制皇权的英雄。于是他们七人向远在荷兰执政的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三世发出邀请书，请他以保护英国人民的“宗教、自由和财产”名义率军入侵英国。于 是威廉三世率领一万五千名军人，分乘500艘舰只渡过英吉利海峡，在英国海岸登陆，向伦敦推进。由于詹姆斯二世民心尽失，尽管他拥有四万名军人的庞大军队，沿途却没有进行抵抗，詹姆斯二世仓皇出逃，故威廉三世兵不血刃地完成了这场革命。

1689年2月6日，在 伦敦召开了上下两院联席会议。会议谴责了詹姆斯二世复辟专制、破坏法律的行为，宣布其自行退位。同时提出一项“权利宣言”（后经通过正式成为《权利法案》），该宣言中确保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 能建立常备军；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接受了这一宣言，被立为国王和女王来共同治理英国。

　　英国历史学家将此一发生在1688年—1689年 的政权交替事件称之为“光荣革命”。经过这次革命之后，在英国逐渐确立起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次事件之所以被称为“光荣革命”，除了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之外，最主要的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和平转型。威廉和玛丽接受了议院提出的“权利法案”，放弃作为国王原有的诸多权力，自愿成为处于“虚位”的君主，将主要的政治经济实权移交给了国会。这样一来，英国名义上还是君主制，实质上已经是共和宪政制，所以“君主立宪制”又被成为“虚君共和制”。英国的这一政治体制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君权衰落、民权兴起，皇冠纷纷落地。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建国革命都是对此政治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所以称之为“光荣革命”，当之无愧。

   君主立宪的宪政模式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在清朝末年的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运动，首先是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运动。有感于满清政治的积弱落后和日本经明治维新而成功崛起的经验，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极力鼓吹清廷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他们提出立宪法，开国会，进行君、民共治，并采行三权分立之政制。他们的建言得到光绪皇帝的采纳，于是有了“百日维新”的政治改革。“百日维新”失败后，又有慈禧太后主导的“预备立宪”、“仿行宪政”运动，一九零八年还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都在往这个方向而努力进行。这些政治改革虽然没有成功，但都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尝试。

         一九一一年爆发辛亥革命，清政府在危难之际接受了退位的要求，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颁布了《清帝逊位诏书》，宣布向临时共和政府交出政治权力与领土疆域，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移。诏书明确宣示：“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并授权“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

    现在国内的宪法学者高全喜教授认为这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清政府实际上是以和平移交政治权力的方式参与了新共和国的建设，功不可没。在此逊位诏书中清廷厘清了此后中国政府的政治体制由君主制向“共和立宪”转型，国家政治权力和全部人民与领土向“大中华民国”移交，这就从法律契约上 使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大清王朝全面合法的继承人。

    令人遗憾的是，当年新建的民国政府，出于各种原因，未能建立起健全稳固的共和宪政体制。此后发生帝制复辟、军阀混战，造成民不聊生。随着苏俄共产革命成功后，国际政治上崛起新的专制形式——“党国体制”。祸水东移，国、共两党都背离共和宪政，误入歧途，走上一党专制的新专政道路。两党相争内战，生灵涂炭， 造成国土分裂，台海两岸分治，一直延续至今。

    所幸的是，退据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蒋经国总统主政的晚期认识到世界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接受了反对党成立的既成事实，已经“光荣革命”，华丽转身，完成了由一党专制向多党制的“共和立宪”政体和平转型。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沉沦在“一党专制”的泥潭之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今天还要聚集在这里来纪念“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讨论如何才能再次推进我们中国大陆的“光荣革命”，向共和宪政转型，从而完成我们未竟的历史使命。

回到“六四”的话题。“六四”是在中国当时搞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发生的。经济改革一开放，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所以产生严重的官倒腐败现象。“六四”学生要求的就是“反官倒”，争民主。反腐败和求民主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

邓小平采取的办法是镇压民主，却放纵腐败。提出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来推动经济改革。这种短视的机会主义改革路线，造成了今天腐败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富倒是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社会却被糟蹋得更不成样子了。别的不说，光看看现在揭发出来的贪腐案列，其天文数字就令人咋舌！

    现在中国又面临着当年“六四”前的局面——腐败猖獗，民主缺如。执政当局也看到了腐败的严重性，开始反腐败了，但是走的还是毛式的老路，只是针对腐败个体的整肃，而不是从制度上反腐败。而且这种针对个体的、有选择性的反腐往往会沦为权斗的工具，其公正性和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这种反腐败，连标都不能治，更遑 论治本。打个比喻来说，你在茅坑里拍苍蝇是永远拍不完的，得把茅坑改建为抽水马桶，苍蝇自然就少了，甚至没有了。

    为今之计，要纠正邓式错误的改革路线，突破当前反腐败处于胶着状态的瓶颈，全面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要及时地将反腐败运动转化提升为宪政建设运动，这就是要进行一场当下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如何来推进中国的“光荣革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近段时间来政治学者冯胜平先生提出目前中国可以通过走“党主立宪”的道路逐渐步入民主，并三次公开上书习近平来游说他的政见，其用心良苦，热情可嘉。我觉得 “党主立宪”是一个颇具想象力的提法，对之可以有不同的演绎和诠释。如果中国共产党只是挂个“党主立宪”的招牌，行的依然是一个政党，自己来立个保证自己可以永久执政的、保护自己利益的宪法，自己来执行这个宪法，一切我来“做主”，重心放在“党主”上，那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宪政，依旧还是一党专政。如果把“党主立宪”诠释为目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时势，自行主导启动共和宪政的改革建设，本着“君主立宪”的精神，学习历史上自动转让手中绝对权力的君主， 向人民和其它政党开放让渡政治权力，共同来建立共和宪政体制，重心放在“立宪”上，那么这样的“党主立宪”就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了。

