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过共产党的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呢?有,但实属罕见,那就是八十年代未叶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在2008年的一次讨论会上陈述过下面的观点：

自上而下的改革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是稀罕的东西。因为上层的改革愿望、改革动力,只在稀少的时刻存在。60年来,即从1949年到今天,统治阶层中的大部分人有改革愿望,我只在1978年看到过,只此一回。

1978年改革的原因是什么?不改革就亡党。亡党亡国常常放在一起说,但是我不认为会有亡国的事情。殖民时代划上句号了,不再可能有亡国灭种的事情。面临的就是亡党,因为执政党把国家搞的那么糟糕,那么多人吃不上饭了。如果亡党怎么样呢?统治阶层将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当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有了改革。那么,他们一定享有一个共识了,哪里来的?毛泽东造就的。毛泽东自1956年开始一意孤行,背离了他的全体同僚。除了马屁精和野心家没有人从内心支持他的主张。在毛泽东离世前,他已经将党内95%以上的人造就成他自己的潜在的反对派。他走了,元老们开始共商一件大事,告别毛泽东的路线。在历史上我找不到第二个大独裁者死后,下属们空前团结,这是非常稀有的局面,元老们同心协力,同心同德:掉头。

改革不是什么高深的共识。就是要回到1956年,甚至更早。包产到户,明清就是这么干的,秦汉就是这么干的,城市搞民营经济,以前就有,只是规模不同而已。这不是大的革新,是什么?是保守主义,是回头有路可寻的,前人就是这么走的,只是毛泽东的乌托邦在跟常识决裂。尽管拥有共识,以后的改革过程中,还屡屡发生分歧,“秘书长”(按:赵紫阳语:我这个总书记就是秘书长)要不断换马。现在这样的稀有的时刻过去了,统治阶层再不会享有这么多认同了,我们有什么理由期盼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桩可持续的事情呢?(载于“不是三十年,是几个时段;不是开放,是半开放”,郑也夫著《半开放社会》)

三、胜算来自两股力量的良性互动

台湾一党专政的结束,毫无疑问是与蒋经国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但台湾本土人士断然否认一个人改变历史的观点,他们说:没有台湾民主派多年的打拼,不是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多元的局面,蒋经国不可能做出那样的选择。我接受互动的说法。

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恶性循环是双方造就的。我们觉得统治者的责任更大,但他的任性是因为我们一直逆来顺受,我们惯坏了他。走出恶性循环,大概要由我们这些弱势者启动。得势者为什么要主动让权,改变现状呢?没有外部的压力,没有强烈的开报禁、开党禁的要求,执政党的党魁想这么做,都没法向同僚交代—同侪们会觉得老大有病了。更不要说,没有外因,连这样的认识和想法都不会进入他的头脑。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不施加压力,我们就不该、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

另一方面,和平地终结专制的历史,一定依赖于共产党的一位明智的领袖。不然就难有非暴力的转型。很难说如此良性互动能有多高的概率。但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其领导集团比外部人士更清楚:这个党已经积重难返。更因为这是双赢。体面地退出是它最好的结局。岂止双嬴,还是三赢。我从来以为,政治家的必备素质是野心。名垂青史,足以满足一位政治家的野心对中国人民,对这个党,对这个党的当家人,这是最好的出路,没有更好的了。

只是作为党魁,带领该党走上这条道路实为不易。吊诡的是,难处不在于党外有反对派,恰怡在于没有反对派的存在。而没有反对派又是它自己造成的。没有打压不下去的反对派,他几乎就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的理由。

这也正是笔者捅破这层窗纸的道理所在。让我们互动起来,力争踏上这唯一的、白驹过隙般稀罕的双赢之路。

四、言者无罪,智者有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写着:“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本文的主旨分明与之不符。那么写作本文有罪吗?没有。因为这是言论,不是行动它属于思想的范畴,一个文明的国家是没有思想犯的。

2018年召开的十三届人大刚好给出了一个示范。此前,宪法中规定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大会前有了取消任期制的动议。提出修改宪法中的主席任期制的建议有罪吗?没有。我是拥护任期制的。但以为,提岀修改宪法的任何建议都是无罪的。法律的特征是,在既定的时空下,它是定于一尊、不可违背的;在历史的过程中,它又是与时俱进,不断修订的。修订的前提是,对法律可以议论,乃至非议。但公民对某一条款的不认同,止于言论,不可以诉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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