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下的中国绝路（网络图片）
    
    我流亡尼泊尔已近三个月，感觉健康状况越来越好。首先是听力有极大改善，听音乐时居然能够分辨出许多乐器。其次睡眼状况更好，每天只睡六个钟头就醒了。
    
    这里的食材虽然看起来又廋又小，似乎发育不良，但都是天然绿色食品，我每天主要吃炸面圈、煮鸡蛋、白萝卜，喝牛奶咖啡，我都是捡最便宜的买，但是吃的津津有味，感觉好极了。
    
    尼泊尔的医院也非常的棒。牙医收费只要国内的七分之一左右，补一颗牙只要大约20元人民币，而且是一个医生初诊，一个医生治疗。即使洗牙，也是这个程序，不像在中国，往往是实习医生甚至实习护士给您洗牙，弄的您满嘴是血和污水。而尼泊尔一般是先看病，后付钱。就连住旅馆也是您自己随便登记一下，也没有检查您的护照，就可以住个十天半个月的，更没有押金的概念。也没有人看门，那种对所有人的信任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毫不担心您不付钱就悄悄溜走。
    
    不幸的是，这个月我却听到来自国内三条噩耗。先是我父亲突然瘫痪；接着是我的亲戚、13岁方依婷突然被查出罹患白血病，高昂的医疗费用使几个家庭都面临破产；然后是我母亲今天也突然中风。
    
    我的祖父母分别健康地活到85岁、95岁，而我父亲现在只有76岁，几年前就轻微中风行走不便；我外祖父母也是长寿，而我母亲今年也才78岁；而13岁的侄女的家人，从来没有恶性病史。
    
    那么谁是罪魁祸首？
    
    这么密集的绝症突然爆发，表面上看，应该是环境污染，虽然不像长江黄河珠江那样为人所知，也没有华北地区严重，但也相当可怕。
    
    蚌埠西郊的丰源集团、中粮集团的巨型柠檬酸厂，跟全中国的化工厂一样疯狂地直接排污。二十多年来，他们一直使用数十条大型排污管，强行把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注入地下，已将附近方圆几十里的地下水严重污染。
    
    尤其是两集团所在的八里桥村，早在十几年前就有近百村民，五十岁左右就罹患肝癌死去，我曾经看过村民提供给我的许多惨不忍睹的病患照片。村民几十年来一直上访，但只是得到残酷的打击报复而已。
    
    我的三位安徽蚌埠12中的同班同学，也是50岁左右就罹患病症死去。
    
    中国从来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所以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因为环境污染而患病乃至患绝症，更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悲惨死去或正受煎熬。
    
    但是这个月，三位亲人的遭遇使我猛然惊醒：中国污染已到可怕程度！大部分中国人，要么已经罹患癌症，要么就是走在患癌症的道路上！当局正在疯狂地癌我中华，癌我中国！而这个最大的癌细胞便是中共当局！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这个可怕的制度！极权愚民制度使官员和民众都愚昧而贪婪，大家都像老鼠一样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而几乎没有人关心公共利益。
    
    因为关心公共利益的少数精英，又受到愚昧而残酷的当局打击，要么像杨天水李旺阳刘晓波一样被折磨致死，要么如秦永敏陈西刘贤斌被残酷囚禁20余年。
    
    民族精英不断遭到打击的必然后果，就是民族苦难。所以悲催的中国人，总是必然地面临一场接一场浩劫，无休无止！正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共产党丧心病狂地残杀虐死了几百万会种地的地主富农，没过几年就有四千万农民像牲口棚里的牲口一样被民兵控制在村里活活饿毙！
    
    以前我认为，改革开放虽然带来了严重的污染，把数亿农民工当牲口奴役，但是结束了毛泽东时代与世隔绝、彻底疯狂愚昧野蛮的状况，还是有进步意义的。这个月我猛然意识到，正是在中国人经济状况逐步改善的同时，中国人赖以生存几千年的肥沃的土地，地球上最大的天然粮仓，已经面临被彻底摧毁的命运，而且很可能已经无法逆转！
    
    全世界最污染环境的产业，几乎都转移到了中国。愚昧、贪婪而狠毒的商人，与同样愚昧、贪婪而凶恶的官员勾结起来，分享了利润，却残忍地摧毁了中国。权贵们的家人早已移民欧美，哪里会考虑中国沉沦！
    
    以前每次我去中国的医院看病，总是感到医院可能是中国最繁荣的产业，党国头目更清楚中国经济已经百业萧条，唯有医疗产业一枝独秀，所以号召做大做强医疗产业。岂不知这正是中国人、中华民族病入膏肓的明显迹象！
    
    中国已患绝症，正走在一条沉沦之路、不归之路上！
    
    更令我痛苦的是，父母亲人被环境污染导致如此重病，我不仅无能为力施救，甚至回国探望我都踌躇再三。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当局什么时候会再找借口把我关押起来。我已经被他们关押过几十次，半个月以上的关押就有十次，两年以上的关押就有五次，累计失去自由长达16年。最要命的是，他们给我罗织的罪名五花八门，三十年来没有一个中国人曾经被指控过如此之多的罪名，而且几乎都是冤假错案，请看：
    
    扰乱公共秩序罪；2、扰乱交通秩序罪；3、反革命宣传煽动罪；4、反革命破坏罪；5、阴谋组织反革命集团罪；6、流氓行为（劳教三年的借口）；7、偷越国边境行为（我从美国偷渡进入中国后又被劳教三年的借口）；8、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9、煽动分裂国家罪；10、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所以自从1986年我开始专门投身于推进中国向现代民主转型的事业中以来，在中国的每一天，都是在被当局的监控、监禁和随时被抓捕的恐惧中战战兢兢，又时时需要鼓足勇气挑战极权中度过的。
    
    2017－12－26于博克拉，尼泊尔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