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四：飞虎队、医院的尸臭味和检举揭发

2019-04-19

1989年5月18日，以个体户为主的北京民众组成摩托车队声援绝食学生。北京戒严后，摩托车队称为飞虎队，四处传播军队进城消息，呼吁民众前往拦阻。其成员很多在六四后被判重刑。（ 吴仁华@wurenhua/AF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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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天，一位名叫王丽玲的女商人，出差来到北京，正赶上如火如荼的八九民运和接下来的六四屠杀。现在旅居英国的王丽玲向本台记者申铧讲述了她参加北京市民摩托车飞虎队、六月三号晚上以及后来到医院数尸体等令人难忘的经历。

摩托车飞虎队最早被抓

记者：八九民运期间，北京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市民组成的摩托车飞虎队。您是飞虎队的队员，是吗？

王丽玲：这个要解释一下。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成立过任何什么队伍。飞虎队是老百姓的一种称谓。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晚饭后，骑着摩托车到广场上来遛弯儿，跟你步行遛弯儿一个意思。后来好多人就形成习惯了，晚饭后都开着摩托车过来，然后觉得不过瘾，尤其是北京市政府出动直升飞机撒传单之后，那个声势很大，结果也不知谁想起来的，也轰摩托车以示对抗。结果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摩托车流，是自发的。

记者：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辆这样的摩托车聚在一起呢？

王丽玲：我感觉百八十辆吧，最多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头头走在前面，当时都是谁的摩托车排气量大谁威风，谁就走前边儿。

记者：当时也就是说大家造成一种气势来支持学生、支持运动，是吗？

王丽玲：对，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后来就发展到，我听说啊，有些人就帮助学生传递一下消息啊，尤其是部队的动向啊，有这个功能。我估计他们把它给灭了，也就是因为发现有这个功能在里头。

王丽玲在1989年摄于北京街头。（王丽玲提供）

记者：后来听说六四之后很多飞虎队的成员都被判重刑，是吗？

王丽玲：对，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对飞虎队的）镇压，是在六四之前，提前两三天，我有这个印象，就把它给毁了。

记者：“毁了”您的意思是什么？

王丽玲：把人全部抓了嘛。那天晚上我们也是侥幸，中间有点儿什么事儿，我们离开队伍，开着摩托车走了。结果其他人都去了首钢，当时他们想要首钢罢工嘛，所以就全部开到里头，结果一进去就全都给抓了。实际上他们是最早被抓的。

记者：您知道他们后来的下落吗？

王丽玲：在报上登过嘛，有被判刑的，被判重刑的。

开枪了，运伤员、数尸体，还有失去丈夫的妇女

记者：六月三号您是什么时候得知解放军开枪了呢？

戒严部队进城后的北京街头。（王丽玲提供）

王丽玲：是六月三号晚上大概不到十点钟。第一阵枪声是木樨地那边的（传来的）。因为当时我住在西单，那个地方离长安街、西单口特别近，当时我朋友还以为是放鞭炮，后来我们从家里跑出来在街上就听得很清楚，而且还隐隐约约听到唱国际歌的声音。那个是永远忘不了的。

记者：那接着你们看到了什么呢？

王丽玲：接着我们就一晚上都在那儿忙啊。看到部队冲过来。第一批部队过来都是在车里，开枪是乱开，的确也有一些是往天上打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子弹的流光。也有朝人群打的。这个时候就看到有人死了，中弹了。我呢，是和几个人一起帮着把（中弹的）人往板车，就是运货的三轮车上抬。我们主要是送了两个医院，一个是邮电医院，还有二龙路医院。我们把那天晚上所有的伤员都送到这两个医院去了。

记者：您在医院看到多少具尸体？

王丽玲：有一个医院是50多个，有一个医院是26个。

记者：这是您自己亲自数的？

王丽玲：我自己数的。我自己不是也受伤了嘛，我到医院治疗，而且那医院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那个时候（医院门口）也没有人把守。

记者：我记得您说过看到一位妇女来找她丈夫是吧？

王丽玲摄于1989年六四后西单一家商店被子弹打穿的窗前。（王丽玲提供） Photo: RFA

王丽玲：对。当时医院做得挺不错的。他们搞了一个简单的（死者的）册子，那个册子上肯定是没有名子，他们就拍了一些照片，有的没照片的就写上死者的特征，大概年龄多少，有没有胡子。因为夏天大家穿的都很少嘛，一般就是一个背心，尤其是有的受伤了以后衣服都没了，所以主要是生理特征。专门有一个医生坐在门口拿着这个册子等着来认人的。当时遗体已经开始腐烂了。那两天特别热，那个味儿很大，整个胡同都是味儿。那个妇女是个地道的北京人，一进来嗓门儿挺大。我说您找谁啊？她说“找我丈夫啊！大晚上的洗完澡还穿着拖鞋，说到外边儿蹓弯儿乘凉去，去去人就没回来。”所以她到处找人就刚好找到这儿了。她就说起她老公的特征。结果看到医生拿着的册子上的照片，她就忽悠悠地晕倒下去了。我也估计那个是她丈夫，因为我不是进去看遗体的时候，我也有点儿经验了。一般没鞋的，穿的少的，什么大裤衩的，肯定都是本地的；穿着毛衣啊，穿着长裤、皮鞋的，那就是外地的，所以说，如果那天晚上是北京市民（和学生受到镇压）的话，我还不同意，应该说就是群众，学生和群众，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吧，医院（里有）好多都不知道是哪儿的人。

记者：那是在哪个医院？

王丽玲：这个是在邮电医院。

记者：我记得您还说过医院给那些受伤的人士起假名，为了保护他们，是吧？

王丽玲：对。那天晚上我不是摔了一跤嘛，玻璃碴子在膝盖里感染，就去医院看。去看的时候呢，我刚一进那个医院，当时都说是部队要戒严了，结果还没有来，所以我刚一进去，有个护士接待我，她说，“哎，谁看病”，我说“我”。她马上就撕一张单子给我，她说“去，到那边儿治疗室去看”。我一看单子上面写的是什么“张艺珍”啊什么的，反正不是我的名字。我就说您还没问我名字呢，这是谁的名字？护士说“你怎么回事儿？不怕他们秋后算帐啊？你还想用你真的名字啊？”这时我才知道就连医务工作者为了保护我们，想的特别周到。

六四后，恐怖的检举揭发

记者：那后来，六四之后，您是不是要逃离北京？

王丽玲：六四之后那些日子就很难熬了。因为到处戒严，部队就在大街上站着，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另外，人们开始检举揭发了。我认识一个小孩，他的小名就叫王石头，十四岁吧，他就捡到了一个（戒严部队的）钢盔，后来被他父母动员，把它交出去就没事儿了，因为都这么说的，你只要是主动交待就没事儿。结果交了以后，登记完了回家，第二天就（被）带走了。我认识这孩子的时候他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和我的朋友关一个号子。他就恨他父母。你说说看，他就恨错对象了。可是北京当时就是那个情况，要么你主动去坦白，要不就是人揭发你。后来我的一朋友也是被人揭发，说是他烧了坦克。

王丽玲在1989年的北京。（王丽玲提供） Photo: RFA

记者：你们到底有没有烧坦克呢？

王丽玲：没有。但是扔（汽油）瓶子是有，看别人烧（坦克）是有的。我们都没有武器，后来就有人用北冰洋汽水瓶，把瓶子收集起来，我做过这个事儿，把瓶子收集一下，从公共汽车往外弄汽油，弄些破布条子，塞进去，那个点不好还会把自己给烧着。我们就点这种汽油瓶往外扔。其实对坦克来说一点用都没有。