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体制改革为何不曾发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未叶,中国有过一场改革。其主要内容是:重回包产到户,开放民营经济,允准农民进城打工。九十年代初叶,看到这场改革有搁浅的可能,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推动。这一变革被称为经济体制改革。而与之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及其之后的领导者们都屡屡说及。他们甚至说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过后的历史反证了这一论断。正是因为中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远未达到世人的期待,演至今日更有倒退之虞。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始终停留在口头,一步也没有迈出。道理其实浅显,遗憾的是似乎从未被道破。

政治体制改革在上述领导人的言论中包括以下内容：

一、党政分离与政企分离;二,下放权力,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三,完善法制;四,开启社会政治协商。

为什么要提出政改,因为执政党首认识到:法制缺乏,权力滥用,社会经济生活就不可能走上正轨。但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最终没有实施?因为直觉还告诉党首:政改的每一项內容都在削弱他的政党。一,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意味着党的权力旁落,党将失去对国家行政与社会经济的操控。二,法制的健全,一方面会保证公民在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等诸多方面的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将限制执政党的行动范围,社会将不像过去那样被统治集团完全掌控。三,真正的政治协商旦开启,执政党的主张在争论中有落入下风的可能。为避免这样的局面,他们最终打造出自己说了算的、徒具形式的政治协商。四,在与党内党外对手的博弈中,决策者日益坚定地认为:要抑制和应对社会多样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趋势,统治集团内部也不能民主,必须权力集中。

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之后,执政党的大多数方针政策都很难说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是前面有项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的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我以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

在其执政的70年历史中,这个党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而演化到今日,其权力的结构和生态决定了它已经不能为中国社会输送优秀的各级领导者,它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制。它的性质已经彻底蜕变早已不是一个信仰的团体,加入它是为了做官,捍卫它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保江山的态度败坏了当事者的心灵:对不同政见的仇视与日俱增,对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摆脱心灵桎梏的途径是谋求将党消融在大社会中。

要让这个统治中国社会70年的政党亲手结束一党专政,要有一段不短的过渡期。过渡期只能由共产党来看守社会秩序。在这个期间发育出其他政治力量,准备开展伟大的政治协商。每个思想和政治派别大可有自己的主张,但中国未来的蓝图和路线,只能产生于众多政治团体的协商。我们不是有“政协”吗?世间很难找到如此虚伪、做作、空洞无聊、自欺欺人、靡费纳税人钱财的勾当。我不知称呼它为什么好。如果有胆量有信心,要么撤销这个政协,搞实实在在的一党专政;要么给不同政治派别一个对话的平台,搞真正的政治协商。

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动荡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转型,符合共产党的利益,因为那是唯一的体面退出的路径。

综上所述,期待社会的緊荣和忧心该党的政治命运,导致他们三十余年来一直出演着现代版的叶公好龙,在经济和思想领域呈现出左右摇摆的拉锯态势。但近几年来此前的拉锯已经停摆于左端,因为党首意识到民营经济和思想自由化与党的生死存亡的终极而又切近的关系。与权力寡头日趋定型的作为相对照,是社会上丝毫不衰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幸,后者是弱智的体现,这弱智是专制之下众人丧失胆识的结果,也是因为少数智者因种种原因不去捅破窗纸。陈子明道:和共产党一同推动中国民主。周舵主张:党主宪政。民主和宪政实现之时,共产党位置何在?时至今日,还是说穿了好。你不可能骗他们上路,也不可以任由那些说不清最终目标的政改呼声去麻木众生的心智。

二、党与人民罕见的共同利益

代表”理论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幸,在其执政的大多数时间中,其方针政策不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财产权是利益的最大体现。在农村,经土改、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这一环环相扣的设计,土地从私有变为国有。在城市,经公私合营运动,民营经济荡然无存。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效益证明,上述两项革命严重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抑制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不然为何要改革呢?那么改革以后的方针就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了吗?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政府做了什么呢?地皮财政。它将地皮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这是中国房价过高、无数公民成为房奴的第一成因。说国富民穷的政策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太霸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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