    我本人曾经在1989年回国上书，提出一个中国共产党可以继续执政三十年不变的宪政改革方案，就是倡导第二种诠释的“党主立宪”版。具体的内容我在这里就不谈了，相关的一系列文章都收在我的《中国共和宪政之路》一书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看参考。

    那么今天的中国如何来筹划启动宪政建设的“光荣革命”呢？

    我想首先，中国执政当局要对“共和宪政”体制改革设定一个三至五年，甚至十年的宏观规划，把“中国梦”确立为“宪政梦”上来，制定一个新的中国共和宪政宪法大纲，努力在一定的期限中达成之。

    在这一宏观规划的框架下，要解开中国百年来在政治上的各种纷争纠结，实现社会大和解，大团结，大和谐，群策群力，共襄盛举，从而达成中国共和宪政成功建成的大团圆结局。

    首先就是要给“六四”民主运动翻案正名，中国执政当局要为当年的血腥镇压暴行向人民道歉谢罪，取得人民的原谅。要给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恢复名誉，要抚恤“天安门母亲”等“六四”难属，要恢复因“六四”事件遭迫害人士的名誉并赔偿其损失，并邀请因“六四”及其他政治原因流亡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回国，共同参与共和宪政建设。

    释放国内包括王炳章、刘晓波及中国民主党人等等的所有政治犯、良心犯，邀请他们参与到共和宪政建设中来。

    邀请达赖喇嘛、热比娅等各边疆民族地区的精神、政治领袖回国参与共和宪政建设。

    开放香港、澳门地区行政长官的真正普选，也让当地的民主党派参与到共和宪政建设中来。

    再扩大为邀请在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返回大陆，和大陆的人民及各政党共同参与中国共和宪政的建设。

    尽快停止运动式的反腐败整肃运动，将工作重心从“反腐败”转移到“立宪政”上来。对已法办的失足贪腐官员，如能交出赃款，表示悔改的，酌情给予减刑或特赦。国家可设立“宪政建设基金会”，将已追回的赃款转入该基金会；并鼓励未被法办的贪腐官员向该基金会退赃，退赃后将不予追究其刑责。让赃款已清，悔过自新的原贪腐官员也能参加到共和宪政建设中来。

    当年大清皇帝退位时曾同民国政府订有皇室优待条例，后被一些军阀粗暴破坏。考虑到清廷在辛亥革命的变局中和平交出权力、自行退位对共和政府顺利建立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作为政府应遵守订立条约的契约精神，现新共和政府应恢复给大清皇室后人以适当的尊崇名义与待遇，并邀请他们参与到共和宪政的建设中来。

    总之，启动包括上述各种举措的中国“光荣革命”，就是正视中国近百多年的政治历史变迁事实，承继自清末以来的中国追求共和宪政的法统，理顺一切纠葛的环节，解决所有遗留的问题，抚平政治上的恩怨创伤。这里涉及大致国家宪政体制的建立，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各边疆民族地区的和谐团结与历史事件的定性评价；小致个人冤假错案的平反抚恤，以及给失足者以赎罪新生的机会，方方面面，各正其位，从而使中国这场始于百年前的追求共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由乱到治，画下圆满的句点。

    我们要正视历史，就是因为我们仍然还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所有纠结，都是历史发展的延续。不解决历史的问题，我们就不会有圆满美好的将来。解决历史问题，也就是解决今天的问题。

    中国人民自清末以来一直在探索中国社会转型的道路，但路途曲折，历尽艰辛，付出的代价充满血泪，牺牲的人何止千万。26前“六四”天安门广场的斑斑血迹我们记忆犹新，难道还要让这样的悲剧一代又一代继续演下去吗？在今天纪念“六四”26周年之际，我们中国共和党人提出推进中国“光荣革命”的倡议，就是希望唤起中国人民和中国执政当局，回顾我们的历史，正视我们的现状，展望我们的未来，认清我们应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折点，何去何从，不容我们再次错过。

    在当今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环境下，普世价值的旗帜高扬，民主、自由、公正、人权是人心所向，中国人民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不愿再做专制制度下的猥琐臣民。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岂能再乖乖地容忍一个比人家三百年前还落后的国家政治制度？事到如今，确立中国共和宪政的“光荣革命”势在必行，当下正是中国执政当局启动这场革命的最好时机。就算当政者不去主动发动，体制内识时务的俊杰和民间的民主力量也会去努力推动。不管是谁，一旦打出这样的旗号，必得万民之拥戴，何愁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历史上已有诸多先例可鉴。谁能顺天应人，守正出奇，率先启动，谁就是历史的胜利者。正所谓“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机会就在眼前，开天劈地的光荣伟业正待非常之人去创造，何去何从，值得各方明察决断。

    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依然坚持“六四”民主运动提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在这场革命中没有人会失去什么。不再流血，不再流泪。没有清算，没有复仇。只有宽容，只有和解。在这场革命中不但人民得到自由与民主，获得做人的尊严，执政者也得以华丽转身，名标青史。这场革命将是一场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盛 宴，每个人都可以盛装出席。

    如果把中国人民自清末以来对共和宪政追求的漫长历程看作是一场百年马拉松的话，那么这场圆我“宪政梦”的“光荣革命”大团圆盛宴，就是她将要到达的终点。让我们高举这百年马拉松长跑的火炬，点燃这盛宴的蜡烛，迎来她辉煌的开席！

                （在德国斯图加特 “六四”26周年纪念研讨会上的讲话）



                                                          斯图加特 六四26周年纪念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