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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捕后，一直关在部队的看守所，除了几个军人待审判的犯人外，整个看守所空空荡荡，基本没有几个犯人。突然有一天，把我从南京军区政治部西善桥看守所转入南京市公安局茶亭看守所。
记得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我被送进市局看守所的五号监室，我进门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留着络腮胡子的人出门，和我打了一个照面，他是拎着自己行李被调往另外一个监房的，随着身后哐当一声铁门被关上，房间里面其他的犯人告诉我，出去的这个人名字叫杨同彦（杨天水）。
因为同一个监房不能关押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所以，我进这个号房，老杨就必须要调走，看守所对我们执行的是分开关押。但那个时候，市局关押的政治犯太多了，根本就做不到政治犯全部分开关押，所以过了几天，天水的同案犯詹跃维就调入我所在的五号监室，他给我看了他们的起诉书，我才了解到他们这个案子的所有案情。
随后是我们各自开庭被宣判，我们都是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被定罪，都以主犯被量刑，分别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再次见面就是一九九一年的冬季了。我被送到江苏龙潭监狱的时候，天水已经在这里服刑了好几个月了。那个时候，江苏省决定，把全省的政治犯的主犯，全部集中关押到这里。所以陆陆续续有全省各地的政治犯被不断的押入。
我到了龙潭监狱下车间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天水，我们被关押在同一个中队。当时我们只能以目光交汇，因为我是新犯人，是要上紧箍咒的，所以监狱里面看管我的人盯的特别紧。没有机会说话。
随着漫长的刑期开始，我们逐步有了接触的机会。尤其是周末，犯人们大都喜欢去看电视录像，我和天水就会站在我们监房的走廊上，隔着铁栏杆，眺望着蓝天，经常畅谈理想。无聊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背诵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我们经常互相鼓励，互相交流着我们在这个恶劣环境中，如何健康的活下去。
监狱的生活是非常残酷的，有一次我实在吃不下去那个馊霉的米饭，倒掉的时候，被犯人揭发了，大会小会批我。记得那天晚上，天水端着一碗烂糊面过来，深情的对我说：建民，为了将来一起战斗，保重身体，好好活下来，是我们现在的任务。他坚持看着我吃完了所有的面条，笑吟吟的把碗拿去洗了，回身时，偷偷的对我做了个V的手势。
这碗面条，我一直回味了几十年！
我比天水提前两年恢复了自由。但是我不被允许留在南京。我记得有一天，我回南京去看父母，南京的朋友告诉我，天水也回来了，我立即要求安排我们见上一面。
第二天，天水来了，在自由的蓝天下，天水的笑容显得是那么的和善和率真，两位饱经煎熬的战友，终于有了一个久别的拥抱。
很快我就知道，天水在继续从事的民主活动中，已经和我一样，经常被盯梢和威胁。
大约在SARS事件爆发后那段时间，我记得当时我们都戴着口罩，我和天水又一次在南京秘密会面。那次天水已经意识到他有可能再次入狱，他意志坚定的告诉我：建民，我已经无牵无挂，老婆孩子都已离去，我随时准备做中国的曼德拉。我听了后心头一沉，我马上劝诫天水：你糊涂啊同彦，不能做无畏的牺牲，不能把我们再次送进牢里，你想做曼德拉，不错，但是中国不缺曼德拉，中国缺的是德克勒克。你以为中共和南非白人政府一样吗？如果没有德克勒克，就没有曼德拉。
其实天水心里都明白，他当然知道中共是什么，中共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中共哪有什么道义底限？在中国，我们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位民主斗士，因为长期服刑，让中共感到过一丝一毫道义上或者良心上愧疚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最不怕的就是民主斗士都去坐他们的大牢。
但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天水还是再次入狱了，这一次是煽颠罪，被判刑十二年。
他的身边已经没有任何亲人。除了他年迈的一个在老家的四姐和狱方有联系外，很长时间，他的服刑情况无人知晓。我知道，我们都经历过那种长期无人关注的一种习惯，我们只是选择默默地服刑，度过那些坚守的日子，只是这一次，对天水来说，太漫长，太漫长。
漫长到眼看只有几个月服刑将满，天水却被中共折磨的奄奄一息了。听说狱方帮助他办理了保外就医，住进了上海的华山医院。我甚为关切，当年的战友们在南京一起送别了天水，希望他此次去上海治病，能度过难关。
非常难过的是，今天听到了他已经逝去的消息。天水他再也不能和我一起战斗了。
短短一年，先后有彭明，刘晓波，杨天水被中共折磨死于狱中。
中共这样一个令人发指的暴政，人民无论多少苦难都不会让他们有一丝的震颤。够了，我们的血流的够多了，除了血债要用血来偿之外，还能有其他的方法吗？
很多人会反问我，什么时候让中共偿还血债？我想问我这个话的人，也问问自己，你打算怎么样去做？我希望找到和我有共同愿望的人和我一起去做，因为说再多愤怒的话都是空话，干掉他们几个才是实话。
吴建民
2017/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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